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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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那是因为我在男人堆中长大,在我成长的时候,身旁没有女人,从未切身体会到阿富汗社会有时对待女人的双重标准。也许那是因为爸爸,他是非同寻常的阿富汗父亲,依照自己规则生活的自由人士,他总是先看社会规范是否入情入理,才决定遵从还是拒绝。
但我认为,我不在乎别人的过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己也有过去。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
爸爸死后不久,索拉雅和我搬进弗里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离将军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只有几条街。索拉雅的双亲给我们买了棕色的沙发,还有一套日本产的三笠瓷器【Mikasa,日本出产的高档瓷器品牌】,作为乔迁之礼。将军还额外送我一份礼物,崭新的IBM打字机。他用法尔西语写了一张字条,塞在箱子里面:
亲爱的阿米尔:
我希望你从这键盘上发现很多故事。
伊克伯·塔赫里将军
我卖掉爸爸的大众巴士,时至今日,我再也没回到跳蚤市场去。每逢周五,我会开车到墓地去,有时,我发现墓碑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小苍兰,就知道索拉雅刚刚来过。
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变得波澜不兴,像例行公事。我们共用牙刷和袜子,交换着看晨报。她睡在床的右边,我喜欢睡在左边。她喜欢松软的枕头,我喜欢硬的。她喜欢像吃点心那样干吃早餐麦片,然后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圣荷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维尔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轮班看守太阳谷某家家具仓库。工作极其无聊,但也带来相当的好处:下午六点之后,人们统统离开,仓库的沙发堆至天花板,一排排盖着塑料覆膜,阴影爬上它们之间的通道,我掏出书本学习。正是在家具仓库那间弥漫着松香除臭剂的办公室,我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说。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着进了圣荷塞州立大学,主修教育,这令她父亲大为光火。
“我搞不懂你干吗要这样浪费自己的天分,”某天用过晚饭后,将军说,“你知道吗,亲爱的阿米尔,她念高中的时候所有课程都得优秀?”他转向她,“像你这样的聪明女孩,应该去当律师,当政治科学家。并且,奉安拉之名,阿富汗重获自由之后,你可以帮忙起草新的宪法。像你这样聪明的年轻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他们甚至会让你当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缩,绷紧了脸。“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结了婚的妇女。还有,他们也需要教师。”
“谁都可以当教师。”
“还有米饭吗,妈妈?”索拉雅说。
在将军找借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后,雅米拉阿姨试着安慰索拉雅。“他没有恶意,”她说,“他只是希望你出人头地。”
“那么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说他有个当律师的女儿。又是一个军功章。”索拉雅说。
“胡说八道!”
“出人头地,”索拉雅不屑地说,“至少我不喜欢他,当人们跟俄国佬干仗,他只是坐在那儿,干等尘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机而入,去要回他那个一点也不高贵的官职。教书也许清贫,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爱的,顺便说一下,它比领救济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说还休:“要是他听到你这么说,以后再也不会跟你搭腔了。”
“别担心,”索拉雅不耐烦地说,将纸巾丢在盘子里,“我不会伤害他那宝贝的尊严。”
1988年夏季,俄国人从阿富汗撤军之前约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小说,讲述父与子的故事,背景设在喀布尔,大部分是用将军送的打字机写出来的。我给十几家出版机构寄去征询信。8月某天,我打开信箱,看到有个纽约的出版机构来函索取完整的书稿,我高兴得呆住了。次日我把书稿寄出。索拉雅亲了那包扎妥当的书稿,雅米拉阿姨坚持让我们将它从《可兰经》下穿过。她说要是我书稿被接受,她就会替我感谢真主,宰一头羊,把肉分给穷人。
“拜托,别宰羊,亲爱的阿姨。”我说,亲了亲她的脸颊。“只要把钱分给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别杀羊。”
隔了六个星期,有个叫马丁·格林瓦特的家伙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许诺当我的出版代表。我只告诉了索拉雅:“仅仅有了代理机构,并不意味着我的书能够出版。如果马丁把小说卖掉,我们到时再庆祝不迟。”
一个月后,马丁来电话,说我就要成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说家。我告诉索拉雅,她尖叫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丰盛的晚饭,请来索拉雅的父母,以示庆祝。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饭团——米饭包着肉丸——和杏仁布丁。将军眼里泛着泪花,说他为我感到骄傲。塔赫里将军和他妻子离开之后,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买的昂贵干红葡萄酒,索拉雅和我举杯相庆。将军不赞同女人喝酒,他在的时候索拉雅滴酒不沾。
许那是因为我在男人堆中长大,在我成长的时候,身旁没有女人,从未切身体会到阿富汗社会有时对待女人的双重标准。也许那是因为爸爸,他是非同寻常的阿富汗父亲,依照自己规则生活的自由人士,他总是先看社会规范是否入情入理,才决定遵从还是拒绝。
但我认为,我不在乎别人的过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己也有过去。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
爸爸死后不久,索拉雅和我搬进弗里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离将军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只有几条街。索拉雅的双亲给我们买了棕色的沙发,还有一套日本产的三笠瓷器【Mikasa,日本出产的高档瓷器品牌】,作为乔迁之礼。将军还额外送我一份礼物,崭新的IBM打字机。他用法尔西语写了一张字条,塞在箱子里面:
亲爱的阿米尔:
我希望你从这键盘上发现很多故事。
伊克伯·塔赫里将军
我卖掉爸爸的大众巴士,时至今日,我再也没回到跳蚤市场去。每逢周五,我会开车到墓地去,有时,我发现墓碑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小苍兰,就知道索拉雅刚刚来过。
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变得波澜不兴,像例行公事。我们共用牙刷和袜子,交换着看晨报。她睡在床的右边,我喜欢睡在左边。她喜欢松软的枕头,我喜欢硬的。她喜欢像吃点心那样干吃早餐麦片,然后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圣荷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维尔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轮班看守太阳谷某家家具仓库。工作极其无聊,但也带来相当的好处:下午六点之后,人们统统离开,仓库的沙发堆至天花板,一排排盖着塑料覆膜,阴影爬上它们之间的通道,我掏出书本学习。正是在家具仓库那间弥漫着松香除臭剂的办公室,我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说。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着进了圣荷塞州立大学,主修教育,这令她父亲大为光火。
“我搞不懂你干吗要这样浪费自己的天分,”某天用过晚饭后,将军说,“你知道吗,亲爱的阿米尔,她念高中的时候所有课程都得优秀?”他转向她,“像你这样的聪明女孩,应该去当律师,当政治科学家。并且,奉安拉之名,阿富汗重获自由之后,你可以帮忙起草新的宪法。像你这样聪明的年轻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他们甚至会让你当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缩,绷紧了脸。“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结了婚的妇女。还有,他们也需要教师。”
“谁都可以当教师。”
“还有米饭吗,妈妈?”索拉雅说。
在将军找借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后,雅米拉阿姨试着安慰索拉雅。“他没有恶意,”她说,“他只是希望你出人头地。”
“那么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说他有个当律师的女儿。又是一个军功章。”索拉雅说。
“胡说八道!”
“出人头地,”索拉雅不屑地说,“至少我不喜欢他,当人们跟俄国佬干仗,他只是坐在那儿,干等尘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机而入,去要回他那个一点也不高贵的官职。教书也许清贫,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爱的,顺便说一下,它比领救济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说还休:“要是他听到你这么说,以后再也不会跟你搭腔了。”
“别担心,”索拉雅不耐烦地说,将纸巾丢在盘子里,“我不会伤害他那宝贝的尊严。”
1988年夏季,俄国人从阿富汗撤军之前约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小说,讲述父与子的故事,背景设在喀布尔,大部分是用将军送的打字机写出来的。我给十几家出版机构寄去征询信。8月某天,我打开信箱,看到有个纽约的出版机构来函索取完整的书稿,我高兴得呆住了。次日我把书稿寄出。索拉雅亲了那包扎妥当的书稿,雅米拉阿姨坚持让我们将它从《可兰经》下穿过。她说要是我书稿被接受,她就会替我感谢真主,宰一头羊,把肉分给穷人。
“拜托,别宰羊,亲爱的阿姨。”我说,亲了亲她的脸颊。“只要把钱分给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别杀羊。”
隔了六个星期,有个叫马丁·格林瓦特的家伙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许诺当我的出版代表。我只告诉了索拉雅:“仅仅有了代理机构,并不意味着我的书能够出版。如果马丁把小说卖掉,我们到时再庆祝不迟。”
一个月后,马丁来电话,说我就要成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说家。我告诉索拉雅,她尖叫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丰盛的晚饭,请来索拉雅的父母,以示庆祝。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饭团——米饭包着肉丸——和杏仁布丁。将军眼里泛着泪花,说他为我感到骄傲。塔赫里将军和他妻子离开之后,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买的昂贵干红葡萄酒,索拉雅和我举杯相庆。将军不赞同女人喝酒,他在的时候索拉雅滴酒不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