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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不仅辫子难保得住，受辫子拖累命能不能活下来都两说，尽管那时已经彻底太平了，他还是有些怕，总把辫子藏在毡帽里，不敢拿出来见人。那里的老人没有喝茶的习惯，抽旱烟倒成了唯一的打发寂寞的喜好，旱烟的冲劲能把人呛个半死。
记忆里，邻里的老人冷天的时候，头上多了一顶棕红色的破毡帽，所谓的棕红色也是后来的记忆里依稀觉得最初该有的颜色，实际各样补丁早就占据了破毡帽原本不大面积的大半，有的在补丁上又加了一层补丁，仅有那么一小块原有的本色坚守着初始的领地。主家娘兴许考虑过都用补丁盖住，或者用别的布饰全都罩住，就不再叫做毡帽了，那个年代又实行毡帽，没办法只好巧以补拙，人老了倒不在乎别人的说道，解暖就行。无论冷的时候，还是暖和的时候，老人手里总不离一个苞米窝编制的圆圆的厚厚的蒲团，不同的编织花样是老人独门的手艺，苞米窝又是不缺的，因此蒲团总是保持新新的样子。手里从来不肯离掉的是那根一捺长深黄色的烟杆，烟杆一头是浅黄云龙图案的铜质烟锅，另一头是玛瑙烟嘴。老人说这只烟杆可值老钱了，仅那个云龙图案的烟锅早几十年皇爷掌权的时候就够砍头的。解放了，人人跟皇爷平起平坐了。烟锅下面挂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皮质烟口袋，老人总在一定的时间里来到院门下的石墩上坐下来，把烟锅伸进烟口袋，从里面挖出一锅烟，用粗糙的指甲外翘的右手拇指按了按，再接着去挖，再按了瓷实，接着从烟口袋旁边的小兜里拿出一个早已退了色的银白色浸了汽油的打火机，擦着了火，点燃了烟锅，开始静静地边抽着旱烟边听着广播里的评书。
夏天，门前那棵大柳树的枝叶刚好遮挡了焦热的光晒，是再好不过歇阴凉的所在。冬天，落光了叶子的柳树反倒挡不住吝啬的顿然不怎么温暖的阳光。
老人的旁边总是围着好几个半大小子，都是老人侄孙辈的后生。天热时，人们赶着忙的把手里的活干完，到有阴凉的地方安心坐了下来，天冷时，早早站在阳光下，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等待着每天广播在固定时间播出的评书。一堆堆的人静静地听评书《岳飞传》、《杨家将》……，人们对文化汲取着迷的场面是无以堪比的。自从那种神奇的物事挂在街头巷尾线杆顶上的那天起，人们感觉世界离自己越来越近了，“新闻报纸摘要”，“戏剧”，“歌曲”，各种娱乐定时播放。特别是评书更是吸引了不少人，不用花钱，甚至不用识字，不需动手动眼，只需拿耳朵去听，便轻而易举去做读书人该做的事儿。听完评书后如果天气允许总有些人舍不得离开，如果有女人，特别是长相好看的姑娘在旁边，那些堪称见多识广的动不动总想评论的忍不住发表一番心中感慨的，总想借机炫耀一下根本不值得一提的才气。倒让那些半大小子，听得激情涌动，血脉喷张，“若遇上战事，随着岳飞那样的神勇英雄去冲锋陷阵，哪怕拼上性命，也不枉做一世男儿。谁不敬那岳飞，杨六郎，”有的难以抑制，带着蹩脚的京剧唱腔还时不时的吼上一嗓子。
一个小子对一个姑娘倾慕好久，用尽所有心思都不能使女孩心动，动用媒人去说和，媒人告诉他，人家姑娘说要嫁就嫁响当当的真正的爷们儿。啥叫响当当真正的爷们儿？姑娘却不说。那天，姑娘也跟着站在广播下听评书，小伙凑过去跟她搭讪。“我咋样做才算是响当当真正的爷们儿。只要不去犯法，这辈子不为别的，为了你我愿意重新做回人。”
“你要是去当兵，在部队干出名堂来，我就……”旁边有人在偷听，姑娘没法再说下去，骚的满脸通红。
“你就咋样？”旁边一个多嘴多舌的娘们儿早就听说他们的事儿了，心有嫉妒地说，“听听，挺大的姑娘，也不嫌臊得慌，当着人家的面就把自己给嫁了出去。”
“你还别说，我还就不知啥叫害臊了。女人终归是要嫁人的，谁愿意嫁给贪生怕死的孬种。他要是去当兵，我就嫁给他，他成了烈士，我就为他守一辈子寡。这话我既说得出就做得到，你能吗？哪个男儿不是当娘十月怀胎生下的宝贝，哪个当娘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岳飞一样成为名留青史的英雄。哪个当兵的人不愿做英雄，不愿做英雄，哪来那么多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即使享尽荣华富贵，谁也不愿去做祸国殃民的秦桧。子孙万代都跟着有那样的祖先受耻辱。‘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特别是听了姑娘最后那句，竟有人细细品了又品，以为是她的原创，说，“这女子简直是奇了，竟有古时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之风。”尽管后来知道是曹植的诗句，赞美之情依然不减。后来那个小子果然去当兵，姑娘嫁给他随军做了军嫂。成了福安那片街巷的美谈。
苏方达正听得吴爱民说到激动处，突然来了那么一句，“你这老头子，太坏了。”原来是一个懵懂的小子，看到老人半闭着眼听着评书，边吧嗒着烟袋，说，老爷爷，“旱烟啥味？”“美着呢，像评书一样，不信你尝尝。”老人骗他。那孩子没深没浅猛地吸上一大口，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是不是我的旱烟比评书冲多了？”老人又接着说，“你这小嫩芽子，学着去吧。”
“那个不知深浅，懵懂的嫩芽子就是我。”吴爱民说完，仰脖喝了一口冰块都已化尽，凉冰冰的刚好爽口的纯净水后，又加了一句，“故事是我师傅说给我的，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
***
说完上面的故事，吴爱民思考了一会儿，师傅把自己介绍到这里，他却去了别的地方。看来师傅当初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绝不是当做笑话随口说说。就像老兵爷爷不是随便把自己的心事拿来说给别人一样，“鸟思故林，人怀旧乡，虽过百年，他乡难做故乡亲，身似漂泊心似客，悲戚戚，流落他乡荒冢无人知。”那是沉积了几代人的乡愁。
以后的生活里，吴爱民在不断深思中深受教益，跟老兵爷爷似曾相识的邂逅实在太短暂了，也许只有一个多钟头，老兵爷爷似乎有不尽的话要说。如果说吴爱民以前生活是迷懵的、甚至不知道人为什么而活着，从此变得更加理性。如果一个人总是婆婆妈妈，注定是一个没有多大出息的。老兵爷爷就像一把钥匙，打开的并不是一把锈钝的锁（他的头脑天生并不怎么愚钝），而是为他打开了智慧宝库的大门。吴爱民从老兵爷爷那里受教后最明显的变化是，他爱上了读书，用老兵爷爷的话来说，唤醒了他的灵魂。他原本就对伟人诗词独有偏爱，更何况他的生命还很年轻，特别是那句“朝闻道，夕死可矣”鼓舞着他向另一种生活迈进的信心。无论是生活、还是读书遇到的一切困难在他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似乎人活着就是来扛事的，何况他的肩膀还很坚实。从此为了谋生不停地出去做工，行李箱除了四季更换的衣服，多了一本本书籍，一有时间便不停地翻看那些似懂非懂的国学经典。
如果老兵爷爷的那些话不是从一个老华侨的口里说出来，在他的心里绝不会引起这样强烈地反响。不是他从小接受教育的方向是错的，也不是他的心里太过偏激，而是太多的教育在他的心里根本没起到多大作用。听了老兵爷爷的故事，就像翻开了一本厚重的解读不尽的启智的大书。特别是人人动不动就说到的那种崇高的概念——信仰，信仰到底是什么？以前那个抽象的模糊的概念使他理解到绝不是愚昧无知的自私自利的毫无价值的没有明确方向的思想。尽管老兵爷爷说的封建统治，蒋家王朝都是过去不久的事儿，但是又有多少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知道得更清楚？没有那段历史的对照人们又怎么会知道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多么值得珍惜。从老兵爷爷那种崇高的人性里总会折射出许多他以前难以想通的事理。至于为什么会想到这些？自己也说不清楚，难道这些不该想到的事儿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吗？显然没有，即使影响也仅是微乎其微。
就像很多父母总是刻薄的教育孩子努力去读书，希望孩子任劳任怨惟命是从，尽管孩子知道读书是好事，但少有孩子天生就喜爱读书的。孩子费劲巴力努力读书的时候，父母却在做着跟孩子读书毫不相干的事儿，或者潇洒的娱乐着，那样孩子的心里就会失去平衡。父母在孩子的心里就会失去威信力。父母愤怒起来像野兽般的吼叫着，“老子是你爹，老子说啥是啥，世上只有老子管儿子的道理，儿子哪怕是反驳一句也是不孝。”如果仅以为自己是父亲自居，或者以为自己胳膊头硬，在孩子面前想说啥是啥，或者其父母不能做到而求孩子做到，孩子会把读书看成是最反感的事儿，甚至父母说的一切都是反感的。父母的话即使听起来再有道理，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倒不如别人的话更有道理。能不能让父母放弃自己所谓的身份、尊严、地位跟孩子一样的努力去做他要求孩子做的事呢？不能，总有无限的理由来搪塞。到头来孩子不相信父母，甚至不再尊重父母，原本鱼水相亲，却闹到如此尴尬的境地，责任在谁？显而易见。
再有，那天跟苏方达接下来的对话使吴爱民总反复去思索。
“你从老兵爷爷身上想到了什么？”苏方达在用那种人们惯常带着疑问的语气把心里想说的话题引出来。
“我想了很多，估计都不是你感兴趣的话题。”我倒是很乐意听听你有什么另辟蹊径好的见解。吴爱民其实并不想喜欢这种有话不直说却假设疑问的谈话方式。
“从老兵爷爷身上使我想到另一件让人听了都难以接受的事儿，尽管很多事不该是咱们这样的人去想的，跟那些手握巨资的大人物比起来咱们这样的人显得实在遥不可及，那些大人物如果听到咱们这样人的反对想法，甚至连值得笑一笑的劲头都懒得有，如同鱼虾在巨鲸面前好像不是海洋里同类的物种，前者只有眼见被吞食却毫无反抗的力量，对于鱼虾来说反抗跟不反抗的结果是一样的。”吴爱民一边听着一边在想他到底要说什么，没有搭话。苏方达又接着说。
“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摆在人们的眼前，远在海外的华人老兵爷爷的祖先是在非离开家乡不可活下去的处境下离开家乡的，这些没有任何财产，甚至没有多高学识，只是为了活命远渡重洋的人。在自己母国遭受倭寇侵略的时候，他们倾其所有支援国人抗战，甚至招来倭寇的残酷报复。如果说这种不以财产、不以生命为重的爱国精神是值得称颂的，那么眼下总是听到财富巨头，地位显赫，教育程度极高的人动不动就移居海外又算是怎么回事儿？那些让人艳羡的站在巅峰的大人物，一言一行都是受人关注的。且不说国家的经济建设急不急需要他们来贡献，他们的财富难道不是在国家开放政策、鼓励发展实业从更多的劳动者手里夺得红利得来的吗？哪一个富豪手里不是捧着国家给予的满满的荣誉，到头来却干起了啪啪打脸的事儿。为了活跃经济，人人有钱赚，人人有饭吃，没想到有人处心积虑在钻国家政策的空子，变成为个人捞钱的机会，不知那些精明的头脑看到了什么？亦或是想到了什么？竟干出使人匪夷所思的事来。这样的人心里也许根本就没有过爱不爱国的概念，根本就没想到唯求衣食所安住着最简易的窝棚、吃着没有油水的饭食、干活累得肆淌汗流的工人。穷其窟穴，与蝼蚁争食。即使一个稍微有点思维的普通人，都会毫不犹豫的果断的做出自己的评判。”
苏方达说完，看了看毫无表情的吴爱民，也许想听听他的看法，吴爱民紧锁着双眉一言不发，于是他又朝远处熙来攘往的人群痴痴地望着。吴爱民知道这是一个空发牢骚毫无意义的话题。很多事儿只在心里想一想，说出来却没有任何意义。借着苏方达的话题使他想到茅盾笔下的一个人物。
在成千上万农民的枯骨上，依靠盘剥渗透着农民眼泪和血汗得来财富过着饱暖荒淫生活的冯云卿。可谓可恶透顶似乎也没有苏方达说到的人罪恶大。尽管冯云卿因买公债使财富亏空殆尽，且不说他的行为与爱不爱国毫无半点关系，最起码他的不义之财是在自己国土的范围散尽的。如果说冯云卿是民国时代的败类、蛀虫。那新时代携款移民到国外的豪富又算什么？总不能说他们到国外挥霍比在国内对国家的贡献还大吧？那些豪富明确知道自己财富得来是沾了政策的光，或者说钻了政策的空子，没有政策开放还不是跟那些被压榨的人一样老老实实的做一个贫苦人。那些豪富明确知道政策初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谁知尝到甜头后却不顾一切的悖逆了初衷。甚至拿着从中国搜刮来的财富去助推别人的经济。吴爱民不知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摇了摇头。接下又想。
人的财富不能强大到使更多人心动的时候，还不足以引诱那颗平凡的心跳出普通人的意识。普通人能想到的事儿，那些有头脑、有学识的人岂能想不到，只是随着学识、地位、财富的增多，顾虑也跟着增多，放不下的事儿同样也多了起来。吴爱民不是没有想到苏方达如此类比的事儿，只是觉得这样的类比简直是在污蔑老兵爷爷的人格尊严。吴爱民默默听着苏方达说出的话，没说一句，也无话可说，心里倒把苏方达说出的话完整的留在了记忆里，不停的思考着。
在城里不仅辫子难保得住，受辫子拖累命能不能活下来都两说，尽管那时已经彻底太平了，他还是有些怕，总把辫子藏在毡帽里，不敢拿出来见人。那里的老人没有喝茶的习惯，抽旱烟倒成了唯一的打发寂寞的喜好，旱烟的冲劲能把人呛个半死。
记忆里，邻里的老人冷天的时候，头上多了一顶棕红色的破毡帽，所谓的棕红色也是后来的记忆里依稀觉得最初该有的颜色，实际各样补丁早就占据了破毡帽原本不大面积的大半，有的在补丁上又加了一层补丁，仅有那么一小块原有的本色坚守着初始的领地。主家娘兴许考虑过都用补丁盖住，或者用别的布饰全都罩住，就不再叫做毡帽了，那个年代又实行毡帽，没办法只好巧以补拙，人老了倒不在乎别人的说道，解暖就行。无论冷的时候，还是暖和的时候，老人手里总不离一个苞米窝编制的圆圆的厚厚的蒲团，不同的编织花样是老人独门的手艺，苞米窝又是不缺的，因此蒲团总是保持新新的样子。手里从来不肯离掉的是那根一捺长深黄色的烟杆，烟杆一头是浅黄云龙图案的铜质烟锅，另一头是玛瑙烟嘴。老人说这只烟杆可值老钱了，仅那个云龙图案的烟锅早几十年皇爷掌权的时候就够砍头的。解放了，人人跟皇爷平起平坐了。烟锅下面挂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皮质烟口袋，老人总在一定的时间里来到院门下的石墩上坐下来，把烟锅伸进烟口袋，从里面挖出一锅烟，用粗糙的指甲外翘的右手拇指按了按，再接着去挖，再按了瓷实，接着从烟口袋旁边的小兜里拿出一个早已退了色的银白色浸了汽油的打火机，擦着了火，点燃了烟锅，开始静静地边抽着旱烟边听着广播里的评书。
夏天，门前那棵大柳树的枝叶刚好遮挡了焦热的光晒，是再好不过歇阴凉的所在。冬天，落光了叶子的柳树反倒挡不住吝啬的顿然不怎么温暖的阳光。
老人的旁边总是围着好几个半大小子，都是老人侄孙辈的后生。天热时，人们赶着忙的把手里的活干完，到有阴凉的地方安心坐了下来，天冷时，早早站在阳光下，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等待着每天广播在固定时间播出的评书。一堆堆的人静静地听评书《岳飞传》、《杨家将》……，人们对文化汲取着迷的场面是无以堪比的。自从那种神奇的物事挂在街头巷尾线杆顶上的那天起，人们感觉世界离自己越来越近了，“新闻报纸摘要”，“戏剧”，“歌曲”，各种娱乐定时播放。特别是评书更是吸引了不少人，不用花钱，甚至不用识字，不需动手动眼，只需拿耳朵去听，便轻而易举去做读书人该做的事儿。听完评书后如果天气允许总有些人舍不得离开，如果有女人，特别是长相好看的姑娘在旁边，那些堪称见多识广的动不动总想评论的忍不住发表一番心中感慨的，总想借机炫耀一下根本不值得一提的才气。倒让那些半大小子，听得激情涌动，血脉喷张，“若遇上战事，随着岳飞那样的神勇英雄去冲锋陷阵，哪怕拼上性命，也不枉做一世男儿。谁不敬那岳飞，杨六郎，”有的难以抑制，带着蹩脚的京剧唱腔还时不时的吼上一嗓子。
一个小子对一个姑娘倾慕好久，用尽所有心思都不能使女孩心动，动用媒人去说和，媒人告诉他，人家姑娘说要嫁就嫁响当当的真正的爷们儿。啥叫响当当真正的爷们儿？姑娘却不说。那天，姑娘也跟着站在广播下听评书，小伙凑过去跟她搭讪。“我咋样做才算是响当当真正的爷们儿。只要不去犯法，这辈子不为别的，为了你我愿意重新做回人。”
“你要是去当兵，在部队干出名堂来，我就……”旁边有人在偷听，姑娘没法再说下去，骚的满脸通红。
“你就咋样？”旁边一个多嘴多舌的娘们儿早就听说他们的事儿了，心有嫉妒地说，“听听，挺大的姑娘，也不嫌臊得慌，当着人家的面就把自己给嫁了出去。”
“你还别说，我还就不知啥叫害臊了。女人终归是要嫁人的，谁愿意嫁给贪生怕死的孬种。他要是去当兵，我就嫁给他，他成了烈士，我就为他守一辈子寡。这话我既说得出就做得到，你能吗？哪个男儿不是当娘十月怀胎生下的宝贝，哪个当娘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岳飞一样成为名留青史的英雄。哪个当兵的人不愿做英雄，不愿做英雄，哪来那么多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即使享尽荣华富贵，谁也不愿去做祸国殃民的秦桧。子孙万代都跟着有那样的祖先受耻辱。‘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特别是听了姑娘最后那句，竟有人细细品了又品，以为是她的原创，说，“这女子简直是奇了，竟有古时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之风。”尽管后来知道是曹植的诗句，赞美之情依然不减。后来那个小子果然去当兵，姑娘嫁给他随军做了军嫂。成了福安那片街巷的美谈。
苏方达正听得吴爱民说到激动处，突然来了那么一句，“你这老头子，太坏了。”原来是一个懵懂的小子，看到老人半闭着眼听着评书，边吧嗒着烟袋，说，老爷爷，“旱烟啥味？”“美着呢，像评书一样，不信你尝尝。”老人骗他。那孩子没深没浅猛地吸上一大口，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是不是我的旱烟比评书冲多了？”老人又接着说，“你这小嫩芽子，学着去吧。”
“那个不知深浅，懵懂的嫩芽子就是我。”吴爱民说完，仰脖喝了一口冰块都已化尽，凉冰冰的刚好爽口的纯净水后，又加了一句，“故事是我师傅说给我的，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
***
说完上面的故事，吴爱民思考了一会儿，师傅把自己介绍到这里，他却去了别的地方。看来师傅当初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绝不是当做笑话随口说说。就像老兵爷爷不是随便把自己的心事拿来说给别人一样，“鸟思故林，人怀旧乡，虽过百年，他乡难做故乡亲，身似漂泊心似客，悲戚戚，流落他乡荒冢无人知。”那是沉积了几代人的乡愁。
以后的生活里，吴爱民在不断深思中深受教益，跟老兵爷爷似曾相识的邂逅实在太短暂了，也许只有一个多钟头，老兵爷爷似乎有不尽的话要说。如果说吴爱民以前生活是迷懵的、甚至不知道人为什么而活着，从此变得更加理性。如果一个人总是婆婆妈妈，注定是一个没有多大出息的。老兵爷爷就像一把钥匙，打开的并不是一把锈钝的锁（他的头脑天生并不怎么愚钝），而是为他打开了智慧宝库的大门。吴爱民从老兵爷爷那里受教后最明显的变化是，他爱上了读书，用老兵爷爷的话来说，唤醒了他的灵魂。他原本就对伟人诗词独有偏爱，更何况他的生命还很年轻，特别是那句“朝闻道，夕死可矣”鼓舞着他向另一种生活迈进的信心。无论是生活、还是读书遇到的一切困难在他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似乎人活着就是来扛事的，何况他的肩膀还很坚实。从此为了谋生不停地出去做工，行李箱除了四季更换的衣服，多了一本本书籍，一有时间便不停地翻看那些似懂非懂的国学经典。
如果老兵爷爷的那些话不是从一个老华侨的口里说出来，在他的心里绝不会引起这样强烈地反响。不是他从小接受教育的方向是错的，也不是他的心里太过偏激，而是太多的教育在他的心里根本没起到多大作用。听了老兵爷爷的故事，就像翻开了一本厚重的解读不尽的启智的大书。特别是人人动不动就说到的那种崇高的概念——信仰，信仰到底是什么？以前那个抽象的模糊的概念使他理解到绝不是愚昧无知的自私自利的毫无价值的没有明确方向的思想。尽管老兵爷爷说的封建统治，蒋家王朝都是过去不久的事儿，但是又有多少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知道得更清楚？没有那段历史的对照人们又怎么会知道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多么值得珍惜。从老兵爷爷那种崇高的人性里总会折射出许多他以前难以想通的事理。至于为什么会想到这些？自己也说不清楚，难道这些不该想到的事儿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吗？显然没有，即使影响也仅是微乎其微。
就像很多父母总是刻薄的教育孩子努力去读书，希望孩子任劳任怨惟命是从，尽管孩子知道读书是好事，但少有孩子天生就喜爱读书的。孩子费劲巴力努力读书的时候，父母却在做着跟孩子读书毫不相干的事儿，或者潇洒的娱乐着，那样孩子的心里就会失去平衡。父母在孩子的心里就会失去威信力。父母愤怒起来像野兽般的吼叫着，“老子是你爹，老子说啥是啥，世上只有老子管儿子的道理，儿子哪怕是反驳一句也是不孝。”如果仅以为自己是父亲自居，或者以为自己胳膊头硬，在孩子面前想说啥是啥，或者其父母不能做到而求孩子做到，孩子会把读书看成是最反感的事儿，甚至父母说的一切都是反感的。父母的话即使听起来再有道理，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倒不如别人的话更有道理。能不能让父母放弃自己所谓的身份、尊严、地位跟孩子一样的努力去做他要求孩子做的事呢？不能，总有无限的理由来搪塞。到头来孩子不相信父母，甚至不再尊重父母，原本鱼水相亲，却闹到如此尴尬的境地，责任在谁？显而易见。
再有，那天跟苏方达接下来的对话使吴爱民总反复去思索。
“你从老兵爷爷身上想到了什么？”苏方达在用那种人们惯常带着疑问的语气把心里想说的话题引出来。
“我想了很多，估计都不是你感兴趣的话题。”我倒是很乐意听听你有什么另辟蹊径好的见解。吴爱民其实并不想喜欢这种有话不直说却假设疑问的谈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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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达说完，看了看毫无表情的吴爱民，也许想听听他的看法，吴爱民紧锁着双眉一言不发，于是他又朝远处熙来攘往的人群痴痴地望着。吴爱民知道这是一个空发牢骚毫无意义的话题。很多事儿只在心里想一想，说出来却没有任何意义。借着苏方达的话题使他想到茅盾笔下的一个人物。
在成千上万农民的枯骨上，依靠盘剥渗透着农民眼泪和血汗得来财富过着饱暖荒淫生活的冯云卿。可谓可恶透顶似乎也没有苏方达说到的人罪恶大。尽管冯云卿因买公债使财富亏空殆尽，且不说他的行为与爱不爱国毫无半点关系，最起码他的不义之财是在自己国土的范围散尽的。如果说冯云卿是民国时代的败类、蛀虫。那新时代携款移民到国外的豪富又算什么？总不能说他们到国外挥霍比在国内对国家的贡献还大吧？那些豪富明确知道自己财富得来是沾了政策的光，或者说钻了政策的空子，没有政策开放还不是跟那些被压榨的人一样老老实实的做一个贫苦人。那些豪富明确知道政策初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谁知尝到甜头后却不顾一切的悖逆了初衷。甚至拿着从中国搜刮来的财富去助推别人的经济。吴爱民不知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摇了摇头。接下又想。
人的财富不能强大到使更多人心动的时候，还不足以引诱那颗平凡的心跳出普通人的意识。普通人能想到的事儿，那些有头脑、有学识的人岂能想不到，只是随着学识、地位、财富的增多，顾虑也跟着增多，放不下的事儿同样也多了起来。吴爱民不是没有想到苏方达如此类比的事儿，只是觉得这样的类比简直是在污蔑老兵爷爷的人格尊严。吴爱民默默听着苏方达说出的话，没说一句，也无话可说，心里倒把苏方达说出的话完整的留在了记忆里，不停的思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