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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自己偏好的用纸。我们不问印玺,而是去打听这张纸出于何处,不就没人怀疑了吗?”转头看了朱骥一眼,皱眉道:“不过朱指挥最好脱掉这身飞鱼服,实在太过碍眼。人家见到你都远远避开了,哪里肯说实话。”
二人遂往东而来。朱骥先回去岳父于谦家中,换了一身便服,连绣春刀也摘了。
于冕妻子邵氏怀了身孕,朱骥最近又常不归家,便让妻子于璚英住在娘家,方便照顾嫂嫂。于璚英见丈夫到来,还以为朱骥是专程来接自己归家,很是欢喜,不想他转身又要出去,不由得有些黯然,道:“爹爹这样,夫君又是这样,家里连间客栈都不如。”
朱骥忙回身抱住妻子,道:“实在抱歉,最近公务太多。等我辞掉锦衣卫代长官的职务,就会清闲些,到时我就有时间陪你了。”
于璚英不由得转嗔为笑,道:“只听说人一心升官,哪有人当了长官,还总想着辞掉的?”
朱骥笑了笑,习惯性地伸手刮了下妻子的鼻子,又顺手点了只灯笼,这才提着出去。
天色已黑,裱褙铺大多打烊关了门。朱骥举灯四下照了照,问道:“要如何查起?”
杨埙早已胸有成竹,道:“先去找这一带的百事通潘舍,跟我是苏州同乡。”
朱骥道:“苏州还真是多出能工巧匠,蒯匠官和杨匠官你也就不必说了,制扇子的蒋家娘子是苏州人,这潘舍又是苏州人。”
到了西街口的潘氏书画铺,门板已经封上。杨埙喊了两声,无人相应。正好对面铺子有人出来,告道:“老潘今儿个没开门,人不知跑哪儿去了,有人找他好几回了。”
杨埙“呀”了一声,道:“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忙与朱骥绕到后面,果见后门未闩,一推便开。
来到前堂,却见潘舍倒在柜台后,双眼瞪得滚圆,胸口一个大血窟窿,人早已僵硬,显然已死去多时了。
***
[1]内承运库:明代皇宫的官库,主要储藏金银、纱罗、丝绸、羊绒、珠宝玉器、象牙、玛瑙等,供皇室使用。其署设在东下马门,在宫内设内东裕库、宝善库等里库,并在会极门、宝善门等设外库。主官有掌印太监一人,下设近侍,佥书、太监十人,掌司、写字、监工无固定员额。明时,国家的朝廷和皇室的财政收支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供朝廷开支的赋税,归户部、工部、太仆、光禄寺等分别掌管,其中主要是户部的太仓库,而供皇室开支的收入,都出自内承运库。明代中后期,皇帝们开始敛财,将各种赋税收入也纳入内承运库,如矿冶、关榷、金花银等,即使遇到辽东战事和自然灾害也丝毫不能动用内承运库的白银,国家财政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田赋和其他税收,致使百姓不堪忍受沉重的税赋,纷纷逃亡或造反。明末李自成农民军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被迫自尽后,农民军从内承运库中搜到上千万两白银,而太仓库中只有区区二十五万两白银。
[2]明宣宗朱瞻基晚年也曾因废原配胡善祥皇后位悔过,说是年少冲动,见《明史·后妃列传》:“(胡)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宣宗后亦悔。尝自解曰:此朕少年事。”天顺六年(1462年),孙太后崩逝以后,明英宗朱祁镇为母亲加徽号为“圣烈慈寿皇太后”,明代后宫徽号亦自此始,并颁行优老之政。孙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宝的贵妃,现在又成为明朝第一个得到徽号的太后,可谓一生鸿运高照,天下的老年人也因此分沾了不少好处。孙太后去世之后,英宗非孙太后所生的真相渐渐也就传了出来。英宗发妻钱皇后同情无辜被废的宣宗皇后胡善祥,将朱祁镇并非孙太后之子一事如实告之,劝丈夫恢复胡氏位号。朱祁镇就此事询问大学士李贤,李贤道:“以陵寝、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庶称陛下明孝。”天顺七年(1463年)闰七月,朱祁镇恢复胡善祥皇后名号,上尊谥曰“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不过对于英宗朱祁镇来说,孙太后毕竟是抚养他并共渡难关的嫡母,因此孙太后身后待遇并没有丝毫的降低。胡善祥也没有能与宣宗合葬,只修陵寝,不祔庙,孙太后仍然是宣宗后宫中唯一能够和宣宗合葬的女人。
[3]朱祁钰死后只以亲王礼葬西山,明宪宗成化时才追谥为景皇帝,南明时上庙号代宗。因“景泰”年号而出名的有景泰蓝,其实就是铜器表面上以各色珐琅质涂成花纹,花纹的四周嵌以铜丝或金银丝,再用高火度烧即成。因为这项工艺始于景泰年间,而且初创时只有蓝色,所以叫景泰蓝。后来虽然各色具备,但仍然沿用了以前的名字。
[4]于谦有《塞上即景》诗:目极烟沙草带霜,天寒岁暮景苍茫。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上将亲平西突厥,前军近斩左贤王。边城无事烽尘静,坐听鸣笳送夕阳。
[5]朱祁钰监国后,守备白羊口的还有杨信民,为于谦所推荐。杨信民,浙江新昌人。永乐时,乡举入国学。宣德时,任工科给事中,后改刑科。后因王直推荐,擢升为广东左参议,一时以清名闻朝野。杨信民的死极富传奇色彩,与黄萧养起义有关。黄萧养起义是发生在广东的一次农民起义,凑巧发生在正统、景泰年间,也就是英宗被俘、景帝新继的时候。黄萧养,广东南海人,曾经因犯案被地方官府逮捕下狱。他一入狱中,就成为了老大,领导数百名囚犯成功越狱,随后靠着这支犯人的力量,在广东发动了起义。一时间声势浩大,震动朝野。正统十四年(1449年),黄萧养自称顺民天王(一作顺天王),改元东阳,封部下为公、侯、伯、太傅、都督、指挥等官爵。随后率众十余万,船千余艘,围攻广州。义军攻广州有八月之久,但却始终未能攻克。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佥都御史杨信民以巡抚坐镇广州。他采用招抚的手段应对黄萧养,迫使义军攻势转缓。黄萧养围广州后,明军每次与义军交锋都大败而回。杨信民到广州后,一改往常戒备森严的状态,开城门,发仓廪,以此来收买民心。义军久攻广州不下,军心开始涣散,投降明军的日益增多。杨信民又派使者去招降黄萧养。黄萧养等人一度为之心动,便提出要与杨信民面谈。杨信民竟然出人意料地答应了。会面之日,杨信民单骑赴约,隔着壕沟劝黄萧养投降。黄萧养对杨信民的勇气很是佩服,派人送大鱼给他,杨信民也坦然接受,没有丝毫怀疑的意思。义军的军心由此动摇。本来事情已经有了转机,刚好这时候明军都督同知董兴率大军赶到。黄萧养疑心大起,于是拒绝了杨信民的招安。这次会面后没几天,三月十一日,杨信民莫名其妙地暴毙,死因大有可疑。黄萧养义军继续斗争。五月,明都督同知董兴调江西、两广兵,合力镇压义军,并派“狼兵”(广西溪峒士兵)进至大洲,杀死、溺死一万余人。黄萧养中流矢死,其父与子都被明军俘虏。义军余部退据大良堡,凭借倚山面海之地形与明军激战,失败后,余众仍在沿海坚持斗争。
[6]宁王朱权为朱元璋第十六子,自幼体貌魁伟,聪明好学,人称“贤王奇士”。最早就藩大宁。大宁为“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军事重镇。在朱元璋所封的藩王中,以宁王朱权和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二人实力最强。《明通鉴》记载:“太祖诸子,燕王善战,宁王善谋。”宁王朱权当时“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八万精兵中包括元朝归顺过来的蒙古兀良哈部泰宁、福余、朵颜三卫的骑兵,这些骑兵英勇善战,是一支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朱允炆即位,立即着手削藩,先削夺了燕王朱棣同母弟周王,随后又废掉了湘王、齐王、岷王等藩王。朱允炆曾经下诏,要求宁王朱权进京述职,其实就是要骗宁王朱权离开封地,一举削除。宁王朱权自然明白明惠帝的用意,畏惧不已,没有奉诏进京。明惠帝又将目标对准燕王朱棣,朱棣为了自保,起兵造反。但当时朱棣的精兵都已经被明惠帝调走,手中力量有限,为了能与朝廷抗衡,朱棣将目光投向了大宁。他先装成穷途末路的样子,来到宁王府求见朱权。朱权对明惠帝削藩也有诸多不满,见兄长到来,自然热情相待。朱棣先劝说朱权与自己一起造反,并且承诺事成后与朱权共分天下。朱权却无意反叛,还劝朱棣不要造反。朱棣见话不投机,便要离开宁王府。朱权很同情兄长的遭遇,许诺为朱棣向朝廷求情,一直送朱棣到宁王府外的千秋桥。朱棣再次劝说朱权与自己一起造反,朱权依然不从。朱棣一挥手,埋伏在桥下的士兵一拥而上,包围了朱权。而此时,蒙古兀良哈三卫已经被朱棣拉拢,朱权见状,只好束手就擒。宁王朱权及其王妃被朱棣劫走,此后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宁王府,大宁由此成为一座空城。朱棣吞并朱权的军队后,实力大大增强。尤其是朱棣在作战时往往先用骑兵冲击,蒙古兀良哈三卫均是蒙古人,从小长在马上,骁勇善战,为朱棣夺得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称帝后,为了报答蒙古兀良哈三卫,把宁王朱权在大宁的封地赏赐给了蒙古兀良哈三卫做了牧场。而宁王朱权则受到朱棣的猜忌,非但不提当年“分治天下”的承诺,还被改封到江西南昌,尽夺其兵权。
[7]按明朝兵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此举为破例。
[8]北京在金朝称为中都,中都西城有三门,中间一门名彰义,以后为外城广宁门,即今广安门。明朝末年,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明思宗(即崇祯皇帝)朱由检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李自成因而兵不血刃地入城。
[9]襄阳炮及襄阳之战参见同系列小说《战襄阳》。
[10]朱高煦被生擒后,明宣宗朱瞻基起初没有杀死这位皇叔,而是将他软禁在西安门内,还将囚所称为“逍遥城”,大有侮辱之意。朱高煦手下的六百多名文武官员被处死,另外二千二百人被发配边陲。宁王朱权(朱元璋第十六子)上书,请求赦免朱高煦父子。朱瞻基不但不准,还亲自赶去逍遥城,想羞辱一下昔日威风凛凛的皇叔。当时朱高煦盘腿坐在地上,见了朱瞻基也不参拜,显然内心不服。朱瞻基很没面子,忍不住出言训斥,但朱高煦恍若未闻。朱瞻基碰了个大钉子,悻悻转身,打算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朱高煦突然伸出一只脚,将朱瞻基勾倒在地上。朱瞻基大怒,站起来后,立即命人将朱高煦用铜缸罩住。铜缸重三百余斤,朱高煦力气再大,也无法掀开。朱瞻基又命人用炭火熏缸,不久后,铜缸熔化,朱高煦被烧成了灰烬,诸子也全部被杀,朱高煦由此绝嗣。
[11]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死后,其弟赵光义于“斧声烛影”中即位(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极为可疑,时人及后世公认赵光义杀兄夺位,又迫害死了亲弟赵廷美和赵匡胤诸子,终于得以名正言顺地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到了北宋末年,半壁河山被金人所占,徽、钦二帝被俘虏,成为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而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宋太祖借了金太宗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完颜阿骨打之同母弟)之手,报了当日刀斧之仇。而宋太宗的子孙们也相信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幼子早殇,之后一直无子,太子人选因而成为突出的问题。朝野上下都为此议论纷纷,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宋太祖是宋朝的创造者,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继承皇位。此时,到宋高宗赵构一代,血缘已经与宋太祖的子孙相当疏远。因此,对于这种立太祖子孙为太子的提法,宋高宗开始认为是异想天开,往往是严加贬责。但是,突然有一天,宋高宗改变了主意。据说这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开国君主宋太祖赵匡胤带着他,逆转时光,回到当日的“万岁殿”,看到了当日“斧声烛影”的真实情景。宋太祖还严肃地对宋高宗说:“你只有把皇位传给我的子孙,大宋国势才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宋高宗决定从宋太祖的后人中选拔皇位继承人。梦境和传闻也许是假,但宋高宗传位给宋太祖的后代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宋高宗费尽心力,找来宋太祖的七世孙赵昚(宋太祖幼子赵德芳的直系后人),收为养子,并在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将皇位传给了赵昚,即为宋孝宗。
[12]又,正统初年,杨士奇曾经上疏称瓦剌渐强,将为边疆敌患,而边疆尚缺兵马,恐怕无法抵御。御史请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并悉数供给。然明英宗又在大宦官王振大兴兵马征讨麓川,耗尽了明军主力。杨士奇去世不久,也先果然入侵明朝,始有土木堡之变。
[13]古代科考,士子被录取后,称监考官员为座师,自称学生,因而形成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关系极容易在朝中形成朋党。宋朝时,皇帝加强了对取士过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973年)起,殿试正式成为定制,取中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最后的名单和名次也由皇帝钦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由此减少考官同士子结党营私的可能性。殿试结束后,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然后由皇帝赐宴琼林苑,史称琼林宴。凡于殿试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14]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元朝廷派工部尚书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征发十五万民工和两万军队,打算治理黄河决口。这些民工都是从全国各地强行征来的,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到了工地后,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劳役,还经常被监督的元军官兵打骂,而且还吃不饱饭,伙食口粮也被克扣。强烈的不满和愤懑在民工胸中积郁着。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发动起义。他们暗中刻了一个独眼的石人,在石人背上镌上“黄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十四个大字,将它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今山东曹县西南)河道上,同时四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想仿照历代农民起义的做法,以此来制造谶语。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四月下旬,民工开始挖掘黄陵岗故河道,果然挖出了独眼石人。看到石人背上的字,又对照之前工地上留传的歌谣,民工们均惊诧不已,认为这是天意,于是辗转相告,顿时大江南北,人心浮动,大家都感到天下将有大变。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颍上(今安徽颍上)发动了起义。不过,十分可惜的是,开河的民工并没有参加最初的起义,而是一直坚守在治河工地上。而韩山童也因为起义的消息事先走漏而被捕遇害,韩山童妻子杨氏和儿子韩林儿乘乱逃走。刘福通、杜遵道等白莲教首领逃出重围后,重新组织力量,再次起兵,并一举攻下了颍州。因为起义军均头裹红巾,以为标志,故称“红巾军”。又因为起义军将士多为白莲教徒,焚香拜佛,故又称“香军”。红巾军举事后,天下争相响应,红巾军一时间便发展到十万之众,声势浩大。
第六章彤云蔽天
登闻鼓是悬挂在朝堂外的一面大鼓。敲挝登闻鼓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诉方式。尧舜之时,便已经有“敢谏之鼓”,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周朝时,悬鼓于路门之外,称“路鼓”,由太仆主管,御仆守护。百姓有击鼓申冤者,御仆须迅速报告太仆,太仆再报告周王,不得延误。这“路鼓”就是后来“登闻鼓”的雏形。
彤云蔽天风怒号,飞来雪片如鹅毛。
,各有自己偏好的用纸。我们不问印玺,而是去打听这张纸出于何处,不就没人怀疑了吗?”转头看了朱骥一眼,皱眉道:“不过朱指挥最好脱掉这身飞鱼服,实在太过碍眼。人家见到你都远远避开了,哪里肯说实话。”
二人遂往东而来。朱骥先回去岳父于谦家中,换了一身便服,连绣春刀也摘了。
于冕妻子邵氏怀了身孕,朱骥最近又常不归家,便让妻子于璚英住在娘家,方便照顾嫂嫂。于璚英见丈夫到来,还以为朱骥是专程来接自己归家,很是欢喜,不想他转身又要出去,不由得有些黯然,道:“爹爹这样,夫君又是这样,家里连间客栈都不如。”
朱骥忙回身抱住妻子,道:“实在抱歉,最近公务太多。等我辞掉锦衣卫代长官的职务,就会清闲些,到时我就有时间陪你了。”
于璚英不由得转嗔为笑,道:“只听说人一心升官,哪有人当了长官,还总想着辞掉的?”
朱骥笑了笑,习惯性地伸手刮了下妻子的鼻子,又顺手点了只灯笼,这才提着出去。
天色已黑,裱褙铺大多打烊关了门。朱骥举灯四下照了照,问道:“要如何查起?”
杨埙早已胸有成竹,道:“先去找这一带的百事通潘舍,跟我是苏州同乡。”
朱骥道:“苏州还真是多出能工巧匠,蒯匠官和杨匠官你也就不必说了,制扇子的蒋家娘子是苏州人,这潘舍又是苏州人。”
到了西街口的潘氏书画铺,门板已经封上。杨埙喊了两声,无人相应。正好对面铺子有人出来,告道:“老潘今儿个没开门,人不知跑哪儿去了,有人找他好几回了。”
杨埙“呀”了一声,道:“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忙与朱骥绕到后面,果见后门未闩,一推便开。
来到前堂,却见潘舍倒在柜台后,双眼瞪得滚圆,胸口一个大血窟窿,人早已僵硬,显然已死去多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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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承运库:明代皇宫的官库,主要储藏金银、纱罗、丝绸、羊绒、珠宝玉器、象牙、玛瑙等,供皇室使用。其署设在东下马门,在宫内设内东裕库、宝善库等里库,并在会极门、宝善门等设外库。主官有掌印太监一人,下设近侍,佥书、太监十人,掌司、写字、监工无固定员额。明时,国家的朝廷和皇室的财政收支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供朝廷开支的赋税,归户部、工部、太仆、光禄寺等分别掌管,其中主要是户部的太仓库,而供皇室开支的收入,都出自内承运库。明代中后期,皇帝们开始敛财,将各种赋税收入也纳入内承运库,如矿冶、关榷、金花银等,即使遇到辽东战事和自然灾害也丝毫不能动用内承运库的白银,国家财政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田赋和其他税收,致使百姓不堪忍受沉重的税赋,纷纷逃亡或造反。明末李自成农民军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被迫自尽后,农民军从内承运库中搜到上千万两白银,而太仓库中只有区区二十五万两白银。
[2]明宣宗朱瞻基晚年也曾因废原配胡善祥皇后位悔过,说是年少冲动,见《明史·后妃列传》:“(胡)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宣宗后亦悔。尝自解曰:此朕少年事。”天顺六年(1462年),孙太后崩逝以后,明英宗朱祁镇为母亲加徽号为“圣烈慈寿皇太后”,明代后宫徽号亦自此始,并颁行优老之政。孙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宝的贵妃,现在又成为明朝第一个得到徽号的太后,可谓一生鸿运高照,天下的老年人也因此分沾了不少好处。孙太后去世之后,英宗非孙太后所生的真相渐渐也就传了出来。英宗发妻钱皇后同情无辜被废的宣宗皇后胡善祥,将朱祁镇并非孙太后之子一事如实告之,劝丈夫恢复胡氏位号。朱祁镇就此事询问大学士李贤,李贤道:“以陵寝、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庶称陛下明孝。”天顺七年(1463年)闰七月,朱祁镇恢复胡善祥皇后名号,上尊谥曰“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不过对于英宗朱祁镇来说,孙太后毕竟是抚养他并共渡难关的嫡母,因此孙太后身后待遇并没有丝毫的降低。胡善祥也没有能与宣宗合葬,只修陵寝,不祔庙,孙太后仍然是宣宗后宫中唯一能够和宣宗合葬的女人。
[3]朱祁钰死后只以亲王礼葬西山,明宪宗成化时才追谥为景皇帝,南明时上庙号代宗。因“景泰”年号而出名的有景泰蓝,其实就是铜器表面上以各色珐琅质涂成花纹,花纹的四周嵌以铜丝或金银丝,再用高火度烧即成。因为这项工艺始于景泰年间,而且初创时只有蓝色,所以叫景泰蓝。后来虽然各色具备,但仍然沿用了以前的名字。
[4]于谦有《塞上即景》诗:目极烟沙草带霜,天寒岁暮景苍茫。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上将亲平西突厥,前军近斩左贤王。边城无事烽尘静,坐听鸣笳送夕阳。
[5]朱祁钰监国后,守备白羊口的还有杨信民,为于谦所推荐。杨信民,浙江新昌人。永乐时,乡举入国学。宣德时,任工科给事中,后改刑科。后因王直推荐,擢升为广东左参议,一时以清名闻朝野。杨信民的死极富传奇色彩,与黄萧养起义有关。黄萧养起义是发生在广东的一次农民起义,凑巧发生在正统、景泰年间,也就是英宗被俘、景帝新继的时候。黄萧养,广东南海人,曾经因犯案被地方官府逮捕下狱。他一入狱中,就成为了老大,领导数百名囚犯成功越狱,随后靠着这支犯人的力量,在广东发动了起义。一时间声势浩大,震动朝野。正统十四年(1449年),黄萧养自称顺民天王(一作顺天王),改元东阳,封部下为公、侯、伯、太傅、都督、指挥等官爵。随后率众十余万,船千余艘,围攻广州。义军攻广州有八月之久,但却始终未能攻克。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佥都御史杨信民以巡抚坐镇广州。他采用招抚的手段应对黄萧养,迫使义军攻势转缓。黄萧养围广州后,明军每次与义军交锋都大败而回。杨信民到广州后,一改往常戒备森严的状态,开城门,发仓廪,以此来收买民心。义军久攻广州不下,军心开始涣散,投降明军的日益增多。杨信民又派使者去招降黄萧养。黄萧养等人一度为之心动,便提出要与杨信民面谈。杨信民竟然出人意料地答应了。会面之日,杨信民单骑赴约,隔着壕沟劝黄萧养投降。黄萧养对杨信民的勇气很是佩服,派人送大鱼给他,杨信民也坦然接受,没有丝毫怀疑的意思。义军的军心由此动摇。本来事情已经有了转机,刚好这时候明军都督同知董兴率大军赶到。黄萧养疑心大起,于是拒绝了杨信民的招安。这次会面后没几天,三月十一日,杨信民莫名其妙地暴毙,死因大有可疑。黄萧养义军继续斗争。五月,明都督同知董兴调江西、两广兵,合力镇压义军,并派“狼兵”(广西溪峒士兵)进至大洲,杀死、溺死一万余人。黄萧养中流矢死,其父与子都被明军俘虏。义军余部退据大良堡,凭借倚山面海之地形与明军激战,失败后,余众仍在沿海坚持斗争。
[6]宁王朱权为朱元璋第十六子,自幼体貌魁伟,聪明好学,人称“贤王奇士”。最早就藩大宁。大宁为“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军事重镇。在朱元璋所封的藩王中,以宁王朱权和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二人实力最强。《明通鉴》记载:“太祖诸子,燕王善战,宁王善谋。”宁王朱权当时“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八万精兵中包括元朝归顺过来的蒙古兀良哈部泰宁、福余、朵颜三卫的骑兵,这些骑兵英勇善战,是一支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朱允炆即位,立即着手削藩,先削夺了燕王朱棣同母弟周王,随后又废掉了湘王、齐王、岷王等藩王。朱允炆曾经下诏,要求宁王朱权进京述职,其实就是要骗宁王朱权离开封地,一举削除。宁王朱权自然明白明惠帝的用意,畏惧不已,没有奉诏进京。明惠帝又将目标对准燕王朱棣,朱棣为了自保,起兵造反。但当时朱棣的精兵都已经被明惠帝调走,手中力量有限,为了能与朝廷抗衡,朱棣将目光投向了大宁。他先装成穷途末路的样子,来到宁王府求见朱权。朱权对明惠帝削藩也有诸多不满,见兄长到来,自然热情相待。朱棣先劝说朱权与自己一起造反,并且承诺事成后与朱权共分天下。朱权却无意反叛,还劝朱棣不要造反。朱棣见话不投机,便要离开宁王府。朱权很同情兄长的遭遇,许诺为朱棣向朝廷求情,一直送朱棣到宁王府外的千秋桥。朱棣再次劝说朱权与自己一起造反,朱权依然不从。朱棣一挥手,埋伏在桥下的士兵一拥而上,包围了朱权。而此时,蒙古兀良哈三卫已经被朱棣拉拢,朱权见状,只好束手就擒。宁王朱权及其王妃被朱棣劫走,此后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宁王府,大宁由此成为一座空城。朱棣吞并朱权的军队后,实力大大增强。尤其是朱棣在作战时往往先用骑兵冲击,蒙古兀良哈三卫均是蒙古人,从小长在马上,骁勇善战,为朱棣夺得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称帝后,为了报答蒙古兀良哈三卫,把宁王朱权在大宁的封地赏赐给了蒙古兀良哈三卫做了牧场。而宁王朱权则受到朱棣的猜忌,非但不提当年“分治天下”的承诺,还被改封到江西南昌,尽夺其兵权。
[7]按明朝兵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此举为破例。
[8]北京在金朝称为中都,中都西城有三门,中间一门名彰义,以后为外城广宁门,即今广安门。明朝末年,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明思宗(即崇祯皇帝)朱由检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李自成因而兵不血刃地入城。
[9]襄阳炮及襄阳之战参见同系列小说《战襄阳》。
[10]朱高煦被生擒后,明宣宗朱瞻基起初没有杀死这位皇叔,而是将他软禁在西安门内,还将囚所称为“逍遥城”,大有侮辱之意。朱高煦手下的六百多名文武官员被处死,另外二千二百人被发配边陲。宁王朱权(朱元璋第十六子)上书,请求赦免朱高煦父子。朱瞻基不但不准,还亲自赶去逍遥城,想羞辱一下昔日威风凛凛的皇叔。当时朱高煦盘腿坐在地上,见了朱瞻基也不参拜,显然内心不服。朱瞻基很没面子,忍不住出言训斥,但朱高煦恍若未闻。朱瞻基碰了个大钉子,悻悻转身,打算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朱高煦突然伸出一只脚,将朱瞻基勾倒在地上。朱瞻基大怒,站起来后,立即命人将朱高煦用铜缸罩住。铜缸重三百余斤,朱高煦力气再大,也无法掀开。朱瞻基又命人用炭火熏缸,不久后,铜缸熔化,朱高煦被烧成了灰烬,诸子也全部被杀,朱高煦由此绝嗣。
[11]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死后,其弟赵光义于“斧声烛影”中即位(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极为可疑,时人及后世公认赵光义杀兄夺位,又迫害死了亲弟赵廷美和赵匡胤诸子,终于得以名正言顺地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到了北宋末年,半壁河山被金人所占,徽、钦二帝被俘虏,成为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而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宋太祖借了金太宗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完颜阿骨打之同母弟)之手,报了当日刀斧之仇。而宋太宗的子孙们也相信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幼子早殇,之后一直无子,太子人选因而成为突出的问题。朝野上下都为此议论纷纷,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宋太祖是宋朝的创造者,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继承皇位。此时,到宋高宗赵构一代,血缘已经与宋太祖的子孙相当疏远。因此,对于这种立太祖子孙为太子的提法,宋高宗开始认为是异想天开,往往是严加贬责。但是,突然有一天,宋高宗改变了主意。据说这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开国君主宋太祖赵匡胤带着他,逆转时光,回到当日的“万岁殿”,看到了当日“斧声烛影”的真实情景。宋太祖还严肃地对宋高宗说:“你只有把皇位传给我的子孙,大宋国势才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宋高宗决定从宋太祖的后人中选拔皇位继承人。梦境和传闻也许是假,但宋高宗传位给宋太祖的后代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宋高宗费尽心力,找来宋太祖的七世孙赵昚(宋太祖幼子赵德芳的直系后人),收为养子,并在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将皇位传给了赵昚,即为宋孝宗。
[12]又,正统初年,杨士奇曾经上疏称瓦剌渐强,将为边疆敌患,而边疆尚缺兵马,恐怕无法抵御。御史请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并悉数供给。然明英宗又在大宦官王振大兴兵马征讨麓川,耗尽了明军主力。杨士奇去世不久,也先果然入侵明朝,始有土木堡之变。
[13]古代科考,士子被录取后,称监考官员为座师,自称学生,因而形成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关系极容易在朝中形成朋党。宋朝时,皇帝加强了对取士过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973年)起,殿试正式成为定制,取中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最后的名单和名次也由皇帝钦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由此减少考官同士子结党营私的可能性。殿试结束后,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然后由皇帝赐宴琼林苑,史称琼林宴。凡于殿试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14]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元朝廷派工部尚书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征发十五万民工和两万军队,打算治理黄河决口。这些民工都是从全国各地强行征来的,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到了工地后,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劳役,还经常被监督的元军官兵打骂,而且还吃不饱饭,伙食口粮也被克扣。强烈的不满和愤懑在民工胸中积郁着。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发动起义。他们暗中刻了一个独眼的石人,在石人背上镌上“黄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十四个大字,将它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今山东曹县西南)河道上,同时四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想仿照历代农民起义的做法,以此来制造谶语。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四月下旬,民工开始挖掘黄陵岗故河道,果然挖出了独眼石人。看到石人背上的字,又对照之前工地上留传的歌谣,民工们均惊诧不已,认为这是天意,于是辗转相告,顿时大江南北,人心浮动,大家都感到天下将有大变。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颍上(今安徽颍上)发动了起义。不过,十分可惜的是,开河的民工并没有参加最初的起义,而是一直坚守在治河工地上。而韩山童也因为起义的消息事先走漏而被捕遇害,韩山童妻子杨氏和儿子韩林儿乘乱逃走。刘福通、杜遵道等白莲教首领逃出重围后,重新组织力量,再次起兵,并一举攻下了颍州。因为起义军均头裹红巾,以为标志,故称“红巾军”。又因为起义军将士多为白莲教徒,焚香拜佛,故又称“香军”。红巾军举事后,天下争相响应,红巾军一时间便发展到十万之众,声势浩大。
第六章彤云蔽天
登闻鼓是悬挂在朝堂外的一面大鼓。敲挝登闻鼓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诉方式。尧舜之时,便已经有“敢谏之鼓”,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周朝时,悬鼓于路门之外,称“路鼓”,由太仆主管,御仆守护。百姓有击鼓申冤者,御仆须迅速报告太仆,太仆再报告周王,不得延误。这“路鼓”就是后来“登闻鼓”的雏形。
彤云蔽天风怒号,飞来雪片如鹅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