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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天生带有甲壳的动物身上得到了借鉴发明了安全帽，使多少人避免磕破脑袋的事发生。第一个想到制作安全带的人，也许从妈妈防止孩子从安全的地方掉下去摔伤宝宝，便用一根带子把孩子栓起来既要使孩子放开手脚活动还要使孩子安全得到保障，由此根据人体结构创造了安全带，使人们在高处作业放得开手脚。诸如此类。真正的良才只会在使事物发生本质转变上动脑筋，而不是借助事态趁机得到好处花心思。没有哪一个受罚的人从心里感激说，谢谢你罚了我的血汗钱，使我的孩子失去几天的生活费，或者积攒下来偷偷孝敬父母的钱被你们掠去了。到头来人们并不真心畏惧安规的条条款款，而是害怕自己不要被罚款。难道否认那些辛辛苦苦为改变世界为得到微薄收入努力付出的人的价值？但是他们的利益却轻易被剥夺，剥夺别人利益的人难道比创造价值的人对社会贡献更大吗？就像一个演员在毫发无伤的镜头下把英雄的角色演绎得比真英雄还要感人，拿了大奖得了重金荣光无限活成了人上人。真正英雄的遭遇的环境岂是演绎者心里那般的轻松，有人说英雄不畏惧流血牺牲，流血牺牲对于英雄重要吗？重要的是自己流血牺牲无愧于自己的使命、任务。使命、任务不是敢于付出流血牺牲就能就能获得胜利。在人们为那些演绎英雄的明星无限追捧的时候，真正的英雄也许因为各种各样不为人知的窘困默默沉寂于浩瀚寰宇之中。真实的世界远没有演绎的世界使人感到贴心，感到精彩。真正铁骨铮铮的英雄从来不会虚饰不会演绎不会取媚于人甚至不会刻意去博人心欢。
在这里，表面法制严厉，实际很多地方蛮不讲理。萨拉姆丁的存在只能以罚款的方式使预判的可能性的事故不会发生，预判的事故或许根本不会发生，只是他们为自己剥夺别人利益行为的借口。如果罚款并没有制止事故的发生，发生事故后责任全推到行为人本身的疏忽，那罚款的意义是什么？“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亦。”就像有人来到这里习惯性的随地吐了一口痰，被监管的人抓住遭到重罚，重罚后吐在地上的痰难道就变成文明了吗？重罚只能使行为人带来记忆性的约束，处罚人却从中捞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口头教育不好吗？罚五新币不好吗？为什么一次就罚一百新币，一百新币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伍佰元，因为一口痰一个贫民百姓一个月的生活费没了。有的人情愿挨顿揍也不愿意接受这样严厉的罚款，挣钱远比挨揍还要使人为难。这样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吗？飞行的鸟兽，散养的猫狗排便对环境没有影响吗？自我制约固然重要。用电的人不能说自己用的是最纯洁的能源，发电却难免不会对大环境带来影响。善于吃肉的人凭着自己对美食的感知说什么纯天然的肉味才是最美的食材，难道说自己花钱买肉没参与养殖就不应该承担任何环境保护的责任？环境保护从来就不是局部的个人的事，很多时候做出牺牲的是为别人做着无名的贡献。闻着肉香不能说肉自始至终没沾过臭的脏污。只有有人甘心承受臭味的熏染才能换来美味的肉香。
以严厉惩罚的方式肆意践踏人们辛苦的汗水，这样的文明和发达有什么可称赞的！这样的文明和发达压抑着多少怨气难消的苦情！早在一千多年前，文明尚未教化寰宇，大唐武德年间朝廷就颁布律令，“食禄之家，不得与民争利。”相比之下国内生活的人们，在享受宽松带来幸福时，应该想想那些在国外为不文明的行为付出代价而时刻约束自己不文明的行为，没有理由不为珍惜生存环境亲力亲为养成良好习惯。
既然这里对发生事故明令重罚，为什么还要冠冕堂皇以维护安全为名义，实则以罚款创收为目的，表面看上去这里的制度很严，实则是毫无道理的处罚过重。人生不生病与日常饮食、与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与医院里的医生关系不大，医院里的医生目的是为生病的患者治愈疾病。如果希望有人生病来医院求助医生，如果医生本着治病救人尽职尽责的宗旨倒不失为尊贵的称号，如果希望在治愈患者的同时狠狠地搜刮到一笔不小的财富。患者可就遭了秧，开始不过是身体上的痛苦，为治愈身体的痛苦又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精神上的重负。患者宁可让重病把自己的生命夺去，也不愿使自己因治病弄到人财两空或者负债累累，与此说来，治病带来的后果远比病患本身引发的痛苦要可怕得多。每一分钱对有些人来说得来实在不容易，宁可舍了命也舍不得钱让人听来实在不是啥可笑的事，至于命都没了，留下钱干啥，落到谁的手里同样不值得可笑，活了一辈子拼死拼活攒点钱为了到老有个保障，到老即使死死地掐着被人人耻笑的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纸票死去也算落个心里踏实。
这天，傅铭宇从萨拉姆丁的身上多少感觉到一点奇怪的反常，当他一下醒悟过来再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费劲地朝着炉顶的方向爬去，傅铭宇看着他每迈一步透过肥大蓝色安检服身体颤抖的大肉块，怀疑他能不能爬到炉顶（事实他只到第二层平台就再也不愿往上去了）。这个家伙今天说的是汉语！他不但会说汉语，而且说得很流利。也许英语是这里的官方语言，也许在中国人面前表现自己是印度人理应对母国的忠实。傅铭宇不知道，在萨拉姆丁进入厂区的时候，刚好遇到唐沪仁离开。在他跟唐沪仁打招呼的时候，唐沪仁正跟秘书交谈着什么，不知是没看到他这个大胖子，还是看到不曾理会，唐沪仁就像身边没有人经过一样，照常说着话，照常走着的路。这个家伙之所以干到今天的职位，八爪鱼一样的触手敏感的知道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什么一但触碰了死都不知咋死的。华源公司经理唐沪仁可是一个利害角色。他的上任甚至得到这里最高层的接见。他不过是给人家打工的。
傅铭宇在这里最不愿看到，最不喜欢的人是萨拉姆丁。这种人最是没心肝的，除了借机罚款，发完款就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跟你表情不变的言谈。明明狠狠地咬了自己一口，好像伤害于己于人毫不相干。甚至常常听到有些人这样说，“罚款又不从自己腰包里掏，何必太计较呢？”不过，傅铭宇从他最后那句话态度骤然转变感到有些奇怪，“你们的工作干得很好，我知道啥事都没有，我不过是在履行职则罢了。”一个处处挑人家毛病，突然说起人家的好来，对这种一向冷漠无情一下转变到人情世故，脸部紧紧巴巴的肌肉像浇过水干旱皱巴巴的泥土一下变得松弛。像正在龇牙咬人的恶狗只需扔过去一个馒头，顿时变得像见到主人摇尾乞怜舔起主人的裤脚，使人难以摸透它的心思，心里感到好不自在。傅铭宇心里复杂的情绪还没来得及放下，看到加藤穿着墨绿色的整洁的工作服正朝着这边走来，显然他是来找自己的。
有人把一段据说一个抗倭士兵与同伴当时在战壕里的对话用文字记录下来。被他发现抄在日记里，走到哪都带着常常拿来读给人听，人人听后都深以为然。
……
“他妈的小鬼子为啥打咱们？”
“我哪里知道？反正打都打来了，还问那干啥？直接打回去就好了。”
“难道是看咱们好欺负吗？”
“有道理。”
“我从来没干过欺负人的事儿，平生最受不得被人欺负，哪怕去死。”
“那咱们宁可去死也要把他们打回去，跟他们血拼到底！”
“血拼倒没啥可怕的，就怕背后有人捅刀子，被人捅了刀子还被骂成是傻瓜。”
“反正早晚都得死，既然不能挺直腰杆活着，不如以死相搏，死都死了还管人家说啥？”
……
这里，北星人管日本公司有时叫鬼子公司，管日本人叫小鬼子或者鬼子。尽管从不当面这样称呼，被傅铭宇听到会给予严厉训诫的，“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我们是在干工程，是在跟人家合作，人家对咱们客气，咱们也要以礼待人。”尽管被训诫的人明显的表现不服，似乎在说，“又没当面说，难道还不让人背后说说吗？”这样的想法对加藤是个例外，就像日本曾经侵华，并不完全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加藤跟北星工人打交道从来不说日语，流利的汉话如果不是那身监理服，人们一定认准他是中国人，要么按这里的习惯称呼华人。人们对加藤转变态度除了他跟北星工作配合耐心，言谈举止还有一种亲切感。对于这样的人人们没有理由不对他尊敬些。
我们前文已经说过加藤是一个身体健壮行动勤快的的人，北星公司所有的安装细节都细细的检查过，发现问题或者他认为的问题都及时跟工人沟通。对于今天的吊装任务早就确认不会有任何差错。他是想约傅铭宇休息的时候一起去喝茶。傅铭宇爽快的答应了，并说去之前跟他电话联系。
***
傅铭宇到炉顶看到吴爱民、苏方达几个人配合那两个孟加拉人检查更换起升的卡子。吴爱民在国内几次配合起重用劳新革吊装遮烟角的经验。再干起来就显得驾轻就熟了。那两个孟加拉人对吴爱民的熟练操作并不感到好感。冷漠的态度就像债主遇到欠债人一样，总想找他们麻烦。吴爱民不知道自己哪里干活不尽心总惹他们挑毛病。心里在想也许他们认为自己的机械有多先进，北星公司既然能承包这样大的工程却没有能力独立完成这样的大件吊装。事实完全不是吴爱民想的那样。北星公司只是给租赁公司缴纳设备的租赁费，他们除了该拿到的工钱一分好处都没得到，在他们看来北星至少会给他们每人一千新币的辛苦费。明说出来又怕把事弄糟，不说北星又不明事理，只好把气撒在跟他们配合的吴爱民几个人身上。倒真应了那句，哪里不膏油哪里不转转。吴爱民心里自我安慰，反正再有个几小时就完成任务了，忍忍就好了。
傅铭宇到炉顶的时候，一个穿着破旧浅蓝色工作服个头偏高浓黑髭须，另一个衣着略显整洁长相俊俏个头明显比那一个矮下去一截，身材跟那个同样偏瘦脸庞偏黑的孟加拉人盯着傅铭宇看了又看。他们从北星工人见了他顿时表情严肃知道这个个头中等体型胖胖戴红色安全帽说话细声慢语的人是这里把握实权的领导，原以为是来给他们发赏钱的。矮个的表情里似乎做好了打算，如果傅铭宇跟他们打招呼，刚好借机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甚至想到傅铭宇不会说英语，准备把话说得更直接一些，省的翻译模棱两可的遮护过去，只要自己能得到好处管他领导不领导。谁知傅铭宇只跟北星工人交代了几句好好配合的话，连个招呼都没打像没看见有人站在一边似的就走开了。如果傅铭宇知道那两个孟加拉人抱着那样不切实际的想法，除了感到可笑，甚至是可恨。一切的起重机械都要经过这里安全部门的认可才能使用，且不说大笔的吊装费被这里的机械租赁公司给赚去了，北星公司没有赚头不说还得搭上人工费用。即使傅铭宇想到给他们辛苦费也不会达到他们想的一千新币，不能满足他们的想法他们照样不满意。又不是北星自己不能完成的高难的技术。由此使人想到，就连眼前的两个家伙都想揩油觉得北星的钱好赚，就连会点这样简单技能的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由此使人想到，那些一时不能实现的发展必不可少的科技领域将会遭受怎样被人卡脖子的困境。
护天生带有甲壳的动物身上得到了借鉴发明了安全帽，使多少人避免磕破脑袋的事发生。第一个想到制作安全带的人，也许从妈妈防止孩子从安全的地方掉下去摔伤宝宝，便用一根带子把孩子栓起来既要使孩子放开手脚活动还要使孩子安全得到保障，由此根据人体结构创造了安全带，使人们在高处作业放得开手脚。诸如此类。真正的良才只会在使事物发生本质转变上动脑筋，而不是借助事态趁机得到好处花心思。没有哪一个受罚的人从心里感激说，谢谢你罚了我的血汗钱，使我的孩子失去几天的生活费，或者积攒下来偷偷孝敬父母的钱被你们掠去了。到头来人们并不真心畏惧安规的条条款款，而是害怕自己不要被罚款。难道否认那些辛辛苦苦为改变世界为得到微薄收入努力付出的人的价值？但是他们的利益却轻易被剥夺，剥夺别人利益的人难道比创造价值的人对社会贡献更大吗？就像一个演员在毫发无伤的镜头下把英雄的角色演绎得比真英雄还要感人，拿了大奖得了重金荣光无限活成了人上人。真正英雄的遭遇的环境岂是演绎者心里那般的轻松，有人说英雄不畏惧流血牺牲，流血牺牲对于英雄重要吗？重要的是自己流血牺牲无愧于自己的使命、任务。使命、任务不是敢于付出流血牺牲就能就能获得胜利。在人们为那些演绎英雄的明星无限追捧的时候，真正的英雄也许因为各种各样不为人知的窘困默默沉寂于浩瀚寰宇之中。真实的世界远没有演绎的世界使人感到贴心，感到精彩。真正铁骨铮铮的英雄从来不会虚饰不会演绎不会取媚于人甚至不会刻意去博人心欢。
在这里，表面法制严厉，实际很多地方蛮不讲理。萨拉姆丁的存在只能以罚款的方式使预判的可能性的事故不会发生，预判的事故或许根本不会发生，只是他们为自己剥夺别人利益行为的借口。如果罚款并没有制止事故的发生，发生事故后责任全推到行为人本身的疏忽，那罚款的意义是什么？“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亦。”就像有人来到这里习惯性的随地吐了一口痰，被监管的人抓住遭到重罚，重罚后吐在地上的痰难道就变成文明了吗？重罚只能使行为人带来记忆性的约束，处罚人却从中捞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口头教育不好吗？罚五新币不好吗？为什么一次就罚一百新币，一百新币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伍佰元，因为一口痰一个贫民百姓一个月的生活费没了。有的人情愿挨顿揍也不愿意接受这样严厉的罚款，挣钱远比挨揍还要使人为难。这样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吗？飞行的鸟兽，散养的猫狗排便对环境没有影响吗？自我制约固然重要。用电的人不能说自己用的是最纯洁的能源，发电却难免不会对大环境带来影响。善于吃肉的人凭着自己对美食的感知说什么纯天然的肉味才是最美的食材，难道说自己花钱买肉没参与养殖就不应该承担任何环境保护的责任？环境保护从来就不是局部的个人的事，很多时候做出牺牲的是为别人做着无名的贡献。闻着肉香不能说肉自始至终没沾过臭的脏污。只有有人甘心承受臭味的熏染才能换来美味的肉香。
以严厉惩罚的方式肆意践踏人们辛苦的汗水，这样的文明和发达有什么可称赞的！这样的文明和发达压抑着多少怨气难消的苦情！早在一千多年前，文明尚未教化寰宇，大唐武德年间朝廷就颁布律令，“食禄之家，不得与民争利。”相比之下国内生活的人们，在享受宽松带来幸福时，应该想想那些在国外为不文明的行为付出代价而时刻约束自己不文明的行为，没有理由不为珍惜生存环境亲力亲为养成良好习惯。
既然这里对发生事故明令重罚，为什么还要冠冕堂皇以维护安全为名义，实则以罚款创收为目的，表面看上去这里的制度很严，实则是毫无道理的处罚过重。人生不生病与日常饮食、与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与医院里的医生关系不大，医院里的医生目的是为生病的患者治愈疾病。如果希望有人生病来医院求助医生，如果医生本着治病救人尽职尽责的宗旨倒不失为尊贵的称号，如果希望在治愈患者的同时狠狠地搜刮到一笔不小的财富。患者可就遭了秧，开始不过是身体上的痛苦，为治愈身体的痛苦又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精神上的重负。患者宁可让重病把自己的生命夺去，也不愿使自己因治病弄到人财两空或者负债累累，与此说来，治病带来的后果远比病患本身引发的痛苦要可怕得多。每一分钱对有些人来说得来实在不容易，宁可舍了命也舍不得钱让人听来实在不是啥可笑的事，至于命都没了，留下钱干啥，落到谁的手里同样不值得可笑，活了一辈子拼死拼活攒点钱为了到老有个保障，到老即使死死地掐着被人人耻笑的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纸票死去也算落个心里踏实。
这天，傅铭宇从萨拉姆丁的身上多少感觉到一点奇怪的反常，当他一下醒悟过来再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费劲地朝着炉顶的方向爬去，傅铭宇看着他每迈一步透过肥大蓝色安检服身体颤抖的大肉块，怀疑他能不能爬到炉顶（事实他只到第二层平台就再也不愿往上去了）。这个家伙今天说的是汉语！他不但会说汉语，而且说得很流利。也许英语是这里的官方语言，也许在中国人面前表现自己是印度人理应对母国的忠实。傅铭宇不知道，在萨拉姆丁进入厂区的时候，刚好遇到唐沪仁离开。在他跟唐沪仁打招呼的时候，唐沪仁正跟秘书交谈着什么，不知是没看到他这个大胖子，还是看到不曾理会，唐沪仁就像身边没有人经过一样，照常说着话，照常走着的路。这个家伙之所以干到今天的职位，八爪鱼一样的触手敏感的知道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什么一但触碰了死都不知咋死的。华源公司经理唐沪仁可是一个利害角色。他的上任甚至得到这里最高层的接见。他不过是给人家打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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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的小鬼子为啥打咱们？”
“我哪里知道？反正打都打来了，还问那干啥？直接打回去就好了。”
“难道是看咱们好欺负吗？”
“有道理。”
“我从来没干过欺负人的事儿，平生最受不得被人欺负，哪怕去死。”
“那咱们宁可去死也要把他们打回去，跟他们血拼到底！”
“血拼倒没啥可怕的，就怕背后有人捅刀子，被人捅了刀子还被骂成是傻瓜。”
“反正早晚都得死，既然不能挺直腰杆活着，不如以死相搏，死都死了还管人家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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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北星人管日本公司有时叫鬼子公司，管日本人叫小鬼子或者鬼子。尽管从不当面这样称呼，被傅铭宇听到会给予严厉训诫的，“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我们是在干工程，是在跟人家合作，人家对咱们客气，咱们也要以礼待人。”尽管被训诫的人明显的表现不服，似乎在说，“又没当面说，难道还不让人背后说说吗？”这样的想法对加藤是个例外，就像日本曾经侵华，并不完全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加藤跟北星工人打交道从来不说日语，流利的汉话如果不是那身监理服，人们一定认准他是中国人，要么按这里的习惯称呼华人。人们对加藤转变态度除了他跟北星工作配合耐心，言谈举止还有一种亲切感。对于这样的人人们没有理由不对他尊敬些。
我们前文已经说过加藤是一个身体健壮行动勤快的的人，北星公司所有的安装细节都细细的检查过，发现问题或者他认为的问题都及时跟工人沟通。对于今天的吊装任务早就确认不会有任何差错。他是想约傅铭宇休息的时候一起去喝茶。傅铭宇爽快的答应了，并说去之前跟他电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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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铭宇到炉顶看到吴爱民、苏方达几个人配合那两个孟加拉人检查更换起升的卡子。吴爱民在国内几次配合起重用劳新革吊装遮烟角的经验。再干起来就显得驾轻就熟了。那两个孟加拉人对吴爱民的熟练操作并不感到好感。冷漠的态度就像债主遇到欠债人一样，总想找他们麻烦。吴爱民不知道自己哪里干活不尽心总惹他们挑毛病。心里在想也许他们认为自己的机械有多先进，北星公司既然能承包这样大的工程却没有能力独立完成这样的大件吊装。事实完全不是吴爱民想的那样。北星公司只是给租赁公司缴纳设备的租赁费，他们除了该拿到的工钱一分好处都没得到，在他们看来北星至少会给他们每人一千新币的辛苦费。明说出来又怕把事弄糟，不说北星又不明事理，只好把气撒在跟他们配合的吴爱民几个人身上。倒真应了那句，哪里不膏油哪里不转转。吴爱民心里自我安慰，反正再有个几小时就完成任务了，忍忍就好了。
傅铭宇到炉顶的时候，一个穿着破旧浅蓝色工作服个头偏高浓黑髭须，另一个衣着略显整洁长相俊俏个头明显比那一个矮下去一截，身材跟那个同样偏瘦脸庞偏黑的孟加拉人盯着傅铭宇看了又看。他们从北星工人见了他顿时表情严肃知道这个个头中等体型胖胖戴红色安全帽说话细声慢语的人是这里把握实权的领导，原以为是来给他们发赏钱的。矮个的表情里似乎做好了打算，如果傅铭宇跟他们打招呼，刚好借机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甚至想到傅铭宇不会说英语，准备把话说得更直接一些，省的翻译模棱两可的遮护过去，只要自己能得到好处管他领导不领导。谁知傅铭宇只跟北星工人交代了几句好好配合的话，连个招呼都没打像没看见有人站在一边似的就走开了。如果傅铭宇知道那两个孟加拉人抱着那样不切实际的想法，除了感到可笑，甚至是可恨。一切的起重机械都要经过这里安全部门的认可才能使用，且不说大笔的吊装费被这里的机械租赁公司给赚去了，北星公司没有赚头不说还得搭上人工费用。即使傅铭宇想到给他们辛苦费也不会达到他们想的一千新币，不能满足他们的想法他们照样不满意。又不是北星自己不能完成的高难的技术。由此使人想到，就连眼前的两个家伙都想揩油觉得北星的钱好赚，就连会点这样简单技能的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由此使人想到，那些一时不能实现的发展必不可少的科技领域将会遭受怎样被人卡脖子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