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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阿富汗王国进一步倒向共产国际，吉兰苏维埃在波斯北部树起的反英独立旗帜，不仅让苏维埃俄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好转，就连其国内的白俄势力也进一步瓦解了。
比如在德军选择和苏俄和解，从乌克兰撤离后，顿河共和国政府就彻底失去了方向。这个由哥萨克人建立起来的反苏维埃势力，从一开始就抱着这样一个心态，“我们立足于这样一个原则，即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东西，也不贪求别人的东西。”
顿河哥萨克的做派，使得他们失去了和布尔什维克谈判的可能，也让德国在和人民委员会达成和解之后，就迅速的抛弃了他们，因为这群只想守着自己地盘的哥萨克，显然不能给德国带来更多利益了。
至于协约国方面，在顿河哥萨克得到德国的支援时，他们就已经放弃了这个和德国为伍的俄国地方反叛势力，反正他们有着足够的反布尔什维克白俄势力可以选择。
为了生存下去，顿河军最终选择和南俄志愿军妥协，试图和这支被协约国支持的白俄武装携手对抗布尔什维克。但是领导南俄志愿军的邓尼金却只想吃掉顿河军，以壮大自身的力量。
缺乏长远目光的邓尼金帮助红军干掉了顿河军中的克拉斯诺夫派，1919年的春天，将近4万顿河军被邓尼金吞并了。这一行动虽然大大加强了邓尼金个人在南俄志愿军中的威望，但是却削弱了顿河军和南俄志愿军联盟的力量。
1919年春天，攻入顿河地区的苏俄红军对于当地哥萨克人的严酷镇压，导致了4月份上顿河地区爆发了生势浩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叛乱。不过已经从东线腾出手来的苏俄红军，迅速的调动了大量兵力进入了上顿河地区，把叛乱的哥萨克和顿河军隔离了开来，使得双方不能汇合。
由于此时俄国内外形势已经好转，列宁派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并不需要向托洛茨基派做出更多的妥协，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们认为，顿河哥萨克的叛乱有很大的原因是出在了某些过火的左倾政策。在加上莫斯科和会的召开也使得列宁认为，人民委员会要消灭的是哥萨克中的反动分子而不是哥萨克人，人民委员会需要尽快的平息国内的叛乱，以防止失去主导国际和平的地位。
于是，人民委员会给予了叛乱哥萨克首领帕维尔·纳扎列维奇·库迪诺夫一个和平谈判的机会。6月份，伏龙芝带领红军第8、9、11集团军，在东乌克兰击败了顿河军主力，刚上任不久的西多林中将丢下了部队逃亡。随即，伏龙芝又指挥第8、11集团军合围了马蒙托夫率领的顿河第4骑兵军，在赫尔松大败第4骑兵军。
7月初，库迪诺夫向莫斯科派出的特派员交出了武器，上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叛乱平息。8月初，伏龙芝率领红军进入了顿河畔罗斯托夫，此时稍稍有些见识的白俄精英们都看得出，南俄政府已经大势已去，如果不能得到协约国新的支持，那么邓尼金政府就要垮台。
于是在8月份的时候，人民委员会要考虑的不再是如何消灭南俄政府，而是要考虑由谁去消灭南俄政府。是由之前和顿河军作战出色的伏龙芝，还是由获得了托洛茨基力荐的图哈切夫斯基，给予邓尼金以最后一击。
其次，在国内战争即将平息的关口，人民委员会开始考虑如何组建苏维埃联盟和同国内的安那其主义者的关系了。自十月革命爆发之后，整个俄国就几乎成为了一地的碎片，虽然在协约国和白卫军的压力下，各地苏维埃最终团结在了以布尔什维克为领导的人民委员会的周边，但是在国内和平即将实现的关头，地方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的关系，各民族自治共和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关系，都面临着一个重新确认的局面。
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很快发现，想要组建苏维埃联盟就不得不同中国达成一种默契，因为不管是在中亚、远东或是中、西西伯利亚地区，中国共和党都在那里发挥着影响力。而即便是在东欧地区，苏维埃俄国和德国之间也需要中国共和党加以斡旋，因为德国共产党并未掌握德国的全部权力。
于是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吴川的交流就变得密集了起来，而随着吴川在莫斯科的长期逗留，他在莫斯科的公寓也进行了一些改造。除了增添柴油发电机和电报室之外，还从国内运来了一个冰柜。在欧洲人忙着战争的时候，革命委员会则忙着进行东北的工业化和吸纳各国发明的电气类科技。
吴川虽然不是什么科学家，但至少还是知道被环保人士称为20世纪两大最恶劣的发明的，一个就是汽油的抗暴剂：四乙基铅，另一个就是安全制冷剂：二氯二氟甲烷。虽然他知道的只是两个名称，但是交给化学家之后也相当于剔除了许多错误的方向。
因此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这两种化合物就开始生产了。当然，革命委员会并不会像美国资本家那样宣称四乙基铅是无毒的，以此去欺骗工人和公众。革命委员会承认四乙基铅有毒，对工人采取了保护和周期性体检和疗养制度。
而得到了安全制冷剂后，不采用液氨的安全冰箱和空调也终于设计了出来。虽然莫斯科的夏天是比较凉快的，但是在这样的季节喝上一瓶冰镇的可口可乐或矿泉水还是相当享受的。不过跑来吴川这里的人民委员们显然更喜欢来上一罐冰镇的啤酒，随着战争的结束，铝的价格大大的下跌，于是原本用于军事用途的铝开始进入到民用领域了，铝罐啤酒就是一个新产品。
在俄国人和德国人眼中，吴川的做法无疑是一种炫耀。在这个时候，不管德国还是俄国都是缺乏原铝的国家，而中国人却已经开始用铝来制造酒罐了。俄国是缺乏基建，而德国则是缺乏能源，毕竟提取铝是消耗电力的，但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俄国和德国对于三国经贸联合的期待。
当王葆真从巴黎发来电报的时候，吴川正在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交谈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三人之间的的关系要比其他人更为精密一些，因为他们三人都没有自己的理论，都是列宁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当然，三人中斯维尔德洛夫要更加纯粹一些，吴川和斯大林虽然都坚定的支持列宁主义，但都会在实施时往列宁主义中加一点私货，以确保列宁主义和自己的想法一致。
因此在同人民委员会委员们的交流中，吴川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的交流要比别的委员们更为坦诚一些，当然这些别的委员并不包括导师本人。在和其他委员们交流的时候，因为不能确定这些人的理论到底通向何方，吴川也只能保留一些意见不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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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阿富汗王国进一步倒向共产国际，吉兰苏维埃在波斯北部树起的反英独立旗帜，不仅让苏维埃俄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好转，就连其国内的白俄势力也进一步瓦解了。
比如在德军选择和苏俄和解，从乌克兰撤离后，顿河共和国政府就彻底失去了方向。这个由哥萨克人建立起来的反苏维埃势力，从一开始就抱着这样一个心态，“我们立足于这样一个原则，即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东西，也不贪求别人的东西。”
顿河哥萨克的做派，使得他们失去了和布尔什维克谈判的可能，也让德国在和人民委员会达成和解之后，就迅速的抛弃了他们，因为这群只想守着自己地盘的哥萨克，显然不能给德国带来更多利益了。
至于协约国方面，在顿河哥萨克得到德国的支援时，他们就已经放弃了这个和德国为伍的俄国地方反叛势力，反正他们有着足够的反布尔什维克白俄势力可以选择。
为了生存下去，顿河军最终选择和南俄志愿军妥协，试图和这支被协约国支持的白俄武装携手对抗布尔什维克。但是领导南俄志愿军的邓尼金却只想吃掉顿河军，以壮大自身的力量。
缺乏长远目光的邓尼金帮助红军干掉了顿河军中的克拉斯诺夫派，1919年的春天，将近4万顿河军被邓尼金吞并了。这一行动虽然大大加强了邓尼金个人在南俄志愿军中的威望，但是却削弱了顿河军和南俄志愿军联盟的力量。
1919年春天，攻入顿河地区的苏俄红军对于当地哥萨克人的严酷镇压，导致了4月份上顿河地区爆发了生势浩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叛乱。不过已经从东线腾出手来的苏俄红军，迅速的调动了大量兵力进入了上顿河地区，把叛乱的哥萨克和顿河军隔离了开来，使得双方不能汇合。
由于此时俄国内外形势已经好转，列宁派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并不需要向托洛茨基派做出更多的妥协，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们认为，顿河哥萨克的叛乱有很大的原因是出在了某些过火的左倾政策。在加上莫斯科和会的召开也使得列宁认为，人民委员会要消灭的是哥萨克中的反动分子而不是哥萨克人，人民委员会需要尽快的平息国内的叛乱，以防止失去主导国际和平的地位。
于是，人民委员会给予了叛乱哥萨克首领帕维尔·纳扎列维奇·库迪诺夫一个和平谈判的机会。6月份，伏龙芝带领红军第8、9、11集团军，在东乌克兰击败了顿河军主力，刚上任不久的西多林中将丢下了部队逃亡。随即，伏龙芝又指挥第8、11集团军合围了马蒙托夫率领的顿河第4骑兵军，在赫尔松大败第4骑兵军。
7月初，库迪诺夫向莫斯科派出的特派员交出了武器，上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叛乱平息。8月初，伏龙芝率领红军进入了顿河畔罗斯托夫，此时稍稍有些见识的白俄精英们都看得出，南俄政府已经大势已去，如果不能得到协约国新的支持，那么邓尼金政府就要垮台。
于是在8月份的时候，人民委员会要考虑的不再是如何消灭南俄政府，而是要考虑由谁去消灭南俄政府。是由之前和顿河军作战出色的伏龙芝，还是由获得了托洛茨基力荐的图哈切夫斯基，给予邓尼金以最后一击。
其次，在国内战争即将平息的关口，人民委员会开始考虑如何组建苏维埃联盟和同国内的安那其主义者的关系了。自十月革命爆发之后，整个俄国就几乎成为了一地的碎片，虽然在协约国和白卫军的压力下，各地苏维埃最终团结在了以布尔什维克为领导的人民委员会的周边，但是在国内和平即将实现的关头，地方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的关系，各民族自治共和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关系，都面临着一个重新确认的局面。
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很快发现，想要组建苏维埃联盟就不得不同中国达成一种默契，因为不管是在中亚、远东或是中、西西伯利亚地区，中国共和党都在那里发挥着影响力。而即便是在东欧地区，苏维埃俄国和德国之间也需要中国共和党加以斡旋，因为德国共产党并未掌握德国的全部权力。
于是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吴川的交流就变得密集了起来，而随着吴川在莫斯科的长期逗留，他在莫斯科的公寓也进行了一些改造。除了增添柴油发电机和电报室之外，还从国内运来了一个冰柜。在欧洲人忙着战争的时候，革命委员会则忙着进行东北的工业化和吸纳各国发明的电气类科技。
吴川虽然不是什么科学家，但至少还是知道被环保人士称为20世纪两大最恶劣的发明的，一个就是汽油的抗暴剂：四乙基铅，另一个就是安全制冷剂：二氯二氟甲烷。虽然他知道的只是两个名称，但是交给化学家之后也相当于剔除了许多错误的方向。
因此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这两种化合物就开始生产了。当然，革命委员会并不会像美国资本家那样宣称四乙基铅是无毒的，以此去欺骗工人和公众。革命委员会承认四乙基铅有毒，对工人采取了保护和周期性体检和疗养制度。
而得到了安全制冷剂后，不采用液氨的安全冰箱和空调也终于设计了出来。虽然莫斯科的夏天是比较凉快的，但是在这样的季节喝上一瓶冰镇的可口可乐或矿泉水还是相当享受的。不过跑来吴川这里的人民委员们显然更喜欢来上一罐冰镇的啤酒，随着战争的结束，铝的价格大大的下跌，于是原本用于军事用途的铝开始进入到民用领域了，铝罐啤酒就是一个新产品。
在俄国人和德国人眼中，吴川的做法无疑是一种炫耀。在这个时候，不管德国还是俄国都是缺乏原铝的国家，而中国人却已经开始用铝来制造酒罐了。俄国是缺乏基建，而德国则是缺乏能源，毕竟提取铝是消耗电力的，但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俄国和德国对于三国经贸联合的期待。
当王葆真从巴黎发来电报的时候，吴川正在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交谈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三人之间的的关系要比其他人更为精密一些，因为他们三人都没有自己的理论，都是列宁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当然，三人中斯维尔德洛夫要更加纯粹一些，吴川和斯大林虽然都坚定的支持列宁主义，但都会在实施时往列宁主义中加一点私货，以确保列宁主义和自己的想法一致。
因此在同人民委员会委员们的交流中，吴川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的交流要比别的委员们更为坦诚一些，当然这些别的委员并不包括导师本人。在和其他委员们交流的时候，因为不能确定这些人的理论到底通向何方，吴川也只能保留一些意见不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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