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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马鲁丁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天文历法，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元政府决定编修全国地理志，由札马鲁丁负责从各地调来一批地理学家和工作人员，经过18年的努力，完成了600册、1300卷的《大一统志》。同年他又领导绘制了全国彩色大地图。
札马鲁丁对我国元代的科学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名垂星汉的郭守敬元代的科学家层出不穷，但是要论其中的杰出代表，必然首推“学究天人”的郭守敬。
勤奋治学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就重视吸收汉族的读书人，帮助筹划朝政大事。他重用一个汉族谋士刘秉忠。忽必烈称帝和定国号为元，都是刘秉忠的主意。后来，刘秉忠又向忽必烈荐引了一些朋友、学生，也一个个担任了元朝初年的重要官员。其中有一个是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
郭守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他祖父郭荣学识渊博，不但通晓经书，对数学、天文、水利等都有研究。
郭守敬少年时候，在祖父的影响下，对科学发生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刘秉忠和他的朋友张文谦等正在邢州西南紫金山讲学，郭荣把他孙子送到刘秉忠那里学习。郭守敬在那里认识了许多爱好科学的朋友，学问就长进得更快。
不吃闲饭忽必烈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决定整治水利，征求这方面的人才。张文谦把郭守敬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很快就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召见郭守敬。郭守敬对北方水利情况十分熟悉，当时就提出六条整治水利的措施。
忽必烈听了十分满意，每听完一条，就点头赞许。最后，他很感慨地说：“让这样的人去办事，才不会是摆空架子吃闲饭的呢。”接见以后，就派郭守敬担任提举各路河渠的职务，经办河道水利的事。
过了两年，郭守敬又被派到西夏一带去整治水利。那里经过多年战乱，河道淤塞，土地荒芜，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郭守敬到了西夏，经过详细勘察以后，发动民工疏浚了一批原有的渠道、水坝，还开挖了一些新河道。不出一年时间，这一带九百多万亩农田灌溉畅达，粮食丰收，百姓的生活也都改善了。
为了加强大都到江南的交通运输，忽必烈又派郭守敬去勘测水路交通情况。经过郭守敬的勘测、设计，不但修通了原来的运河，还新开凿了一条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这样，从江南到大都的水路运输，就畅通无阻了。
钓鱼图万世历表元世祖灭南宋以后，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农业生产要利用历法。过去，蒙古一直使用金朝颁布的历法，这种历法误差很大，连农业上常常使用的节气也算不准。元朝征服江南以后，南方用的又是另一种历法，南北历法不一样，更容易造成紊乱。元世祖决定统一制订一个新历法。他下令成立了一个编订历法的机构，名叫太史局（后来叫太史院）。负责太史局的是郭守敬的同学王恂，郭守敬因为精通天文、历法，也被朝廷从水利部门调到太史局，和王恂一起主办改历工作。
修订历法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研究历法先要重视观测，而观测必须依靠仪表。原来从开封运来的有一架观察天象的大型浑天仪已经陈旧不堪，得不到可靠的数据。郭守敬设计一套新的仪器。他觉得原来的浑天仪结构复杂，使用不方便，还创制了一种结构比较简单、刻度精密的简仪。他制作的仪器，精巧和准确程度都比旧的仪器高得多。有了好的仪器，还要进行精确的实地观测。公元1279年，郭守敬在向元世祖报告的时候，提出在太史院里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的打算。这个大胆的计划马上得到元世祖批准。
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今西沙群岛上），选派了14个监候官员分别到各地进行观测。郭守敬也亲自带人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去观测。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郭守敬根据大量数据，花了两年的时间，编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叫《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26秒。这部历法同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即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302年。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清官维吾尔族出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首屈一指的就是元初的名臣廉希宪。
以“廉”为姓廉希宪的父亲在元朝的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和世祖忽必烈三朝做官，居官清廉，执法公正，功劳卓著，死后追封为魏国公。在蒙古大汗窝阔台三年，即公元1231年，廉希宪的父亲被任命为燕南诸路肃政廉访使，也就是主管司法刑狱和官吏考科的长官。
任命的当天，次子希宪刚好出生，他非常高兴，对家人说：“古时候有人用官职为姓氏，上天大概是要我以‘廉’字为宗族的姓吧。”从此，他的子孙便都用“廉”为姓。
“廉孟子”
廉希宪字善甫，从小就很热心读儒家的经书和历史，刻苦而认真。经过数年的苦读，他成了一个学问很深的青年，这时正好忽必烈在到处招贤纳士，听人说廉希宪学识渊博，就召他入邸为臣，对他很是器重。
进入忽必烈的府第后，廉希宪仍然苦读经书。一次，他正专心地读《孟子》，忽必烈派人来叫他，他揣着书就去了。忽必烈见他拿着《孟子》，就问他书里讲些什么，他便将孟子的人性本善、见利忘义、仁义爱国等思想讲给忽必烈听。忽必烈听了很高兴，对他赞不绝口：“真是一个廉孟子啊！”从此，廉希宪就以“廉孟子”著称，成为当时一大名人。
在公元1260年，即中统元年，忽必烈继承了蒙古汗位，在廉希宪等人的辅佐下，击败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后来他就任京兆道宣抚使。两年后，担任中书省平章事，成为宰相之一。廉希宪还担任过北京、江陵的行省长官，在公元1280年，廉希宪病逝，年仅49岁，可谓英年早逝。
以廉闻名廉希宪不但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而且品格也很高尚，一向推功揽过。志元七年（公元1270年），因为释放被诬陷入狱的尼赞马丁，惹恼了忽必烈而被罢官。忽必烈很快又后悔了，问侍臣他在干什么，侍臣说他还在闭门读书。忽必烈听了，就叹息道：“读书确实是朕曾经倡导过的，但是读书不用，还不如不读。”一向忌恨廉希宪的阿合马害怕廉希宪东山再起，于己不利，就趁机说：“他哪里是在读书，不过是在整天吃喝玩乐！”忽必烈听了脸色大变，怒斥道：“胡说！希宪清贫廉洁，人人皆知，拿什么吃喝？”不久，忽必烈就起用廉希宪任北京行省长官，镇抚辽东。后来，廉希宪到新平定的长江重镇江陵去做行省长官。他临行前辞谢了忽必烈所赐财物，冒着酷暑直奔江陵。到达后就立即下令禁止抢劫百姓，开始兴利除弊。他又安抚商人照常营业，使军民相安以处，官吏各司其职。然后登记原来的南宋官员，量才授予官职，从没有一点猜疑之心。他为了安抚地方，专门下令：凡是杀害俘虏者一律按杀害平民治罪；俘虏如果患病被遗弃，允许人们收养，病愈后原来的主人不能索要；开掘城外御敌之水，灌溉得到良田数万亩，分给贫民耕种，发放粮食，救济饥民。
地方秩序刚刚稳定，廉希宪又大力兴办学校，他还亲自讲课，训导激励学生学以报国。这使当地很快出现了勃勃生机，远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重庆等地的宋将都闻风来降。皇帝得到消息后，感慨地对侍臣说：“先朝用兵不能得地，现在廉希宪不用一兵却让几千里外的人奉送土地，廉孟子不虚其名啊！”
两袖清风廉希宪官虽然做到了宰相，但为国效力却始终保持着清廉作风，俸禄之外从没有贪私之物。走到哪里都是随身带着一张琴和几箱书，没有其他私产，更不用说金银财宝了。归顺元朝的南宋将官都带着很多金银去见元朝的地方长官，廉希宪对此深恶痛绝。他向送礼的人说：“你们送的东西，如果是自己的，我收了便是不义；如果是公家的，你们拿来送礼，就是盗窃国财，我收了便是贪赃；如果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就要罪加一等了。”说得送礼的人无地自容，惭愧得不知说什么好。
在公元1277年，廉希宪被召回京，江陵百姓拦路哭送，后来又建立祠堂纪念他。回到北京后，他随身携带的东西仍然是琴和书。
第十五章
一世英名回京两年之后，廉希宪病重，皇太子派人去探望，并请教治国之道。廉希宪请求太子劝谏皇上赶快除去贪赃误国的阿合马一伙，以免后患无穷，祸及国家。身为廉吏，廉希宪对专权纳贿、肆意掠夺民产的阿合马一直心存戒备，恨自己不能为国锄奸。两年之后，阿合马被义士王著杀死，罪行暴露，忽必烈立诛其党羽，罢撤扰民衙门171所，为国除了一大祸害。临终时，廉希宪仍然不忘叮嘱儿孙谨守清廉：“你们知道狄梁公吧，梁公有大节殊勋，但儿子却玷污了他的清名，你们要谨记为戒！”狄梁公即唐朝名相狄仁杰，死后其子贪暴，百姓愤而毁了狄仁杰的生祠。廉希宪的六个儿子都时刻遵守父亲的遗训，为将为相都能清廉自守。元朝追封廉希宪为魏国公，赠清忠粹德功臣、恒阳王等荣誉称号，谥号为“文正”。这个谥号是对大臣功劳的最高评价，历史上得到这个谥号的人很少。思想与宗教的繁荣元带给世人惊奇的不仅有稳定的政治，而且还有它的思想与宗教的繁荣。
理学的发展蒙古灭金后，北方虽然有很多儒士，但理学思想的广为传播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之后的事。赵复，字仁甫，德安（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公元1234年，他被蒙古军俘至燕（今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后来在燕京设立了太极书院，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
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许、刘主朱学，吴则调和朱、陆二派。三家虽互有矛盾，但基本观点完全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少创造。儒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在元朝同样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称颂。元武宗给孔子加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头衔。元朝统治者把儒学定为“国是”，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一律以程朱对孔孟理论的注释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
反理学的斗士尽管元朝统治者提倡理学和其他宗教思想，在元代思想界中仍然出现了一些反对理学的思想家。邓牧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邓牧，字牧心，号文行，又自号“三教外人”，浙江钱塘人。南宋亡后，他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不仕元朝，是个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他著有《伯矛琴》一书，猛烈抨击暴君酷吏。
他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大小官吏都是吃人的豺狼。他还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在那里有皇帝也有官吏，但都是民选出来为群众办事的人，而不是特权阶级。在理想国里无战争，人人劳动，自食其力。
邓牧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只能借用老聃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作为他的思想武器，终于陷入逃世的幻觉之中。
古代风景画鉴赏宗教的兴盛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蛮教，但对其他各种宗教，也都采取宽容态度，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
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由于吐蕃新兴封建领主的支持，日渐兴盛。
自元世祖起，元朝历代皇帝后妃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因此，喇嘛们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优待。
佛教在内地的各宗派，在元代也都十分兴盛。元代刻的佛教大藏经在佛教经典的传布上是一件大事，后来的明藏、清藏，都是以此为基础而修纂的。元代的道教，除了张天师的嫡系称为正一教外，还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流派。全真教势力最大，教主丘处机（长春真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据实写了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
不仅本国宗教得到了极大发展，外来的宗教也在元朝获得了一席之地，这在中国历史可谓少有。元代把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亦称也立乔，意为信仰基督之人。元代中国的基督教有两派。一派是聂士脱里派，是随着波斯商人由泉州、广州各沿海城市传入内地的；另一派是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在公元1292年前后，教皇曾派遣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来北京传教，任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教堂。
伊斯兰教在元代也是随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东来的。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散处各地，元人称之为“回回”。其传教士在元代官文书中称为答失蛮。此是波斯文音译，意为学者。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都是在唐宋之际逐渐传入，而在元代也有所传播。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三世纪时创造的宗教，吸收祆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资料而形成自己的教义，七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
元代泉州一带有摩尼教活动。婆罗门教在泉州曾建立寺院，俗称番佛寺。犹太教亦称为“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的音译），在开封和大都都有他们的踪迹。《马可波罗行记》中就有关于犹太教徒的记载。马可波罗东游记忽必烈的努力使得元朝成为东方乃至世界的庞大帝国，由此吸引来更多的仰慕者。
漫游东方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是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他家祖辈也是世代经商，父亲和叔父常奔走于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公元1260年，他的父亲和叔父经商到过伊士坦布尔，后来又到中亚的布哈拉，在那里他们俩遇到了一个波斯使臣，并和使臣一起到了中国，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
公元1269年，马可波罗已经15岁，他的父亲和叔父从东方回到了威尼斯，他们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使得马可波罗既羡慕又向往，他也很想做一个商人漫游东方。
两年之后，马可波罗的美好愿望实现了。公元1271年，他的父亲和叔父再次动身去中国，决定带马可波罗同行，于是年轻的马可波罗以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怀着了解东方的心情，踏上了东行之途。
他们由威尼斯起程，渡过地中海，到达小亚细半岛，经由亚美尼亚折向南行，沿着美丽的底格里斯河谷，到达伊斯兰教古城巴格达，由此沿波斯湾南下，向当时商业繁盛的霍尔木兹前进，继而从霍尔木兹向北穿越荒无人烟的伊朗高原，折而向东，在到达阿富汗的东北端时，马可波罗由于适应不了高原山地的生活，不幸病倒了，只好停下来疗养。
一年之后，马可波罗恢复了健康，继续前进。他们启行不久又面临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苦行程。
久病初愈的马可波罗，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困难，下山之后来到喀什，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行走，抵达叶尔羌绿洲，继而向东到达和阗和且末，再经敦煌、酒泉、张掖、宁夏等地，费时三年半，于公元1275年夏抵达元代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西北）。上都是忽必烈夏季避暑的行宫，正式国都定在北京，当时称为大都，以后马可波罗等人到达大都，并居住10多年。
半个中国人马可波罗到达大都时已经21岁，风华正茂，由父亲和叔父带着觐见忽必烈大汗。忽必烈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欢迎，并留他们在朝中居住下来，马可波罗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朝廷礼仪，掌握了蒙古语等语言。
忽必烈在和马可波罗的接触中，发现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因此对他很器重，除了在京城大都应差外，还几次安排他到国内各地和一些邻近国家，进行游览和访问。
根据游记记载，马可波罗出访过云南，他从大都出发，经由河北到山西，自山西过黄河进入关中，然后从关中逾越秦岭到四川成都，大概再由成都西行到建昌，最后渡金沙江到达云南的昆明。
他还去过江南一带，所走的路线似乎是取道运河南下，他的游记里有准安、宝应、高邮、泰州、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城市的记载，其中在扬州他还担任官职3年。此外，马可波罗还奉使访问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
荣归故里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中国旅居约17年之后，于公元1291年初以护送元室阔阀真公主前往波斯，而离开大都顺路回国。
他们的回程取海道，从福建泉州出海，西南行，经爪哇，苏门答腊，斯里兰卡，马拉巴海岸，直驶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自此登陆，经大不理士到特勒比遵德，由此坐船经伊斯坦布尔，于公元1295年回到了离别20余年的家乡威尼斯。
马可波罗漫游东方归来的消息，轰动了威尼斯，从社会名流到一般市民，争相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马可波罗回家不久，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因为市场竞争，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马可波罗为保卫自身和威尼斯的商业利益，奋勇加入了威尼斯的战斗行列。激战结果，威尼斯舰队大败，热那亚人获得胜利。马可波罗受伤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马可波罗因为从东方回来已经有点... -->>
札马鲁丁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天文历法，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元政府决定编修全国地理志，由札马鲁丁负责从各地调来一批地理学家和工作人员，经过18年的努力，完成了600册、1300卷的《大一统志》。同年他又领导绘制了全国彩色大地图。
札马鲁丁对我国元代的科学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名垂星汉的郭守敬元代的科学家层出不穷，但是要论其中的杰出代表，必然首推“学究天人”的郭守敬。
勤奋治学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就重视吸收汉族的读书人，帮助筹划朝政大事。他重用一个汉族谋士刘秉忠。忽必烈称帝和定国号为元，都是刘秉忠的主意。后来，刘秉忠又向忽必烈荐引了一些朋友、学生，也一个个担任了元朝初年的重要官员。其中有一个是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
郭守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他祖父郭荣学识渊博，不但通晓经书，对数学、天文、水利等都有研究。
郭守敬少年时候，在祖父的影响下，对科学发生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刘秉忠和他的朋友张文谦等正在邢州西南紫金山讲学，郭荣把他孙子送到刘秉忠那里学习。郭守敬在那里认识了许多爱好科学的朋友，学问就长进得更快。
不吃闲饭忽必烈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决定整治水利，征求这方面的人才。张文谦把郭守敬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很快就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召见郭守敬。郭守敬对北方水利情况十分熟悉，当时就提出六条整治水利的措施。
忽必烈听了十分满意，每听完一条，就点头赞许。最后，他很感慨地说：“让这样的人去办事，才不会是摆空架子吃闲饭的呢。”接见以后，就派郭守敬担任提举各路河渠的职务，经办河道水利的事。
过了两年，郭守敬又被派到西夏一带去整治水利。那里经过多年战乱，河道淤塞，土地荒芜，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郭守敬到了西夏，经过详细勘察以后，发动民工疏浚了一批原有的渠道、水坝，还开挖了一些新河道。不出一年时间，这一带九百多万亩农田灌溉畅达，粮食丰收，百姓的生活也都改善了。
为了加强大都到江南的交通运输，忽必烈又派郭守敬去勘测水路交通情况。经过郭守敬的勘测、设计，不但修通了原来的运河，还新开凿了一条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这样，从江南到大都的水路运输，就畅通无阻了。
钓鱼图万世历表元世祖灭南宋以后，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农业生产要利用历法。过去，蒙古一直使用金朝颁布的历法，这种历法误差很大，连农业上常常使用的节气也算不准。元朝征服江南以后，南方用的又是另一种历法，南北历法不一样，更容易造成紊乱。元世祖决定统一制订一个新历法。他下令成立了一个编订历法的机构，名叫太史局（后来叫太史院）。负责太史局的是郭守敬的同学王恂，郭守敬因为精通天文、历法，也被朝廷从水利部门调到太史局，和王恂一起主办改历工作。
修订历法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研究历法先要重视观测，而观测必须依靠仪表。原来从开封运来的有一架观察天象的大型浑天仪已经陈旧不堪，得不到可靠的数据。郭守敬设计一套新的仪器。他觉得原来的浑天仪结构复杂，使用不方便，还创制了一种结构比较简单、刻度精密的简仪。他制作的仪器，精巧和准确程度都比旧的仪器高得多。有了好的仪器，还要进行精确的实地观测。公元1279年，郭守敬在向元世祖报告的时候，提出在太史院里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的打算。这个大胆的计划马上得到元世祖批准。
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今西沙群岛上），选派了14个监候官员分别到各地进行观测。郭守敬也亲自带人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去观测。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郭守敬根据大量数据，花了两年的时间，编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叫《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26秒。这部历法同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即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302年。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清官维吾尔族出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首屈一指的就是元初的名臣廉希宪。
以“廉”为姓廉希宪的父亲在元朝的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和世祖忽必烈三朝做官，居官清廉，执法公正，功劳卓著，死后追封为魏国公。在蒙古大汗窝阔台三年，即公元1231年，廉希宪的父亲被任命为燕南诸路肃政廉访使，也就是主管司法刑狱和官吏考科的长官。
任命的当天，次子希宪刚好出生，他非常高兴，对家人说：“古时候有人用官职为姓氏，上天大概是要我以‘廉’字为宗族的姓吧。”从此，他的子孙便都用“廉”为姓。
“廉孟子”
廉希宪字善甫，从小就很热心读儒家的经书和历史，刻苦而认真。经过数年的苦读，他成了一个学问很深的青年，这时正好忽必烈在到处招贤纳士，听人说廉希宪学识渊博，就召他入邸为臣，对他很是器重。
进入忽必烈的府第后，廉希宪仍然苦读经书。一次，他正专心地读《孟子》，忽必烈派人来叫他，他揣着书就去了。忽必烈见他拿着《孟子》，就问他书里讲些什么，他便将孟子的人性本善、见利忘义、仁义爱国等思想讲给忽必烈听。忽必烈听了很高兴，对他赞不绝口：“真是一个廉孟子啊！”从此，廉希宪就以“廉孟子”著称，成为当时一大名人。
在公元1260年，即中统元年，忽必烈继承了蒙古汗位，在廉希宪等人的辅佐下，击败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后来他就任京兆道宣抚使。两年后，担任中书省平章事，成为宰相之一。廉希宪还担任过北京、江陵的行省长官，在公元1280年，廉希宪病逝，年仅49岁，可谓英年早逝。
以廉闻名廉希宪不但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而且品格也很高尚，一向推功揽过。志元七年（公元1270年），因为释放被诬陷入狱的尼赞马丁，惹恼了忽必烈而被罢官。忽必烈很快又后悔了，问侍臣他在干什么，侍臣说他还在闭门读书。忽必烈听了，就叹息道：“读书确实是朕曾经倡导过的，但是读书不用，还不如不读。”一向忌恨廉希宪的阿合马害怕廉希宪东山再起，于己不利，就趁机说：“他哪里是在读书，不过是在整天吃喝玩乐！”忽必烈听了脸色大变，怒斥道：“胡说！希宪清贫廉洁，人人皆知，拿什么吃喝？”不久，忽必烈就起用廉希宪任北京行省长官，镇抚辽东。后来，廉希宪到新平定的长江重镇江陵去做行省长官。他临行前辞谢了忽必烈所赐财物，冒着酷暑直奔江陵。到达后就立即下令禁止抢劫百姓，开始兴利除弊。他又安抚商人照常营业，使军民相安以处，官吏各司其职。然后登记原来的南宋官员，量才授予官职，从没有一点猜疑之心。他为了安抚地方，专门下令：凡是杀害俘虏者一律按杀害平民治罪；俘虏如果患病被遗弃，允许人们收养，病愈后原来的主人不能索要；开掘城外御敌之水，灌溉得到良田数万亩，分给贫民耕种，发放粮食，救济饥民。
地方秩序刚刚稳定，廉希宪又大力兴办学校，他还亲自讲课，训导激励学生学以报国。这使当地很快出现了勃勃生机，远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重庆等地的宋将都闻风来降。皇帝得到消息后，感慨地对侍臣说：“先朝用兵不能得地，现在廉希宪不用一兵却让几千里外的人奉送土地，廉孟子不虚其名啊！”
两袖清风廉希宪官虽然做到了宰相，但为国效力却始终保持着清廉作风，俸禄之外从没有贪私之物。走到哪里都是随身带着一张琴和几箱书，没有其他私产，更不用说金银财宝了。归顺元朝的南宋将官都带着很多金银去见元朝的地方长官，廉希宪对此深恶痛绝。他向送礼的人说：“你们送的东西，如果是自己的，我收了便是不义；如果是公家的，你们拿来送礼，就是盗窃国财，我收了便是贪赃；如果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就要罪加一等了。”说得送礼的人无地自容，惭愧得不知说什么好。
在公元1277年，廉希宪被召回京，江陵百姓拦路哭送，后来又建立祠堂纪念他。回到北京后，他随身携带的东西仍然是琴和书。
第十五章
一世英名回京两年之后，廉希宪病重，皇太子派人去探望，并请教治国之道。廉希宪请求太子劝谏皇上赶快除去贪赃误国的阿合马一伙，以免后患无穷，祸及国家。身为廉吏，廉希宪对专权纳贿、肆意掠夺民产的阿合马一直心存戒备，恨自己不能为国锄奸。两年之后，阿合马被义士王著杀死，罪行暴露，忽必烈立诛其党羽，罢撤扰民衙门171所，为国除了一大祸害。临终时，廉希宪仍然不忘叮嘱儿孙谨守清廉：“你们知道狄梁公吧，梁公有大节殊勋，但儿子却玷污了他的清名，你们要谨记为戒！”狄梁公即唐朝名相狄仁杰，死后其子贪暴，百姓愤而毁了狄仁杰的生祠。廉希宪的六个儿子都时刻遵守父亲的遗训，为将为相都能清廉自守。元朝追封廉希宪为魏国公，赠清忠粹德功臣、恒阳王等荣誉称号，谥号为“文正”。这个谥号是对大臣功劳的最高评价，历史上得到这个谥号的人很少。思想与宗教的繁荣元带给世人惊奇的不仅有稳定的政治，而且还有它的思想与宗教的繁荣。
理学的发展蒙古灭金后，北方虽然有很多儒士，但理学思想的广为传播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之后的事。赵复，字仁甫，德安（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公元1234年，他被蒙古军俘至燕（今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后来在燕京设立了太极书院，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
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许、刘主朱学，吴则调和朱、陆二派。三家虽互有矛盾，但基本观点完全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少创造。儒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在元朝同样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称颂。元武宗给孔子加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头衔。元朝统治者把儒学定为“国是”，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一律以程朱对孔孟理论的注释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
反理学的斗士尽管元朝统治者提倡理学和其他宗教思想，在元代思想界中仍然出现了一些反对理学的思想家。邓牧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邓牧，字牧心，号文行，又自号“三教外人”，浙江钱塘人。南宋亡后，他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不仕元朝，是个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他著有《伯矛琴》一书，猛烈抨击暴君酷吏。
他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大小官吏都是吃人的豺狼。他还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在那里有皇帝也有官吏，但都是民选出来为群众办事的人，而不是特权阶级。在理想国里无战争，人人劳动，自食其力。
邓牧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只能借用老聃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作为他的思想武器，终于陷入逃世的幻觉之中。
古代风景画鉴赏宗教的兴盛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蛮教，但对其他各种宗教，也都采取宽容态度，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
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由于吐蕃新兴封建领主的支持，日渐兴盛。
自元世祖起，元朝历代皇帝后妃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因此，喇嘛们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优待。
佛教在内地的各宗派，在元代也都十分兴盛。元代刻的佛教大藏经在佛教经典的传布上是一件大事，后来的明藏、清藏，都是以此为基础而修纂的。元代的道教，除了张天师的嫡系称为正一教外，还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流派。全真教势力最大，教主丘处机（长春真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据实写了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
不仅本国宗教得到了极大发展，外来的宗教也在元朝获得了一席之地，这在中国历史可谓少有。元代把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亦称也立乔，意为信仰基督之人。元代中国的基督教有两派。一派是聂士脱里派，是随着波斯商人由泉州、广州各沿海城市传入内地的；另一派是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在公元1292年前后，教皇曾派遣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来北京传教，任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教堂。
伊斯兰教在元代也是随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东来的。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散处各地，元人称之为“回回”。其传教士在元代官文书中称为答失蛮。此是波斯文音译，意为学者。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都是在唐宋之际逐渐传入，而在元代也有所传播。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三世纪时创造的宗教，吸收祆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资料而形成自己的教义，七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
元代泉州一带有摩尼教活动。婆罗门教在泉州曾建立寺院，俗称番佛寺。犹太教亦称为“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的音译），在开封和大都都有他们的踪迹。《马可波罗行记》中就有关于犹太教徒的记载。马可波罗东游记忽必烈的努力使得元朝成为东方乃至世界的庞大帝国，由此吸引来更多的仰慕者。
漫游东方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是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他家祖辈也是世代经商，父亲和叔父常奔走于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公元1260年，他的父亲和叔父经商到过伊士坦布尔，后来又到中亚的布哈拉，在那里他们俩遇到了一个波斯使臣，并和使臣一起到了中国，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
公元1269年，马可波罗已经15岁，他的父亲和叔父从东方回到了威尼斯，他们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使得马可波罗既羡慕又向往，他也很想做一个商人漫游东方。
两年之后，马可波罗的美好愿望实现了。公元1271年，他的父亲和叔父再次动身去中国，决定带马可波罗同行，于是年轻的马可波罗以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怀着了解东方的心情，踏上了东行之途。
他们由威尼斯起程，渡过地中海，到达小亚细半岛，经由亚美尼亚折向南行，沿着美丽的底格里斯河谷，到达伊斯兰教古城巴格达，由此沿波斯湾南下，向当时商业繁盛的霍尔木兹前进，继而从霍尔木兹向北穿越荒无人烟的伊朗高原，折而向东，在到达阿富汗的东北端时，马可波罗由于适应不了高原山地的生活，不幸病倒了，只好停下来疗养。
一年之后，马可波罗恢复了健康，继续前进。他们启行不久又面临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苦行程。
久病初愈的马可波罗，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困难，下山之后来到喀什，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行走，抵达叶尔羌绿洲，继而向东到达和阗和且末，再经敦煌、酒泉、张掖、宁夏等地，费时三年半，于公元1275年夏抵达元代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西北）。上都是忽必烈夏季避暑的行宫，正式国都定在北京，当时称为大都，以后马可波罗等人到达大都，并居住10多年。
半个中国人马可波罗到达大都时已经21岁，风华正茂，由父亲和叔父带着觐见忽必烈大汗。忽必烈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欢迎，并留他们在朝中居住下来，马可波罗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朝廷礼仪，掌握了蒙古语等语言。
忽必烈在和马可波罗的接触中，发现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因此对他很器重，除了在京城大都应差外，还几次安排他到国内各地和一些邻近国家，进行游览和访问。
根据游记记载，马可波罗出访过云南，他从大都出发，经由河北到山西，自山西过黄河进入关中，然后从关中逾越秦岭到四川成都，大概再由成都西行到建昌，最后渡金沙江到达云南的昆明。
他还去过江南一带，所走的路线似乎是取道运河南下，他的游记里有准安、宝应、高邮、泰州、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城市的记载，其中在扬州他还担任官职3年。此外，马可波罗还奉使访问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
荣归故里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中国旅居约17年之后，于公元1291年初以护送元室阔阀真公主前往波斯，而离开大都顺路回国。
他们的回程取海道，从福建泉州出海，西南行，经爪哇，苏门答腊，斯里兰卡，马拉巴海岸，直驶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自此登陆，经大不理士到特勒比遵德，由此坐船经伊斯坦布尔，于公元1295年回到了离别20余年的家乡威尼斯。
马可波罗漫游东方归来的消息，轰动了威尼斯，从社会名流到一般市民，争相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马可波罗回家不久，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因为市场竞争，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马可波罗为保卫自身和威尼斯的商业利益，奋勇加入了威尼斯的战斗行列。激战结果，威尼斯舰队大败，热那亚人获得胜利。马可波罗受伤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马可波罗因为从东方回来已经有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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