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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喀什噶尔宾馆，访问上海援疆指挥部。下午，依次去香妃墓、高台民居、艾提尕尔清真寺。黄昏，清真寺旁的维吾尔乐器店，我花七百块买了把热瓦甫。不饰雕琢的老琴，声音倒是清亮通透，轻轻弹拨竟有古典吉他的各种音色。做琴的维吾尔老师傅帮我弹奏一曲，不少人围观，我们一起吃西瓜，其乐融融。
可惜，行程只安排喀什市区。叶萧的父母，我的姑姑和姑夫，至今仍住在喀什远郊的农三师。我给叶萧打了电话，他让我不必去探望了。
新疆时间比北京时间晚得多，八九点太阳才下山，晚餐后已是深夜十点半。
喀什的夜。
很想出去走走，我打电话给同行的甫跃辉。他是云南人，小我几岁，《上海文学》的编辑，棒棒哒的小说家。他的胆子不小，跟我一样跃跃欲试。
结伴走出喀什噶尔宾馆，门口几个保安站岗，用诧异眼神看着我俩——要知道一个半月前，新闻联播里那起严重暴恐事件，就发生在喀什地区。
我和甫跃辉也是蛮拼的了，决定步行前往喀什市中心，距离大约两三公里。刚出宾馆那条路，稍嫌荒凉，无甚人家，惟树丛高墙。维吾尔男人们出没，三三两两路边聊天，或骑摩托电动疾驰而过。
出门前，我发了条微博，无非是白天拍摄的喀什照片，很快有不少评论。有朋友提醒我注意安全，遇到急事呼叫@老榕搭救。好吧，他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在深夜行走在喀什街头。为了不让你们担心，不发微博了。我相信自己逃跑挺快的，抄家伙反抗的能力也是有的，不至于再发生昆明火车站那种事。或许，这是男人渴望冒险的本能。
拐过一个路口，远远望见亮着彩灯的摩天轮。我喜欢，看过《谋杀似水年华》的懂。
为了打破紧张的气氛，我想起甫跃辉是云南人，便说，九十年代，有部电视剧很热，叶辛的《孽债》，你肯定知道。讲一群云南孩子到上海，寻找各自爸爸妈妈——都是跟当地人结婚的上海知青，当年为了回上海抛下孩子，留下一笔孽债终究要还的。
那年头，我们班里有许多回沪知青子女，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大部分来自江西、安徽，也有从更遥远的黑龙江和云南来的。
至于远到无法想象的新疆，只有一个，她来自喀什。
她是初一那年来的插班借读生。
我记得，她有双大眼睛，很长的睫毛，脸颊红扑扑，乌黑长发披到肩上。尚是寒冬，大家裹着厚厚的衣服，她依然显出身材，比别的女孩发育得早。
班里每个同学都有绰号，她很快有了“古兰丹姆”这个名字。大家先叫她新疆妹，后来学校放了部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九零后不懂的。
其实，她是汉族，姓李，叫李晓梦。
跟许多同学一样，她的父母也是上海知青，到新疆多年早已扎根，便让孩子回来投靠亲戚借读，若运气好还能报上户口。
她的学习成绩一般，并非不认真听课，而是从新疆转学过来跟不上。她不爱说话，上海话的水平糟糕，普通话都有一股新疆味。她很少跟别人玩——连我这个感觉迟钝的男生，都能看出女生们故意孤立她，大概是她过于漂亮缘故。
第一个学期，学校春游，在两公里外的长风公园。老师要求每个人表演节目，想到班里有个新疆来的，说她一定会唱新疆歌，跳新疆舞，要是穿上新疆人的衣服裙子，戴上小帽子，肯定很给老师扎台型。
李晓梦说自己不会唱，更不会跳，从没穿过新疆人的衣服。大家都不相信。她说，如果一定要她上台表演，可以吹笛子，就是江南丝竹的那种。
可是，我们班已有了一个笛子独奏的节目，那就是我。
春游那天，长风公园大草坪，少先队员雕像前，我当着全校师生，用笛子吹了一首《婉君》。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她的故事耐人追寻，小小新娘，缘定三生，恍然一梦，千古伤心。一个女孩名叫婉君，明眸如水，绿鬓如云，千般恩爱，集于一身，蓦然回首，冷冷清清……”
说实话，那首琼瑶剧里的曲子，我吹得实在糟糕。可我不知哪来的自信，一点都不怯场，似乎整个公园都传遍我的笛声。
唯独，在坐满草坪的几百名同学里，当目光扫到我们班的“古兰丹姆”身上，看到她一脸幽怨的表情，就让我立马吹错了两个音。
“蔡骏，我猜你一定喜欢上了她。”
二十多年后，遥远的喀什的夜，走在我身边的甫跃辉如是说。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经过一座大桥，豁然开朗，桥下是宽阔的东湖，难以想象在这南疆的沙漠中，还会有这么大片的水面。更远处几栋高楼，另一边高台民居。土黄色的千年建筑，倒映水面，穿越的感脚。
桥上走过几对情侣，一看就是汉人，还有外国游客，我们放心了。
一路有惊无险。穿过摩天轮下的桥洞，来到喀什人民广场，最醒目是尊毛主席雕像——中国现在仅存的几座广场毛主席像之一。
深夜，高高的台阶上，坐着两个维吾尔族青年。我和甫跃辉也坐下来，遥望广场对面，类似金水桥的建筑，前头停着一排警车和军车，许多特警正值勤。大街依然车水马龙，只是行人稀少。
我们坐着聊天。
在喀什的毛主席像底下，甫跃辉说着靠近缅甸边境的云南农村的种种生活，而我说起刚在《上海文学》发过的一篇小说《北京一夜》——有段情节是我读初中时，不小心碰落块玻璃，从教学楼顶掉到操场，幸运的是没砸到人。
其实，这件事是真的。
那块致命的玻璃，几乎砸中操场上的一个女生，就是喀什来的古兰丹姆。玻璃在她脚下砸得粉碎，碎渣布满裤脚管，要是再往前走一步，多半就被砸死，至少也是重伤，乃至植物人。
从那天起，我对李晓梦总觉得有什么亏欠。
不久，放学路上，我跟在她背后，想要给她买根盐水棒冰或冰砖，作为玻璃事件的赔礼道歉。她突然回头，瞪圆大眼睛盯着我，却点点头，答应了。
吃完我请客的棒冰，她才有了表情，说，你的笛子吹得太烂了。
这是她主动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古兰——不，李晓梦，你也会吹吗？
嗯。
我想听听。
晚上来燎原电影院的街心花园吧。
八点，我从家里溜出来，带着笛子。刚到电影院门口，远远听到笛声。我跟老师学过，知道那是传统曲目。大簇鲜艳绽开的夹竹桃下，“古兰丹姆”李晓梦坐在石墩子上，持着一根大号竹笛，正鼓着腮帮子吹呢。我的耳膜，跟着心里也发潮。这声音起码能传出两站路。
月光下，她的脸白皙而透明，笛子反手持在背后，如同握着把宝剑，让我想起《书剑恩仇录》的霍青桐，我看的第一部金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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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喀什噶尔宾馆，访问上海援疆指挥部。下午，依次去香妃墓、高台民居、艾提尕尔清真寺。黄昏，清真寺旁的维吾尔乐器店，我花七百块买了把热瓦甫。不饰雕琢的老琴，声音倒是清亮通透，轻轻弹拨竟有古典吉他的各种音色。做琴的维吾尔老师傅帮我弹奏一曲，不少人围观，我们一起吃西瓜，其乐融融。
可惜，行程只安排喀什市区。叶萧的父母，我的姑姑和姑夫，至今仍住在喀什远郊的农三师。我给叶萧打了电话，他让我不必去探望了。
新疆时间比北京时间晚得多，八九点太阳才下山，晚餐后已是深夜十点半。
喀什的夜。
很想出去走走，我打电话给同行的甫跃辉。他是云南人，小我几岁，《上海文学》的编辑，棒棒哒的小说家。他的胆子不小，跟我一样跃跃欲试。
结伴走出喀什噶尔宾馆，门口几个保安站岗，用诧异眼神看着我俩——要知道一个半月前，新闻联播里那起严重暴恐事件，就发生在喀什地区。
我和甫跃辉也是蛮拼的了，决定步行前往喀什市中心，距离大约两三公里。刚出宾馆那条路，稍嫌荒凉，无甚人家，惟树丛高墙。维吾尔男人们出没，三三两两路边聊天，或骑摩托电动疾驰而过。
出门前，我发了条微博，无非是白天拍摄的喀什照片，很快有不少评论。有朋友提醒我注意安全，遇到急事呼叫@老榕搭救。好吧，他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在深夜行走在喀什街头。为了不让你们担心，不发微博了。我相信自己逃跑挺快的，抄家伙反抗的能力也是有的，不至于再发生昆明火车站那种事。或许，这是男人渴望冒险的本能。
拐过一个路口，远远望见亮着彩灯的摩天轮。我喜欢，看过《谋杀似水年华》的懂。
为了打破紧张的气氛，我想起甫跃辉是云南人，便说，九十年代，有部电视剧很热，叶辛的《孽债》，你肯定知道。讲一群云南孩子到上海，寻找各自爸爸妈妈——都是跟当地人结婚的上海知青，当年为了回上海抛下孩子，留下一笔孽债终究要还的。
那年头，我们班里有许多回沪知青子女，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大部分来自江西、安徽，也有从更遥远的黑龙江和云南来的。
至于远到无法想象的新疆，只有一个，她来自喀什。
她是初一那年来的插班借读生。
我记得，她有双大眼睛，很长的睫毛，脸颊红扑扑，乌黑长发披到肩上。尚是寒冬，大家裹着厚厚的衣服，她依然显出身材，比别的女孩发育得早。
班里每个同学都有绰号，她很快有了“古兰丹姆”这个名字。大家先叫她新疆妹，后来学校放了部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九零后不懂的。
其实，她是汉族，姓李，叫李晓梦。
跟许多同学一样，她的父母也是上海知青，到新疆多年早已扎根，便让孩子回来投靠亲戚借读，若运气好还能报上户口。
她的学习成绩一般，并非不认真听课，而是从新疆转学过来跟不上。她不爱说话，上海话的水平糟糕，普通话都有一股新疆味。她很少跟别人玩——连我这个感觉迟钝的男生，都能看出女生们故意孤立她，大概是她过于漂亮缘故。
第一个学期，学校春游，在两公里外的长风公园。老师要求每个人表演节目，想到班里有个新疆来的，说她一定会唱新疆歌，跳新疆舞，要是穿上新疆人的衣服裙子，戴上小帽子，肯定很给老师扎台型。
李晓梦说自己不会唱，更不会跳，从没穿过新疆人的衣服。大家都不相信。她说，如果一定要她上台表演，可以吹笛子，就是江南丝竹的那种。
可是，我们班已有了一个笛子独奏的节目，那就是我。
春游那天，长风公园大草坪，少先队员雕像前，我当着全校师生，用笛子吹了一首《婉君》。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她的故事耐人追寻，小小新娘，缘定三生，恍然一梦，千古伤心。一个女孩名叫婉君，明眸如水，绿鬓如云，千般恩爱，集于一身，蓦然回首，冷冷清清……”
说实话，那首琼瑶剧里的曲子，我吹得实在糟糕。可我不知哪来的自信，一点都不怯场，似乎整个公园都传遍我的笛声。
唯独，在坐满草坪的几百名同学里，当目光扫到我们班的“古兰丹姆”身上，看到她一脸幽怨的表情，就让我立马吹错了两个音。
“蔡骏，我猜你一定喜欢上了她。”
二十多年后，遥远的喀什的夜，走在我身边的甫跃辉如是说。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经过一座大桥，豁然开朗，桥下是宽阔的东湖，难以想象在这南疆的沙漠中，还会有这么大片的水面。更远处几栋高楼，另一边高台民居。土黄色的千年建筑，倒映水面，穿越的感脚。
桥上走过几对情侣，一看就是汉人，还有外国游客，我们放心了。
一路有惊无险。穿过摩天轮下的桥洞，来到喀什人民广场，最醒目是尊毛主席雕像——中国现在仅存的几座广场毛主席像之一。
深夜，高高的台阶上，坐着两个维吾尔族青年。我和甫跃辉也坐下来，遥望广场对面，类似金水桥的建筑，前头停着一排警车和军车，许多特警正值勤。大街依然车水马龙，只是行人稀少。
我们坐着聊天。
在喀什的毛主席像底下，甫跃辉说着靠近缅甸边境的云南农村的种种生活，而我说起刚在《上海文学》发过的一篇小说《北京一夜》——有段情节是我读初中时，不小心碰落块玻璃，从教学楼顶掉到操场，幸运的是没砸到人。
其实，这件事是真的。
那块致命的玻璃，几乎砸中操场上的一个女生，就是喀什来的古兰丹姆。玻璃在她脚下砸得粉碎，碎渣布满裤脚管，要是再往前走一步，多半就被砸死，至少也是重伤，乃至植物人。
从那天起，我对李晓梦总觉得有什么亏欠。
不久，放学路上，我跟在她背后，想要给她买根盐水棒冰或冰砖，作为玻璃事件的赔礼道歉。她突然回头，瞪圆大眼睛盯着我，却点点头，答应了。
吃完我请客的棒冰，她才有了表情，说，你的笛子吹得太烂了。
这是她主动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古兰——不，李晓梦，你也会吹吗？
嗯。
我想听听。
晚上来燎原电影院的街心花园吧。
八点，我从家里溜出来，带着笛子。刚到电影院门口，远远听到笛声。我跟老师学过，知道那是传统曲目。大簇鲜艳绽开的夹竹桃下，“古兰丹姆”李晓梦坐在石墩子上，持着一根大号竹笛，正鼓着腮帮子吹呢。我的耳膜，跟着心里也发潮。这声音起码能传出两站路。
月光下，她的脸白皙而透明，笛子反手持在背后，如同握着把宝剑，让我想起《书剑恩仇录》的霍青桐，我看的第一部金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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