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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卡德鲁斯说，“我先求您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神甫问道。
“就是今后如果您对我即将对您说的情况要派什么用场的话，千万别让人知道这些情况是我说出来的，因为我要说到的那些人既有钱又有势，他们只要对我动根手指头，就会把我像玻璃那样压碎的。”
“我的朋友，您就放心吧，”神甫答道，“我是一个神甫，别人的忏悔只能埋在我的心里；不要忘记，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圆满地去完成我们朋友的遗愿。说吧，别保留什么，也别意气用事，把真相讲出来，全部的真相。我不认识，也许永远不会认识您将要说到的那些人。何况，我是意大利人，而不是法国人，我从属于上帝，并不从属于人类；此行只为完成一个垂危的人的遗愿，事成之后，我还要返回我的修道院。”
听了这一明确的保证，卡德鲁斯似乎放心了一些。
“好吧，既然如此，”他说，“我就情愿，也可以说，我就应该向您道破，可怜的爱德蒙所深信不疑的友谊，究竟是什么货色。”
“请从他的父亲说起吧，”神甫说，“爱德蒙向我说了这位老人的事，他是非常爱他的。”
“说来真惨，先生，”卡德鲁斯摇摇头说，“前面的事大概您都已经知道了吧？”
“对，”神甫回答说，“爱德蒙全对我讲了，直到他在马赛附近一家酒馆里被捕时为止。”
“在雷瑟夫酒家！噢，是的！那过去一切现在犹如在我的眼前一样。”
“那次不是他的订婚喜宴吗？”
“是呀，那次喜宴刚开始是那么令人高兴，但结果却是极其令人悲伤：一位警长，带着四个拿枪的走进来，唐泰斯就被捕了。”
“对，到这一点为止我都知道了，”神甫说，“唐泰斯本人除了他自己的遭遇外，其他一无所知，我跟您说过的那五个人，他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也不曾听人提起过他们。”
“唐泰斯被捕以后，莫雷尔先生就赶紧去打听消息，消息糟透了。老人独自回到家里，含着眼泪叠起他那套参加婚礼的衣服，整天地在他的房间里踱来踱去，晚上也不睡觉，我就住在他的下面，所以听到他整夜地走来走去。我也睡不着，因为那位可怜的老父亲的悲哀使我非常不安，他的脚步声每一声都传到了我的心里，就像是他的脚踏在了我的心上一样。第二天，梅尔塞苔丝到马赛去恳求维尔福先生给予保护，结果是一无所获。于是她去看望老人。老人一夜没合眼，也一直没吃东西，心情那么悲恸，身体又那么虚弱，梅尔塞苔丝见了不忍心，要带他走，好照顾他，可是怎么劝老人也不肯。‘不，’老人说，‘我绝不离开这屋子，我那可怜的孩子最爱我了，他一出狱，准会先跑回来看我。他回家见不到我，会怎么想呢？’我是在走廊里听到这些话的，因为我也非常希望梅尔塞苔丝能劝动老人跟她走，他在我头上老是走来走去的，日夜都不让我有一刻的安宁。”
“难道您没上楼去设法劝慰一下那可怜的老人吗？”神甫问道。
“啊，先生，”卡德鲁斯答道，“那些不听劝慰的人，我们是无法劝慰他们的，他就是那种人，而且，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好像不大高兴看见我。可是，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在那儿哭泣，我再也忍不住了想上去看看他，但当我走到他门口的时候，他不哭了，在那儿祈祷了。先生，我现在无法向您复述他说的那些催人泪下的祈求的话。那简直不是虔诚或悲哀这几个字所能表达的。我，我不是假虔诚的教徒，我也不喜欢那些伪教徒，我当时对自己说：‘幸亏只是孤身一个人，幸亏善良的上帝没给我儿女，假如我做了父亲，假如我也像这位可怜的老人那样遭遇到了这种伤心的事，我的记忆里或我的心里可找不到他对上帝所说的那些话，我所能做的是立刻跳进海里来逃避我的悲哀。’”
“可怜的父亲！”神甫轻声地说。
“他独自生活着，愈来愈孤独。莫雷尔先生和梅尔塞苔丝常来看他，但他的门总是关着的，虽然他的确在家，但他就是不开门。有一天，他一反常态，竟让梅尔塞苔丝进去了，那可怜的姑娘顾不上她自己的悲伤，竭力劝慰他。他对她说：‘相信我的话吧，我亲爱的女儿，他已经死了，现在不是我们在等他，而是他在等我们。我很快乐，因为我年纪最老，当然可以最先见到他。’再善良的人，也不会老去看那些让人见了就伤心的人。所以老唐泰斯最后只剩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不过我时常看到有陌生人到他那儿去，下来的时候，总是遮遮掩掩地挟着一包东西。我能猜到这些包里是什么。他一点点地卖掉家里的东西，以便弄些钱来买吃的东西。最后东西变卖光了，欠下了三个季度的房租，房东威胁要赶他出去。他便恳求再宽限一周，房东同意了。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房东离开他的房间以后就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头三天，我听到他还是照常地来回踱步，到了第四天，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于是我决心不顾一切地到他那儿去。
门是紧闭着的，我从钥匙孔里望进去，看到他脸色苍白憔悴，似乎已病得很重了。我就去告诉了莫雷尔先生，然后又跑到了梅尔塞苔丝那儿。他们两个人立刻就来了，莫雷尔先生还带来了一个医生，医生说是肠胃炎，要他适当地禁食。当时我在场，先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老人听了禁食所露出的那个微笑。从那时起，他把门打开了。他这时已有借口可以不再多吃东西了，因为是医生嘱咐要他这么做的。”
神甫发出了一声呻吟。
“这个故事您很感兴趣，是吗，先生？”卡德鲁斯问道。
“是的，”神甫答道，“非常动人。”
“梅尔塞苔丝又来了一次，她发觉老人已经脱相了，还像头一次那样，她要把老人运到她家里。莫雷尔先生也是这个想法，而且要强行运走，然而老人拼命呼叫，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便不敢再坚持了。梅尔塞苔丝就留在他的床边，莫雷尔先生只好走了，走的时候，向她示意他已把钱袋留在了壁炉架上。但老人借口遵从医生的吩咐，不肯吃任何东西。老人又绝食又绝望，到了第九天头上，终于咽气了，临死还咒那些害苦了他的人，并对梅尔塞苔丝说，‘如果你能再看到我的爱德蒙，告诉他我临死还在为他祝福。’”
神甫离开椅子，站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两圈，用颤抖的手紧压着他那干燥的喉咙。“您相信他是……”
“饿死的……先生……是饿死的，”卡德鲁斯说，“我敢肯定，就跟我们俩都是基督徒一样确实。”
神甫用一只发抖的手拿起了他身边一只半满的水杯，一口喝了下去，然后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眼睛发红，脸色苍白，“这事实在太可怕了。”他用一种嘶哑的声音说。
“更可怕的是，先生，这并非天意，而是人为的。”
“把那些人告诉我，”神甫说道，“要知道，”他用一种近乎威胁的口气继续说，“您曾答应过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的。那么告诉我，用绝望杀死了儿子，用饥饿杀死了父亲的这些人究竟是谁？”
“嫉妒他的两个人，先生，一个是为了爱，另外一个是由于野心，是费尔南和唐格拉尔。”
“告诉我，这种嫉妒心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他们去告密，说爱德蒙是一个波拿巴分子。”
“两人之中是哪一个去告密的？真正有罪的是哪一个？”
“两者都是，先生，一个写信，另一个去投入邮筒。”
“那封信是在哪儿写的？”
“在雷瑟夫酒家，订婚的前一天。”
“果然如此，果然如此，”神甫轻声自语道，“噢，法里亚，法里亚！您对于人和事判断得多么准确呀！”
“您在说什么，先生？”卡德鲁斯问。
“没什么，没什么，”神甫答道，“说下去吧。”
“写告密信的是唐格拉尔，他是用左手写的，那样，他的笔迹就不会被认出来了，把它投入邮筒的是费尔南。”
“这么说来，”神甫突然喊道，“您自己当时也在场了？”
神甫意识到自己有点急躁了，就赶快接着说：“谁也没有告诉我，但既然您一切都知道得这样清楚，您一定是个见证人啰。”
“不错，不错！”卡德鲁斯用一种哽咽的声音说，“我是在场。”
“您没办法阻止这种无耻的行为吗？”神甫问，“要不，您也是一个同谋犯。”
“先生，”卡德鲁斯答道，“当时他们把我灌醉了，以致我的一切知觉几乎都丧失了。我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凡是在那种状态之下的人所能说的话我都说了，但他们再三向我表示，说他们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完全没有恶意。”
“第二天呢，先生，第二天，他们所做的事您一定看得很清楚，可是您却什么也没说，唐泰斯被捕的时候您不是也在场吗？”
“对，先生，我在场，本来我想说，但唐格拉尔不让我说。他对我说：‘假如他真的有罪，真的在厄尔巴岛上过岸，假如他真的奉命把一封信交给巴黎的波拿巴分子委员会，假如他们真的在他身上搜到了这封信，那么那些帮他说话的人就将被视为是他的同谋。’老实说，我很害怕当时实行的政治，因此不敢讲话。我承认：这是怯懦的行为，但不能说这是犯罪。”
“我懂了，您是听之任之，事实如此而已。”
“是的，先生，”卡德鲁斯答道，“这就是使我日日夜夜感到内疚的事实。我常常请求天主的宽恕，我向您发誓，因为这样的行为是我以往的生活里唯一真正该自责的事情，毫无疑问，命运不济正是给我的报应。我正在为一时的自私表现赎罪，因此，每当卡尔贡特娘们埋怨时，我总对她说：‘别说了，娘们，这都是天主的安排。’”
“嘿，先生，”神甫说道，“您讲得很坦白，您这样自我谴责是会得到宽恕的。”
“不幸的是，爱德蒙已经死了，他并没有宽恕我。”
“他并不知这回事呀。”神甫说道。
“但是他现在知道了，”卡德鲁斯急忙说，“人们说，死人是一切都知道的。”
房间里暂时沉默了一会儿。神甫站起身来，神态肃然地踱了一圈，然后又在他的原位上坐了下来。
“您曾两次提到一位莫雷尔先生，他是谁？”神甫说。
“法老号的船主，唐泰斯的雇主。”
“他在这个悲剧里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神甫问。
“扮演了一位忠厚的长者，既勇敢，又热情。他曾不下二十次去为爱德蒙说情。当皇帝复位之后，他曾写信、请愿、力争，为他出了不少力，以致在王朝第二次复辟的时候，他几乎被人当做了波拿巴分子而受到迫害。我已经告诉过您，他曾十多次来看望唐泰斯的父亲，并提议把他接到他家里去。那天晚上，就是老唐泰斯去世前的一两天，我已经说过，他还把他的钱袋留在壁炉架上，多亏了这零钱，人们才能替老人偿清了债务，并像样地埋葬了他。所以爱德蒙的父亲死时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没有使任何人受害。那只钱袋现在还在我这儿，是一只很大的红色的丝带织成的。”
“哦，”神甫问道，“莫雷尔先生还活着吗？”
“活着。”卡德鲁斯回答。
“既然那样，”神甫回答说，“他应该得到上帝的保佑，该很有钱吗，很快乐啰？”卡德鲁斯苦笑了一下。“是的，很快乐，像我一样。”
“什么，难道莫雷尔先生不快乐吗？”神甫大声说道。
“他几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他几乎已快名誉扫地了。”
“怎么会糟到这种境地呢？”
“哎，”卡德鲁斯说道，“是这么回事：莫雷尔先生花了二十五年的心血，在马赛的商界得到了一个体面的地位之后，现在彻底破产了。他在两年之内损失了五条船，三次受到牵连赔上巨款，现在他唯一寄希望的就是可怜的唐泰斯指挥过的那条法老号船了。这条船不久将从印度返航，载来胭脂虫和靛青。倘若这艘船像其他船一样出了事，那么他就完了。”
“这个不幸的人有妻子儿女吗？”神甫问道。
“他有一位太太，在家庭屡遭不幸时，她的行为像个圣徒。他还有一个女儿，即将嫁给她爱的青年，而男方家里却不肯娶一个即将破产人家的女儿。此外，他还有一个儿子，在陆军里是名中尉。您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切，非但不能安慰他，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假如他在世界上只单身一人，他可以一枪把自己结束掉，那倒也一了百了。”
“太可怕了！”神甫不禁失声悲叹道。
“天主就是这样报答有德行的人的，先生，”卡德鲁斯说道，“听着，我刚才对您说了，我除了做过一件错事而外，从未干过坏事，我却穷得叮当响；我会眼看着我的老婆发高烧死去而无力去救她，然后我也会像唐泰斯老爹那样饿死的；可是费尔南和唐格拉尔却财源滚滚。”
“那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们时时走运，而那些诚实的人却处处倒霉。”
“唐格拉尔，那个教唆犯，就是那个罪名最重的人，他怎么样了？”
“他怎么样了？他离开马赛的时候，得了莫雷尔先生的一封推荐信，到一家西班牙银行去当出纳员，莫雷尔先生并不知道他的罪过。法国同西班牙战争期间，他受雇于法军的军粮处，发了一笔财，凭了那笔钱，他在公债上做投机生意，本钱翻了三四倍，他第一次娶的是他那家银行行长的女儿，后来老婆死了又成了光棍。第二次结婚，娶了一个寡妇，就是德·娜戈纳夫人，她是德·萨尔维厄先生的女儿，德·萨尔维厄先生是国王的御前大臣，在朝廷里很得宠。他现在是一位百万富翁，他们还封他做了一个男爵，他现在是唐格拉尔男爵了，在勃朗峰街有一座大房子，他的马厩里有十匹马，他家的前厅里有六个仆人，我也不知道他的钱箱里究竟有几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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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卡德鲁斯说，“我先求您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神甫问道。
“就是今后如果您对我即将对您说的情况要派什么用场的话，千万别让人知道这些情况是我说出来的，因为我要说到的那些人既有钱又有势，他们只要对我动根手指头，就会把我像玻璃那样压碎的。”
“我的朋友，您就放心吧，”神甫答道，“我是一个神甫，别人的忏悔只能埋在我的心里；不要忘记，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圆满地去完成我们朋友的遗愿。说吧，别保留什么，也别意气用事，把真相讲出来，全部的真相。我不认识，也许永远不会认识您将要说到的那些人。何况，我是意大利人，而不是法国人，我从属于上帝，并不从属于人类；此行只为完成一个垂危的人的遗愿，事成之后，我还要返回我的修道院。”
听了这一明确的保证，卡德鲁斯似乎放心了一些。
“好吧，既然如此，”他说，“我就情愿，也可以说，我就应该向您道破，可怜的爱德蒙所深信不疑的友谊，究竟是什么货色。”
“请从他的父亲说起吧，”神甫说，“爱德蒙向我说了这位老人的事，他是非常爱他的。”
“说来真惨，先生，”卡德鲁斯摇摇头说，“前面的事大概您都已经知道了吧？”
“对，”神甫回答说，“爱德蒙全对我讲了，直到他在马赛附近一家酒馆里被捕时为止。”
“在雷瑟夫酒家！噢，是的！那过去一切现在犹如在我的眼前一样。”
“那次不是他的订婚喜宴吗？”
“是呀，那次喜宴刚开始是那么令人高兴，但结果却是极其令人悲伤：一位警长，带着四个拿枪的走进来，唐泰斯就被捕了。”
“对，到这一点为止我都知道了，”神甫说，“唐泰斯本人除了他自己的遭遇外，其他一无所知，我跟您说过的那五个人，他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也不曾听人提起过他们。”
“唐泰斯被捕以后，莫雷尔先生就赶紧去打听消息，消息糟透了。老人独自回到家里，含着眼泪叠起他那套参加婚礼的衣服，整天地在他的房间里踱来踱去，晚上也不睡觉，我就住在他的下面，所以听到他整夜地走来走去。我也睡不着，因为那位可怜的老父亲的悲哀使我非常不安，他的脚步声每一声都传到了我的心里，就像是他的脚踏在了我的心上一样。第二天，梅尔塞苔丝到马赛去恳求维尔福先生给予保护，结果是一无所获。于是她去看望老人。老人一夜没合眼，也一直没吃东西，心情那么悲恸，身体又那么虚弱，梅尔塞苔丝见了不忍心，要带他走，好照顾他，可是怎么劝老人也不肯。‘不，’老人说，‘我绝不离开这屋子，我那可怜的孩子最爱我了，他一出狱，准会先跑回来看我。他回家见不到我，会怎么想呢？’我是在走廊里听到这些话的，因为我也非常希望梅尔塞苔丝能劝动老人跟她走，他在我头上老是走来走去的，日夜都不让我有一刻的安宁。”
“难道您没上楼去设法劝慰一下那可怜的老人吗？”神甫问道。
“啊，先生，”卡德鲁斯答道，“那些不听劝慰的人，我们是无法劝慰他们的，他就是那种人，而且，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好像不大高兴看见我。可是，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在那儿哭泣，我再也忍不住了想上去看看他，但当我走到他门口的时候，他不哭了，在那儿祈祷了。先生，我现在无法向您复述他说的那些催人泪下的祈求的话。那简直不是虔诚或悲哀这几个字所能表达的。我，我不是假虔诚的教徒，我也不喜欢那些伪教徒，我当时对自己说：‘幸亏只是孤身一个人，幸亏善良的上帝没给我儿女，假如我做了父亲，假如我也像这位可怜的老人那样遭遇到了这种伤心的事，我的记忆里或我的心里可找不到他对上帝所说的那些话，我所能做的是立刻跳进海里来逃避我的悲哀。’”
“可怜的父亲！”神甫轻声地说。
“他独自生活着，愈来愈孤独。莫雷尔先生和梅尔塞苔丝常来看他，但他的门总是关着的，虽然他的确在家，但他就是不开门。有一天，他一反常态，竟让梅尔塞苔丝进去了，那可怜的姑娘顾不上她自己的悲伤，竭力劝慰他。他对她说：‘相信我的话吧，我亲爱的女儿，他已经死了，现在不是我们在等他，而是他在等我们。我很快乐，因为我年纪最老，当然可以最先见到他。’再善良的人，也不会老去看那些让人见了就伤心的人。所以老唐泰斯最后只剩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不过我时常看到有陌生人到他那儿去，下来的时候，总是遮遮掩掩地挟着一包东西。我能猜到这些包里是什么。他一点点地卖掉家里的东西，以便弄些钱来买吃的东西。最后东西变卖光了，欠下了三个季度的房租，房东威胁要赶他出去。他便恳求再宽限一周，房东同意了。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房东离开他的房间以后就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头三天，我听到他还是照常地来回踱步，到了第四天，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于是我决心不顾一切地到他那儿去。
门是紧闭着的，我从钥匙孔里望进去，看到他脸色苍白憔悴，似乎已病得很重了。我就去告诉了莫雷尔先生，然后又跑到了梅尔塞苔丝那儿。他们两个人立刻就来了，莫雷尔先生还带来了一个医生，医生说是肠胃炎，要他适当地禁食。当时我在场，先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老人听了禁食所露出的那个微笑。从那时起，他把门打开了。他这时已有借口可以不再多吃东西了，因为是医生嘱咐要他这么做的。”
神甫发出了一声呻吟。
“这个故事您很感兴趣，是吗，先生？”卡德鲁斯问道。
“是的，”神甫答道，“非常动人。”
“梅尔塞苔丝又来了一次，她发觉老人已经脱相了，还像头一次那样，她要把老人运到她家里。莫雷尔先生也是这个想法，而且要强行运走，然而老人拼命呼叫，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便不敢再坚持了。梅尔塞苔丝就留在他的床边，莫雷尔先生只好走了，走的时候，向她示意他已把钱袋留在了壁炉架上。但老人借口遵从医生的吩咐，不肯吃任何东西。老人又绝食又绝望，到了第九天头上，终于咽气了，临死还咒那些害苦了他的人，并对梅尔塞苔丝说，‘如果你能再看到我的爱德蒙，告诉他我临死还在为他祝福。’”
神甫离开椅子，站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两圈，用颤抖的手紧压着他那干燥的喉咙。“您相信他是……”
“饿死的……先生……是饿死的，”卡德鲁斯说，“我敢肯定，就跟我们俩都是基督徒一样确实。”
神甫用一只发抖的手拿起了他身边一只半满的水杯，一口喝了下去，然后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眼睛发红，脸色苍白，“这事实在太可怕了。”他用一种嘶哑的声音说。
“更可怕的是，先生，这并非天意，而是人为的。”
“把那些人告诉我，”神甫说道，“要知道，”他用一种近乎威胁的口气继续说，“您曾答应过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的。那么告诉我，用绝望杀死了儿子，用饥饿杀死了父亲的这些人究竟是谁？”
“嫉妒他的两个人，先生，一个是为了爱，另外一个是由于野心，是费尔南和唐格拉尔。”
“告诉我，这种嫉妒心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他们去告密，说爱德蒙是一个波拿巴分子。”
“两人之中是哪一个去告密的？真正有罪的是哪一个？”
“两者都是，先生，一个写信，另一个去投入邮筒。”
“那封信是在哪儿写的？”
“在雷瑟夫酒家，订婚的前一天。”
“果然如此，果然如此，”神甫轻声自语道，“噢，法里亚，法里亚！您对于人和事判断得多么准确呀！”
“您在说什么，先生？”卡德鲁斯问。
“没什么，没什么，”神甫答道，“说下去吧。”
“写告密信的是唐格拉尔，他是用左手写的，那样，他的笔迹就不会被认出来了，把它投入邮筒的是费尔南。”
“这么说来，”神甫突然喊道，“您自己当时也在场了？”
神甫意识到自己有点急躁了，就赶快接着说：“谁也没有告诉我，但既然您一切都知道得这样清楚，您一定是个见证人啰。”
“不错，不错！”卡德鲁斯用一种哽咽的声音说，“我是在场。”
“您没办法阻止这种无耻的行为吗？”神甫问，“要不，您也是一个同谋犯。”
“先生，”卡德鲁斯答道，“当时他们把我灌醉了，以致我的一切知觉几乎都丧失了。我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凡是在那种状态之下的人所能说的话我都说了，但他们再三向我表示，说他们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完全没有恶意。”
“第二天呢，先生，第二天，他们所做的事您一定看得很清楚，可是您却什么也没说，唐泰斯被捕的时候您不是也在场吗？”
“对，先生，我在场，本来我想说，但唐格拉尔不让我说。他对我说：‘假如他真的有罪，真的在厄尔巴岛上过岸，假如他真的奉命把一封信交给巴黎的波拿巴分子委员会，假如他们真的在他身上搜到了这封信，那么那些帮他说话的人就将被视为是他的同谋。’老实说，我很害怕当时实行的政治，因此不敢讲话。我承认：这是怯懦的行为，但不能说这是犯罪。”
“我懂了，您是听之任之，事实如此而已。”
“是的，先生，”卡德鲁斯答道，“这就是使我日日夜夜感到内疚的事实。我常常请求天主的宽恕，我向您发誓，因为这样的行为是我以往的生活里唯一真正该自责的事情，毫无疑问，命运不济正是给我的报应。我正在为一时的自私表现赎罪，因此，每当卡尔贡特娘们埋怨时，我总对她说：‘别说了，娘们，这都是天主的安排。’”
“嘿，先生，”神甫说道，“您讲得很坦白，您这样自我谴责是会得到宽恕的。”
“不幸的是，爱德蒙已经死了，他并没有宽恕我。”
“他并不知这回事呀。”神甫说道。
“但是他现在知道了，”卡德鲁斯急忙说，“人们说，死人是一切都知道的。”
房间里暂时沉默了一会儿。神甫站起身来，神态肃然地踱了一圈，然后又在他的原位上坐了下来。
“您曾两次提到一位莫雷尔先生，他是谁？”神甫说。
“法老号的船主，唐泰斯的雇主。”
“他在这个悲剧里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神甫问。
“扮演了一位忠厚的长者，既勇敢，又热情。他曾不下二十次去为爱德蒙说情。当皇帝复位之后，他曾写信、请愿、力争，为他出了不少力，以致在王朝第二次复辟的时候，他几乎被人当做了波拿巴分子而受到迫害。我已经告诉过您，他曾十多次来看望唐泰斯的父亲，并提议把他接到他家里去。那天晚上，就是老唐泰斯去世前的一两天，我已经说过，他还把他的钱袋留在壁炉架上，多亏了这零钱，人们才能替老人偿清了债务，并像样地埋葬了他。所以爱德蒙的父亲死时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没有使任何人受害。那只钱袋现在还在我这儿，是一只很大的红色的丝带织成的。”
“哦，”神甫问道，“莫雷尔先生还活着吗？”
“活着。”卡德鲁斯回答。
“既然那样，”神甫回答说，“他应该得到上帝的保佑，该很有钱吗，很快乐啰？”卡德鲁斯苦笑了一下。“是的，很快乐，像我一样。”
“什么，难道莫雷尔先生不快乐吗？”神甫大声说道。
“他几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他几乎已快名誉扫地了。”
“怎么会糟到这种境地呢？”
“哎，”卡德鲁斯说道，“是这么回事：莫雷尔先生花了二十五年的心血，在马赛的商界得到了一个体面的地位之后，现在彻底破产了。他在两年之内损失了五条船，三次受到牵连赔上巨款，现在他唯一寄希望的就是可怜的唐泰斯指挥过的那条法老号船了。这条船不久将从印度返航，载来胭脂虫和靛青。倘若这艘船像其他船一样出了事，那么他就完了。”
“这个不幸的人有妻子儿女吗？”神甫问道。
“他有一位太太，在家庭屡遭不幸时，她的行为像个圣徒。他还有一个女儿，即将嫁给她爱的青年，而男方家里却不肯娶一个即将破产人家的女儿。此外，他还有一个儿子，在陆军里是名中尉。您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切，非但不能安慰他，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假如他在世界上只单身一人，他可以一枪把自己结束掉，那倒也一了百了。”
“太可怕了！”神甫不禁失声悲叹道。
“天主就是这样报答有德行的人的，先生，”卡德鲁斯说道，“听着，我刚才对您说了，我除了做过一件错事而外，从未干过坏事，我却穷得叮当响；我会眼看着我的老婆发高烧死去而无力去救她，然后我也会像唐泰斯老爹那样饿死的；可是费尔南和唐格拉尔却财源滚滚。”
“那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们时时走运，而那些诚实的人却处处倒霉。”
“唐格拉尔，那个教唆犯，就是那个罪名最重的人，他怎么样了？”
“他怎么样了？他离开马赛的时候，得了莫雷尔先生的一封推荐信，到一家西班牙银行去当出纳员，莫雷尔先生并不知道他的罪过。法国同西班牙战争期间，他受雇于法军的军粮处，发了一笔财，凭了那笔钱，他在公债上做投机生意，本钱翻了三四倍，他第一次娶的是他那家银行行长的女儿，后来老婆死了又成了光棍。第二次结婚，娶了一个寡妇，就是德·娜戈纳夫人，她是德·萨尔维厄先生的女儿，德·萨尔维厄先生是国王的御前大臣，在朝廷里很得宠。他现在是一位百万富翁，他们还封他做了一个男爵，他现在是唐格拉尔男爵了，在勃朗峰街有一座大房子，他的马厩里有十匹马，他家的前厅里有六个仆人，我也不知道他的钱箱里究竟有几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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