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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见《三国志》之《董昭传》和《程昱传》。
33.见《三国志·吕布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后汉书·吕布传》、《后汉书·孔融传》、《三国志·太史慈传》。
34.刘备的五易其主是：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
35.见《三国志·先主传》。《三国演义》移花接木，让曹操称袁术“冢中枯骨”，是不确的。如果袁术已是“冢中枯骨”，又何必说“吾早晚必擒之”？请参看陈迩冬《闲话三分》、拙著《品三国》。
36.见《三国志·先主传》，原文为：“先主未出时，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说：“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三国演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即据此改编。
37.陈迩冬先生《闲话三分》说，如果刘备、董承他们“立券书名”是实，而且曹操征刘备就因“衣带诏”一案而起，那么，曹操在俘虏了刘备的老婆、孩子和关羽以后，就不会那么客气了，也不会由着关羽带着嫂子和侄子一走了之了。因此陈先生认为，就连这个“衣带诏”，是不是董承或董承父女伪造，也很难说。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则说：“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讨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罢？”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38.见《三国志·武帝纪》。
39.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40.见《三国志·先主传》。
41.袁绍的讨曹檄文见《后汉书·袁绍传》。
42.见《三国志·武帝纪》。
43.见《三国志·荀彧传》。
44.见《三国志·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45.见《三国志·武帝纪》。
46.见《三国志·贾诩传》。
47.见《三国志·先主传》。
48.关于许攸叛逃的原因，有三种说法。《三国志·武帝纪》称“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荀彧传》称“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习凿齿《汉晋春秋》称袁绍不听许攸抄小路前往许都劫持天子的建议，许攸怒而投奔曹操。
49.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50.见《三国志·张郃传》。
51.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52.曹操的一系列法令包括：建安八年八月“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的“己酉令”，“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庚申令”，九年九月的“抑制兼并令”，十一年十月的“求直言令”，十二年二月的“封功臣令”，十四年七月的“存恤令”，十五年春的“求贤令”，十二月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分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诸书。
53.请参看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
第三章
1.见《三国志·刘繇传》。
2.见《三国志·先主传》，《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3.见《三国志·郭嘉传》。
4.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去世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孙策去世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年二十六岁，可知孙策接班时十八岁。据《三国志·吴主传》，孙权去世是在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年七十一岁，可知孙权接班时十九岁。
5.官渡之战后，曹操两次打算伐刘表。一次在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春，被荀彧谏止；一次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秋，被荀攸谏止。劝谏的原因，是袁绍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
6.见《三国志·刘表传》。
7.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汉魏春秋》。
8.以上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9.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和《九州春秋》。
10.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11.见《三国志·陈登传》。
12.请参看《后汉书·逸民列传》。
13.见诸葛亮《出师表》。
14.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5.见《三国志·先主传》。
16.荆州七郡为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章陵郡则废置无定。
17.以上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8.见《三国志·武帝纪》。
19.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0.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1.孙吴立国五十一年，曹魏四十六年，蜀汉四十二年。
22.本章所述鲁肃事迹，如无另注，均见《三国志·鲁肃传》。
23.此事《三国志·鲁肃传》的说法是“得曹公欲东之问”，曹操的信则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关于此信的真伪，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24.见《三国志·周瑜传》及《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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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见《三国志》之《董昭传》和《程昱传》。
33.见《三国志·吕布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后汉书·吕布传》、《后汉书·孔融传》、《三国志·太史慈传》。
34.刘备的五易其主是：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
35.见《三国志·先主传》。《三国演义》移花接木，让曹操称袁术“冢中枯骨”，是不确的。如果袁术已是“冢中枯骨”，又何必说“吾早晚必擒之”？请参看陈迩冬《闲话三分》、拙著《品三国》。
36.见《三国志·先主传》，原文为：“先主未出时，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说：“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三国演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即据此改编。
37.陈迩冬先生《闲话三分》说，如果刘备、董承他们“立券书名”是实，而且曹操征刘备就因“衣带诏”一案而起，那么，曹操在俘虏了刘备的老婆、孩子和关羽以后，就不会那么客气了，也不会由着关羽带着嫂子和侄子一走了之了。因此陈先生认为，就连这个“衣带诏”，是不是董承或董承父女伪造，也很难说。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则说：“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讨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罢？”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38.见《三国志·武帝纪》。
39.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40.见《三国志·先主传》。
41.袁绍的讨曹檄文见《后汉书·袁绍传》。
42.见《三国志·武帝纪》。
43.见《三国志·荀彧传》。
44.见《三国志·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45.见《三国志·武帝纪》。
46.见《三国志·贾诩传》。
47.见《三国志·先主传》。
48.关于许攸叛逃的原因，有三种说法。《三国志·武帝纪》称“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荀彧传》称“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习凿齿《汉晋春秋》称袁绍不听许攸抄小路前往许都劫持天子的建议，许攸怒而投奔曹操。
49.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50.见《三国志·张郃传》。
51.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52.曹操的一系列法令包括：建安八年八月“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的“己酉令”，“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庚申令”，九年九月的“抑制兼并令”，十一年十月的“求直言令”，十二年二月的“封功臣令”，十四年七月的“存恤令”，十五年春的“求贤令”，十二月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分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诸书。
53.请参看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
第三章
1.见《三国志·刘繇传》。
2.见《三国志·先主传》，《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3.见《三国志·郭嘉传》。
4.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去世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孙策去世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年二十六岁，可知孙策接班时十八岁。据《三国志·吴主传》，孙权去世是在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年七十一岁，可知孙权接班时十九岁。
5.官渡之战后，曹操两次打算伐刘表。一次在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春，被荀彧谏止；一次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秋，被荀攸谏止。劝谏的原因，是袁绍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
6.见《三国志·刘表传》。
7.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汉魏春秋》。
8.以上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9.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和《九州春秋》。
10.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11.见《三国志·陈登传》。
12.请参看《后汉书·逸民列传》。
13.见诸葛亮《出师表》。
14.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5.见《三国志·先主传》。
16.荆州七郡为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章陵郡则废置无定。
17.以上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8.见《三国志·武帝纪》。
19.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0.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1.孙吴立国五十一年，曹魏四十六年，蜀汉四十二年。
22.本章所述鲁肃事迹，如无另注，均见《三国志·鲁肃传》。
23.此事《三国志·鲁肃传》的说法是“得曹公欲东之问”，曹操的信则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关于此信的真伪，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24.见《三国志·周瑜传》及《资治通鉴》卷六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