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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这两点足以让于东对李睿感激涕零。虽然电影票房好，还是黄河影视拿大头，但是作为国内第一家从事电影发行的民营企业来说，于东能深切地感受到李睿和黄河影视对他的信任，同时也让他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鼓舞。所以今天一见面，他就忍不住要拉着李睿一起好好畅饮感谢一番。
“东哥，谢谢你的好意，咱们自家人就别搞那一套了。我听小勇说，你这段时间也忙得够呛，咱们今天难得有机会好好歇一歇，明天开始可又要战斗了。”
莫小勇这段时间作为制片人的代表一直跟着于东在全国各地跑。用莫小勇的话来说，这于东每天背着个拷贝，到哪儿都是一顿大酒，弄不好就是“电影推销员之死”。
于东确实很努力，且非常有能力，尤其在电影发行方面有着超前的意识。这次他不但跟各地的发行公司协调档期，打破了传统的排期模式，共同推动电影在五一黄金周期间上映。而且利用手中有限的宣传费用，充分利用媒体进行炒作，还跟二十多个城市的媒体约好，当电影上映时同时开始宣传。
这些如果说在国外是司空见惯，但这在国内都属首创。当李睿听完于东的计划后，他这才真正放下心来。
所以说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他必定会有超出常人的某些特质。显然于东的特质就在于此。
其实说起国内的电影发行其实挺坑爹的。一开始国内电影的发行模式叫做统购统销，即电影制片厂拍完电影全部卖给华影公司，华影每个电影预付一百万，根据卖拷贝的数量给制片厂结账，一个拷贝大致一万出头元，多退少补。
如果卖了五百个拷贝，华影结账时再给制片厂四百万；如果只卖了二十个，那就等于制片厂欠了华影八十万，会从下一部电影的预付款里扣除。
在这样的体制下，于是便出现了大批粗制滥造的小成本电影。大家都是二三十万拍个电影，交给华影，拿回的钱基本上发工资了，没钱再拍片。整个制片业都陷入恶性循环，这也变相造成了国产电影的长期不景气。
后来以韩三爷为代表的，那些有长远眼光的制片厂的厂长们看到了电影发行中的这些种种弊端，集体炮轰华影的统购包销模式，提出制片厂自主发行。
他们的呼吁在那时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片改革的呼声中，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然后电影制片厂获得了自主发行权，而大声呼吁，勇于改革的韩三爷们也在此次事件以后得到了重用。韩三爷更是从西南边陲调任到行业内老大的燕京电影制片厂出任厂长。
但是，那时的电影发行还是以卖拷贝为主，只是比当初卖给华影要高得多，比如制片厂卖给各地的发行公司就有可能是一万五、两万一个拷贝。
可随着香港合拍片和进口大片在国内电影市场一统江山，国产电影的日子依旧很不好过。于是又是韩三爷，靠着一批香港合拍片，硬是突破了卖拷贝的发行模式，开始尝试票房分账，结果大获成功。
所以说后来韩三爷成为国内电影行业的老大，那同样也是人家确实有过人之处。
当然利益攸关，到目前为止还只有燕京、魔都、羊城、汉口等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发行公司接受票房分账的发行模式，而很多省份的发行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坚持要买拷贝，不搞票房分账。
比如魔都北边的江南省这次就是如此，于东第一次跟对方谈判的时候，就遭到对方强烈的抵制。
要知道在电影市场的版图上，江南省一向是大票仓，基本要占到全国总票房的10%。在谈判破裂之后，于东便绕开了省公司，直接向苏锡常等几个人口和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的发行公司直接供片，放弃了江南省其他城市的市场。
于东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对李睿的这部电影有信心，想多挣点钱而已。可能他并不知道，正是他这种绕开省公司的做法，才真正开启了挖掉了卖拷贝这种早已不合时宜，极具计划经济特色的电影发行制度的根基。
光这两点足以让于东对李睿感激涕零。虽然电影票房好，还是黄河影视拿大头，但是作为国内第一家从事电影发行的民营企业来说，于东能深切地感受到李睿和黄河影视对他的信任，同时也让他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鼓舞。所以今天一见面，他就忍不住要拉着李睿一起好好畅饮感谢一番。
“东哥，谢谢你的好意，咱们自家人就别搞那一套了。我听小勇说，你这段时间也忙得够呛，咱们今天难得有机会好好歇一歇，明天开始可又要战斗了。”
莫小勇这段时间作为制片人的代表一直跟着于东在全国各地跑。用莫小勇的话来说，这于东每天背着个拷贝，到哪儿都是一顿大酒，弄不好就是“电影推销员之死”。
于东确实很努力，且非常有能力，尤其在电影发行方面有着超前的意识。这次他不但跟各地的发行公司协调档期，打破了传统的排期模式，共同推动电影在五一黄金周期间上映。而且利用手中有限的宣传费用，充分利用媒体进行炒作，还跟二十多个城市的媒体约好，当电影上映时同时开始宣传。
这些如果说在国外是司空见惯，但这在国内都属首创。当李睿听完于东的计划后，他这才真正放下心来。
所以说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他必定会有超出常人的某些特质。显然于东的特质就在于此。
其实说起国内的电影发行其实挺坑爹的。一开始国内电影的发行模式叫做统购统销，即电影制片厂拍完电影全部卖给华影公司，华影每个电影预付一百万，根据卖拷贝的数量给制片厂结账，一个拷贝大致一万出头元，多退少补。
如果卖了五百个拷贝，华影结账时再给制片厂四百万；如果只卖了二十个，那就等于制片厂欠了华影八十万，会从下一部电影的预付款里扣除。
在这样的体制下，于是便出现了大批粗制滥造的小成本电影。大家都是二三十万拍个电影，交给华影，拿回的钱基本上发工资了，没钱再拍片。整个制片业都陷入恶性循环，这也变相造成了国产电影的长期不景气。
后来以韩三爷为代表的，那些有长远眼光的制片厂的厂长们看到了电影发行中的这些种种弊端，集体炮轰华影的统购包销模式，提出制片厂自主发行。
他们的呼吁在那时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片改革的呼声中，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然后电影制片厂获得了自主发行权，而大声呼吁，勇于改革的韩三爷们也在此次事件以后得到了重用。韩三爷更是从西南边陲调任到行业内老大的燕京电影制片厂出任厂长。
但是，那时的电影发行还是以卖拷贝为主，只是比当初卖给华影要高得多，比如制片厂卖给各地的发行公司就有可能是一万五、两万一个拷贝。
可随着香港合拍片和进口大片在国内电影市场一统江山，国产电影的日子依旧很不好过。于是又是韩三爷，靠着一批香港合拍片，硬是突破了卖拷贝的发行模式，开始尝试票房分账，结果大获成功。
所以说后来韩三爷成为国内电影行业的老大，那同样也是人家确实有过人之处。
当然利益攸关，到目前为止还只有燕京、魔都、羊城、汉口等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发行公司接受票房分账的发行模式，而很多省份的发行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坚持要买拷贝，不搞票房分账。
比如魔都北边的江南省这次就是如此，于东第一次跟对方谈判的时候，就遭到对方强烈的抵制。
要知道在电影市场的版图上，江南省一向是大票仓，基本要占到全国总票房的10%。在谈判破裂之后，于东便绕开了省公司，直接向苏锡常等几个人口和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的发行公司直接供片，放弃了江南省其他城市的市场。
于东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对李睿的这部电影有信心，想多挣点钱而已。可能他并不知道，正是他这种绕开省公司的做法，才真正开启了挖掉了卖拷贝这种早已不合时宜，极具计划经济特色的电影发行制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