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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五十岁的时候，皇帝陛下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据正史记载，满腔悲愤的隋文帝只身一人骑马冲出宫苑，不问路径闯入山谷二十多里，吓得宰相高颎和杨素一路追来，拦在马前苦苦相求才把他劝回宫中。也就在这时，杨坚说了那句名言：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5]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皇帝也一样。
实际上独孤皇后堪称隋文帝的贤内助。她本人虽然有很强的执政能力，事实上也纠正了杨坚的不少错误决策，却决不允许自己的家族掌握大权，更不为他们牟取私利或谋求法外开恩。有一次，隋文帝打算宽恕她的一个犯了死罪的母系亲属，皇后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可顾私？
这事很可能让她的亲戚们不满，另一个母系亲属竟然使用巫术来对她进行诅咒。案发之后，独孤皇后绝食三天向皇帝求情。她说，此人毒害的如果是百姓，当然罪该万死。既然诅咒的只是妾身，那就请陛下网开一面。[6]
独孤皇后岂非女中豪杰？
当然。
并且，我们还可以强调一下：这位独孤皇后正是李渊的亲姨妈。此外，唐高祖的窦皇后，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都是鲜卑人。长孙皇后祖上姓拓跋，因为担任宗室之长而改姓长孙，窦皇后的舅舅则是赫赫有名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可以说，隋唐两代的皇族早就世代混血，胡汉不分。[7]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隋唐成了异类。
我们知道，中华帝国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华夏民族建立的，比如秦、汉、宋、明。尽管宋人和明人已非纯种汉族，也尽管就连两汉的汉人也早已混血，但在文化心理上却有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即自认为是华夏，是汉人。
这一类，不妨称之为“华夏王朝”。
另外两类政权则是由其他民族建立的，其中一类叫渗透王朝（dynastiesofinfiltration），另一类叫征服王朝（dynastiesofconquest）。前者有五胡和北魏，后者有元和清。由渗透而转向征服，是中华史上的重要变化。[8]
隋唐却既不是作为少数民族渗透到华夏，也不是作为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他们的统治者是混血儿，却又以华夏正宗自居。大唐天子更是兼具双重身份，对内是唐皇帝，对外是天可汗，对周边民族的态度则既开放又兼容。
这就恐怕只能叫混血王朝（dynastiesofhybrid）。[9]
混血王朝的建立对中华民族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历来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混血之后，究竟谁“非我族类”便很难说清，原本就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王朝更不会去刻意区分。再加上唐太宗志向高远气度恢宏，一种新的民族政策便在贞观年间诞生。
政策虽新，伎俩却是老的，即恩威并施。只不过，汉武帝更喜欢诉诸武力，唐太宗则尽可能施惠施恩。比方说，下嫁公主宗女，开放边境贸易，招募外族豪酋到朝廷任职，鼓励戎狄子弟到中国留学。而且，对外族人在任命、赏罚、安置和抚恤诸方面，都与大唐子民一视同仁。
但，最重要的还是羁縻（读如基迷）。
什么是羁縻？羁是马笼头，縻是牛缰绳，羁縻其实就是放风筝。具体做法，是在归属了大唐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地方行政单位，大的叫都督府，中的叫州，小的叫县，分别叫羁縻府、羁縻州、羁縻县，简称羁縻州。府的都督和州的刺史，则由当地原来的那些可汗或酋长担任。[10]
不过，接受了帝国任命的豪酋必须放弃可汗称号，羁縻州之上也还要再设由汉人任长官的都护府，代表帝国中央行使主权。这就等于把周边大大小小的汗国和部落，统统变成了大唐的郡县，山大王般的异族首领们能愿意吗？
愿意。因为这一政策，是在东突厥战败后大规模普遍实行的。而且，与普通州县不同，羁縻州的长官可以世袭。原来的部众仍然由他们统治，所收赋税也原则上自行支配，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更是一如既往，大唐反倒还要负责保证其安全。这对于战败国和附庸国，已是很开明的专制。[11]
开明总比残暴好，羁縻政策也大获成功。这是很能让唐太宗志得意满的。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他在翠微殿发表讲话，内容之一就是：贵中华贱夷狄由来已久，只有朕爱之如一，因此各族人民都视朕为父母。[12]
这倒不完全是太宗皇帝自吹自擂，心悦诚服称其为“华夷父母”者确实大有人在。毕竟，李世民的祖母、母亲和妻子都不是汉人，他的“爱之如一”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和政治谋略，尽管一团和气的背后难免刀光剑影。[13]
但，民族团结的局面毕竟形成，文化交流的通道也已经打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大唐注定将会异彩纷呈。
那就先看西北。
西域情
我国的大西北有三座山脉。南面是昆仑山，北面是阿尔泰山，横卧在两山之间的天山山脉则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然地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它们在古代都叫西域。[14]
西域原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大约自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和玉门关（在今甘肃玉门）以西都是，最远可到伊朗高原，最近也要到葱岭（帕米尔高原）。本书所指，主要为狭义的西域，即葱岭以东的汉唐西北疆域。[15]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的确，西域是得天独厚的，气候变化之前更是如此。天山之北有辽阔的牧场，之南有肥沃的绿洲，山上则大面积覆盖着原始森林。准噶尔兮大漠横，塔里木兮冰河冷，吐鲁番兮风景胜。这是各族人民繁衍生息的家园。
生活在西域的应该有许多民族，他们使用的语言更是五花八门，既有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也有印欧语系的伊朗语和印度语，比如西徐亚语（scythian）、粟特语（sogdian）和吐火罗语（tocharian）。不难想象，戴着尖帽子操伊朗语的塞种人（saka）从伊犁河边走过，或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于阗在南疆的绿洲建国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西域，是风情万种的国土。
风情万种的西域人民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更表现出面向世界的宽阔胸襟。在这里，梵文经典跟在恒河两岸一样受到尊崇，亚历山大时期的肖像画法也得到了复活，深受希腊和印度影响的雕塑和壁画洋溢着浓浓的异国情调，波斯或罗马风格的工艺品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16]
所有这些，都和胡旋舞、葡萄酒、玻璃杯一起传入了中国。当然，是伴随着丝绸之路上那延绵不绝的驼铃。[17]
没错，西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尤其是位于吐鲁番盆地，从而变成西域门户的高昌国，更是没有争议地成为大唐和西突厥的争夺对象。因为谁都清楚，控制了此地，即控制了丝绸之路。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高昌王为什么会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看作了可居的奇货。
其实，他完全可以另作选择。
高昌是在胡人之车师前国故地建国的，国王应该是胡化的汉人，同时也是佛教徒。公元629年，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途经高昌，受到了国王隆重的接待。而且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唐太宗成为天可汗那年，这位国王归顺了大唐。[18]
对此，西突厥当然不能坐视不管，示好的信息也向高昌王频频发出。高昌王则只是看见了西突厥的嫣然一笑，便愚蠢地以为自己不可一世，有恃无恐地跟大唐翻了脸。
毫无疑问，作为夹在两个强国之间的小邦，高昌不能不设法自保。因此他们的正确做法，是与大唐和突厥都维持睦邻友好关系。如果更聪明一点，则不妨把自己变成丝绸之路上坐收渔利的中间商，甚至调解双方纠纷的和平使者。
可惜，高昌王利令智昏。他不但一屁股坐在了西突厥的那一边，还干起了拦路打劫的勾当。前往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节被他任意扣留，归属了大唐的伊吾（在今新疆哈密）也遭到他的威胁。看来此人虽然虔诚地听玄奘法师讲了一个月的佛经，却并没有悟得无上正等正觉。
唐太宗当然不能容忍。贞观十三年（639），他力排众议派遣大军征讨高昌。消息传来，高昌王嗤之以鼻。因为从长安到高昌，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千难万险。仅仅其中两千里流沙覆盖的地段，便足以让大唐军队望而却步。
因此在高昌王看来，他至少也能以逸待劳。
不幸的是他又打错了算盘。第二年，由汉、东突厥和铁勒部族混编的唐军长驱直入，猝不及防的高昌王惊恐万状呜呼哀哉，信誓旦旦与高昌国共存亡的西突厥协防部队则闻风丧胆星夜撤离。此时此刻，正如一首民谣所言：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高昌只能亡国。
据说，唐军兵临城下时，继位的新高昌王原本是还想周旋一番的。这个年轻人亲自来到大唐军营，声称与大唐交恶是先王之事，态度简慢地希望唐军放他一马。唐军的一个将领却拍案而起：跟这小屁孩啰唆什么，攻城要紧！
年轻的国王吓得汗如雨下匍匐在地。这个“小屁孩”被作为战俘带回长安，献在了太宗皇帝的丹墀之下。就连他的一把镶嵌着宝石的战刀，也被赐给了随军作战的东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以奖励此人在胜利之时的秋毫无犯。
将近五十岁的时候，皇帝陛下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据正史记载，满腔悲愤的隋文帝只身一人骑马冲出宫苑，不问路径闯入山谷二十多里，吓得宰相高颎和杨素一路追来，拦在马前苦苦相求才把他劝回宫中。也就在这时，杨坚说了那句名言：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5]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皇帝也一样。
实际上独孤皇后堪称隋文帝的贤内助。她本人虽然有很强的执政能力，事实上也纠正了杨坚的不少错误决策，却决不允许自己的家族掌握大权，更不为他们牟取私利或谋求法外开恩。有一次，隋文帝打算宽恕她的一个犯了死罪的母系亲属，皇后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可顾私？
这事很可能让她的亲戚们不满，另一个母系亲属竟然使用巫术来对她进行诅咒。案发之后，独孤皇后绝食三天向皇帝求情。她说，此人毒害的如果是百姓，当然罪该万死。既然诅咒的只是妾身，那就请陛下网开一面。[6]
独孤皇后岂非女中豪杰？
当然。
并且，我们还可以强调一下：这位独孤皇后正是李渊的亲姨妈。此外，唐高祖的窦皇后，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都是鲜卑人。长孙皇后祖上姓拓跋，因为担任宗室之长而改姓长孙，窦皇后的舅舅则是赫赫有名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可以说，隋唐两代的皇族早就世代混血，胡汉不分。[7]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隋唐成了异类。
我们知道，中华帝国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华夏民族建立的，比如秦、汉、宋、明。尽管宋人和明人已非纯种汉族，也尽管就连两汉的汉人也早已混血，但在文化心理上却有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即自认为是华夏，是汉人。
这一类，不妨称之为“华夏王朝”。
另外两类政权则是由其他民族建立的，其中一类叫渗透王朝（dynastiesofinfiltration），另一类叫征服王朝（dynastiesofconquest）。前者有五胡和北魏，后者有元和清。由渗透而转向征服，是中华史上的重要变化。[8]
隋唐却既不是作为少数民族渗透到华夏，也不是作为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他们的统治者是混血儿，却又以华夏正宗自居。大唐天子更是兼具双重身份，对内是唐皇帝，对外是天可汗，对周边民族的态度则既开放又兼容。
这就恐怕只能叫混血王朝（dynastiesofhybrid）。[9]
混血王朝的建立对中华民族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历来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混血之后，究竟谁“非我族类”便很难说清，原本就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王朝更不会去刻意区分。再加上唐太宗志向高远气度恢宏，一种新的民族政策便在贞观年间诞生。
政策虽新，伎俩却是老的，即恩威并施。只不过，汉武帝更喜欢诉诸武力，唐太宗则尽可能施惠施恩。比方说，下嫁公主宗女，开放边境贸易，招募外族豪酋到朝廷任职，鼓励戎狄子弟到中国留学。而且，对外族人在任命、赏罚、安置和抚恤诸方面，都与大唐子民一视同仁。
但，最重要的还是羁縻（读如基迷）。
什么是羁縻？羁是马笼头，縻是牛缰绳，羁縻其实就是放风筝。具体做法，是在归属了大唐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地方行政单位，大的叫都督府，中的叫州，小的叫县，分别叫羁縻府、羁縻州、羁縻县，简称羁縻州。府的都督和州的刺史，则由当地原来的那些可汗或酋长担任。[10]
不过，接受了帝国任命的豪酋必须放弃可汗称号，羁縻州之上也还要再设由汉人任长官的都护府，代表帝国中央行使主权。这就等于把周边大大小小的汗国和部落，统统变成了大唐的郡县，山大王般的异族首领们能愿意吗？
愿意。因为这一政策，是在东突厥战败后大规模普遍实行的。而且，与普通州县不同，羁縻州的长官可以世袭。原来的部众仍然由他们统治，所收赋税也原则上自行支配，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更是一如既往，大唐反倒还要负责保证其安全。这对于战败国和附庸国，已是很开明的专制。[11]
开明总比残暴好，羁縻政策也大获成功。这是很能让唐太宗志得意满的。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他在翠微殿发表讲话，内容之一就是：贵中华贱夷狄由来已久，只有朕爱之如一，因此各族人民都视朕为父母。[12]
这倒不完全是太宗皇帝自吹自擂，心悦诚服称其为“华夷父母”者确实大有人在。毕竟，李世民的祖母、母亲和妻子都不是汉人，他的“爱之如一”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和政治谋略，尽管一团和气的背后难免刀光剑影。[13]
但，民族团结的局面毕竟形成，文化交流的通道也已经打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大唐注定将会异彩纷呈。
那就先看西北。
西域情
我国的大西北有三座山脉。南面是昆仑山，北面是阿尔泰山，横卧在两山之间的天山山脉则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然地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它们在古代都叫西域。[14]
西域原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大约自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和玉门关（在今甘肃玉门）以西都是，最远可到伊朗高原，最近也要到葱岭（帕米尔高原）。本书所指，主要为狭义的西域，即葱岭以东的汉唐西北疆域。[15]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的确，西域是得天独厚的，气候变化之前更是如此。天山之北有辽阔的牧场，之南有肥沃的绿洲，山上则大面积覆盖着原始森林。准噶尔兮大漠横，塔里木兮冰河冷，吐鲁番兮风景胜。这是各族人民繁衍生息的家园。
生活在西域的应该有许多民族，他们使用的语言更是五花八门，既有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也有印欧语系的伊朗语和印度语，比如西徐亚语（scythian）、粟特语（sogdian）和吐火罗语（tocharian）。不难想象，戴着尖帽子操伊朗语的塞种人（saka）从伊犁河边走过，或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于阗在南疆的绿洲建国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西域，是风情万种的国土。
风情万种的西域人民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更表现出面向世界的宽阔胸襟。在这里，梵文经典跟在恒河两岸一样受到尊崇，亚历山大时期的肖像画法也得到了复活，深受希腊和印度影响的雕塑和壁画洋溢着浓浓的异国情调，波斯或罗马风格的工艺品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16]
所有这些，都和胡旋舞、葡萄酒、玻璃杯一起传入了中国。当然，是伴随着丝绸之路上那延绵不绝的驼铃。[17]
没错，西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尤其是位于吐鲁番盆地，从而变成西域门户的高昌国，更是没有争议地成为大唐和西突厥的争夺对象。因为谁都清楚，控制了此地，即控制了丝绸之路。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高昌王为什么会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看作了可居的奇货。
其实，他完全可以另作选择。
高昌是在胡人之车师前国故地建国的，国王应该是胡化的汉人，同时也是佛教徒。公元629年，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途经高昌，受到了国王隆重的接待。而且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唐太宗成为天可汗那年，这位国王归顺了大唐。[18]
对此，西突厥当然不能坐视不管，示好的信息也向高昌王频频发出。高昌王则只是看见了西突厥的嫣然一笑，便愚蠢地以为自己不可一世，有恃无恐地跟大唐翻了脸。
毫无疑问，作为夹在两个强国之间的小邦，高昌不能不设法自保。因此他们的正确做法，是与大唐和突厥都维持睦邻友好关系。如果更聪明一点，则不妨把自己变成丝绸之路上坐收渔利的中间商，甚至调解双方纠纷的和平使者。
可惜，高昌王利令智昏。他不但一屁股坐在了西突厥的那一边，还干起了拦路打劫的勾当。前往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节被他任意扣留，归属了大唐的伊吾（在今新疆哈密）也遭到他的威胁。看来此人虽然虔诚地听玄奘法师讲了一个月的佛经，却并没有悟得无上正等正觉。
唐太宗当然不能容忍。贞观十三年（639），他力排众议派遣大军征讨高昌。消息传来，高昌王嗤之以鼻。因为从长安到高昌，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千难万险。仅仅其中两千里流沙覆盖的地段，便足以让大唐军队望而却步。
因此在高昌王看来，他至少也能以逸待劳。
不幸的是他又打错了算盘。第二年，由汉、东突厥和铁勒部族混编的唐军长驱直入，猝不及防的高昌王惊恐万状呜呼哀哉，信誓旦旦与高昌国共存亡的西突厥协防部队则闻风丧胆星夜撤离。此时此刻，正如一首民谣所言：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高昌只能亡国。
据说，唐军兵临城下时，继位的新高昌王原本是还想周旋一番的。这个年轻人亲自来到大唐军营，声称与大唐交恶是先王之事，态度简慢地希望唐军放他一马。唐军的一个将领却拍案而起：跟这小屁孩啰唆什么，攻城要紧！
年轻的国王吓得汗如雨下匍匐在地。这个“小屁孩”被作为战俘带回长安，献在了太宗皇帝的丹墀之下。就连他的一把镶嵌着宝石的战刀，也被赐给了随军作战的东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以奖励此人在胜利之时的秋毫无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