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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自有颜如玉
很多人都喜欢宋朝,比如金庸先生。
喜欢宋朝,不仅仅喜欢它的不杀文人,还应该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是个普通人可以通过科举“高考”让自己“朝为牧田郎,暮登天子堂”拥妓纳妾,声色歌舞的朝代。
在它之前,五代乱世之中,武人耀武扬威;更之前的唐朝,重视门第,参政议政须得是门阀贵族。只有到了宋朝,文人的身份地位才得以空前高升。宋朝皇帝打压武士,推崇文人治政,更是舍得在士大夫文人身上花费银子(这一点,文章的后面再谈),让文人一边上朝议政一边拥妓纳妾、声色犬马地过着“幸福的生活”
或许,在温柔乡里沉浸得太惬意了,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们遂不思进取,忘记了廓清天下、收拾山河的责任。
这一点,罗大经在鹤林玉露说:“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
说的是柳三变的望海潮。因为柳永在词里描写了富裕繁华的江南,而引起金人完颜亮对宋朝的觊觎。“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当然,把国家的兴旺归结于一首诗词,这未免也太荒唐了一些。
但是,他说的“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醉生梦死,也却是不争事实。
相传为北宋汪洙所作的神童诗,开头几句这样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衣,皆是读书人。”的确如此,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庶族地主阶级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在这批人之中,固然出现了像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寇准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文人相臣,但更多的是醉生梦死之辈。
以宋庠宋祁兄弟的事迹为例。据说,宋氏兄弟“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庠)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祁)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王得臣尘史)这是一段把祖传的宝剑剑鞘上的裹银拿去换酒过节的故事。这时候他们的这种贫困不能移的执着和洒脱,着实让人感动。
可是,一旦荣登天子堂,有了功名后,他们又如何呢?来看看钱世昭钱氏私志中的记载:“宋庠居政府,上元节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煮饭是为甚底?’”
一语道破,原来一俟功成名就,自然首要满足的是口腹声色之欲,而当年的苦读当年的吃齑饭(一种煮的很烂的菜粥),也为的是这个。不过,这话也着实是实在的很。
又是一则小宋的故事:“宋子京(祁)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东轩笔录)“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同上)
每读到上面的这些小故事,总给人一种荒唐的感觉。这修史写书,竟然要美人簇拥方可。不过这个小宋也算是个怜香惜玉之人,他为了不让十余个“内宠”(婢妾)对自己产生厚此薄彼之感,竟然不穿她们给自己拿来的“半臂”(马甲)而忍受着寒冷。
这种“红袖添香夜读书”却一致得到当时文人们的称赞认同,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就是苏轼,不也是纳了几房小妾么。那著名的王朝云,被苏轼从妓院里领回家的时候,也不过是个13岁的小女孩,年龄比他的长子苏迈还小好在苏轼如现在人们所赞誉的,是个风流不下流的大才子。
还是宋祁,他曾在那首有名的玉楼春的词中这样写道:“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种“浮生长恨欢娱少”的末世之叹,并非宋祁一人的心态,而是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病结。如时任宰相的晏殊在他的词里写道:“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萧娘敛尽双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惋惜时光,年华飞逝,追求享受现实的现象,其实是与当时宋王朝的国运相对应的。虽然在宋朝的早期和中期,也曾出现了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这样关心民生的士子文人,但是整个社会都蔓延着这种来日无多的悲观情绪。而宋朝廷的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又刻意制造出一种安逸奢侈,享乐成风的社会氛围。而文人也不例外,而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其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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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自有颜如玉
很多人都喜欢宋朝,比如金庸先生。
喜欢宋朝,不仅仅喜欢它的不杀文人,还应该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是个普通人可以通过科举“高考”让自己“朝为牧田郎,暮登天子堂”拥妓纳妾,声色歌舞的朝代。
在它之前,五代乱世之中,武人耀武扬威;更之前的唐朝,重视门第,参政议政须得是门阀贵族。只有到了宋朝,文人的身份地位才得以空前高升。宋朝皇帝打压武士,推崇文人治政,更是舍得在士大夫文人身上花费银子(这一点,文章的后面再谈),让文人一边上朝议政一边拥妓纳妾、声色犬马地过着“幸福的生活”
或许,在温柔乡里沉浸得太惬意了,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们遂不思进取,忘记了廓清天下、收拾山河的责任。
这一点,罗大经在鹤林玉露说:“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
说的是柳三变的望海潮。因为柳永在词里描写了富裕繁华的江南,而引起金人完颜亮对宋朝的觊觎。“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当然,把国家的兴旺归结于一首诗词,这未免也太荒唐了一些。
但是,他说的“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醉生梦死,也却是不争事实。
相传为北宋汪洙所作的神童诗,开头几句这样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衣,皆是读书人。”的确如此,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庶族地主阶级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在这批人之中,固然出现了像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寇准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文人相臣,但更多的是醉生梦死之辈。
以宋庠宋祁兄弟的事迹为例。据说,宋氏兄弟“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庠)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祁)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王得臣尘史)这是一段把祖传的宝剑剑鞘上的裹银拿去换酒过节的故事。这时候他们的这种贫困不能移的执着和洒脱,着实让人感动。
可是,一旦荣登天子堂,有了功名后,他们又如何呢?来看看钱世昭钱氏私志中的记载:“宋庠居政府,上元节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煮饭是为甚底?’”
一语道破,原来一俟功成名就,自然首要满足的是口腹声色之欲,而当年的苦读当年的吃齑饭(一种煮的很烂的菜粥),也为的是这个。不过,这话也着实是实在的很。
又是一则小宋的故事:“宋子京(祁)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东轩笔录)“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同上)
每读到上面的这些小故事,总给人一种荒唐的感觉。这修史写书,竟然要美人簇拥方可。不过这个小宋也算是个怜香惜玉之人,他为了不让十余个“内宠”(婢妾)对自己产生厚此薄彼之感,竟然不穿她们给自己拿来的“半臂”(马甲)而忍受着寒冷。
这种“红袖添香夜读书”却一致得到当时文人们的称赞认同,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就是苏轼,不也是纳了几房小妾么。那著名的王朝云,被苏轼从妓院里领回家的时候,也不过是个13岁的小女孩,年龄比他的长子苏迈还小好在苏轼如现在人们所赞誉的,是个风流不下流的大才子。
还是宋祁,他曾在那首有名的玉楼春的词中这样写道:“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种“浮生长恨欢娱少”的末世之叹,并非宋祁一人的心态,而是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病结。如时任宰相的晏殊在他的词里写道:“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萧娘敛尽双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惋惜时光,年华飞逝,追求享受现实的现象,其实是与当时宋王朝的国运相对应的。虽然在宋朝的早期和中期,也曾出现了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这样关心民生的士子文人,但是整个社会都蔓延着这种来日无多的悲观情绪。而宋朝廷的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又刻意制造出一种安逸奢侈,享乐成风的社会氛围。而文人也不例外,而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其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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