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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印度教）、教堂（基督教）、清真寺（伊斯兰教）、礼拜寺（犹太教），还有祭祀孔子的文庙、祭祀关羽的关帝庙、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六大宗教九种庙宇比邻而立，几近摩肩擦背。摩尼教的草庵虽然不在这三里之内，却与华严寺共处同一山头，只不过“你在这边，我在那边”。
◎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海上交通自古就非常发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同时，世界各大宗教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而传入泉州，使它成为一座具有世界性宗教文化特征的城市。
山头可以共享，寺庙也能。比如开元寺是佛教的，里面却有道教和印度教的神像，侍立在佛祖两旁的则是黑人。真武庙是道观，却同时供奉佛像，还专为穆斯林辟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不同宗教的信徒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各自的仪式，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没有冲突，只有祥和。
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奇观！
能创造这种奇观的地方，岂非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有这样神奇力量的民族，岂非应该为所有文明的对话，搭建一个开放平台？尽管这个平台，也只是将来建立起全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过渡和跳板。
那才真叫“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事实上，当今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这个平台，也只能由没有宗教和信仰的文明来搭建。没错，信仰是个好东西。一个人真有信仰，就不但会有底线，还会有境界。一个民族真有信仰，则不但会有凝聚力，还会有持续性。这可以由历史来证明。历史上的文明，有的无宗教，如希腊；有的多神教，如印度；有的一神教，如伊斯兰。结果怎么样呢？无宗教的昙花一现，多神教的偏安一隅，一神教的走向世界。
显然，只有一神教的信仰，才是真信仰；一神教的文明，才有世界性。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真理只有一个，信仰也一样。
因此，一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和“文明使命感”。西方人甚至认为，创造文明是人对同类的必履之职。这当然同样是好事。问题在于，世界上的一神教并非只有一家，唯一的神也就并不唯一。这下麻烦了。你也有使命，我也有使命，你也有信仰，我也有信仰，而你我的使命和信仰又是格格不入的，这又如何是好呢？退让？那我的就不叫使命不叫信仰。不让？可不得打起来。所谓“文明的冲突”便由此而生，尽管冲突的背后有利益的驱动。
这时，中华文明便应该有所作为了。
中华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不来自信仰，而来自历史。是的，其他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的第一代文明都湮灭了。现存的文明中，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兰，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斯拉夫、非洲、拉美、印度、日本，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从史前时代直接诞生，没有宗教和信仰，却又有世界性，而且能长期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是全世界的唯一。
如此独一无二，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历史出于文明的意志而埋下的伏笔，也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文明是什么，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又是什么。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是因为要有信仰。为什么要有信仰呢？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有价值和价值观，才会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创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续发展。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地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现在事情十分清楚。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或者价值观不恒定，经济再发达，也只能是“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然而这里面恰恰有麻烦。
麻烦并不奇怪。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确实较难保证价值观的恒定。回顾历史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前也曾有过全民共识，比如“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前者适应于小农经济，后者适应于计划经济。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儒家伦理可以充当“维持会”；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可以充当“纠察队”。可惜时至今日，它们都必须下岗。这不仅因为我们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因为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都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显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办法是重建，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打铁还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是啊，为什么在史前时代，我们跟世界各民族走着相同的道路，一到文明时代就分道扬镳？走上独特道路的中华，为什么会在其他古代和古典文明陨落之后或之时，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极，然后又盛极而衰却衰而不竭？是什么在导引着我们的步伐，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着这古老的文明？如果我们的道路命中注定有如黄河九曲十八弯，那么，大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
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庙（印度教）、教堂（基督教）、清真寺（伊斯兰教）、礼拜寺（犹太教），还有祭祀孔子的文庙、祭祀关羽的关帝庙、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六大宗教九种庙宇比邻而立，几近摩肩擦背。摩尼教的草庵虽然不在这三里之内，却与华严寺共处同一山头，只不过“你在这边，我在那边”。
◎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海上交通自古就非常发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同时，世界各大宗教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而传入泉州，使它成为一座具有世界性宗教文化特征的城市。
山头可以共享，寺庙也能。比如开元寺是佛教的，里面却有道教和印度教的神像，侍立在佛祖两旁的则是黑人。真武庙是道观，却同时供奉佛像，还专为穆斯林辟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不同宗教的信徒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各自的仪式，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没有冲突，只有祥和。
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奇观！
能创造这种奇观的地方，岂非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有这样神奇力量的民族，岂非应该为所有文明的对话，搭建一个开放平台？尽管这个平台，也只是将来建立起全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过渡和跳板。
那才真叫“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事实上，当今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这个平台，也只能由没有宗教和信仰的文明来搭建。没错，信仰是个好东西。一个人真有信仰，就不但会有底线，还会有境界。一个民族真有信仰，则不但会有凝聚力，还会有持续性。这可以由历史来证明。历史上的文明，有的无宗教，如希腊；有的多神教，如印度；有的一神教，如伊斯兰。结果怎么样呢？无宗教的昙花一现，多神教的偏安一隅，一神教的走向世界。
显然，只有一神教的信仰，才是真信仰；一神教的文明，才有世界性。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真理只有一个，信仰也一样。
因此，一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和“文明使命感”。西方人甚至认为，创造文明是人对同类的必履之职。这当然同样是好事。问题在于，世界上的一神教并非只有一家，唯一的神也就并不唯一。这下麻烦了。你也有使命，我也有使命，你也有信仰，我也有信仰，而你我的使命和信仰又是格格不入的，这又如何是好呢？退让？那我的就不叫使命不叫信仰。不让？可不得打起来。所谓“文明的冲突”便由此而生，尽管冲突的背后有利益的驱动。
这时，中华文明便应该有所作为了。
中华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不来自信仰，而来自历史。是的，其他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的第一代文明都湮灭了。现存的文明中，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兰，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斯拉夫、非洲、拉美、印度、日本，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从史前时代直接诞生，没有宗教和信仰，却又有世界性，而且能长期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是全世界的唯一。
如此独一无二，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历史出于文明的意志而埋下的伏笔，也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文明是什么，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又是什么。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是因为要有信仰。为什么要有信仰呢？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有价值和价值观，才会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创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续发展。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地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现在事情十分清楚。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或者价值观不恒定，经济再发达，也只能是“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然而这里面恰恰有麻烦。
麻烦并不奇怪。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确实较难保证价值观的恒定。回顾历史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前也曾有过全民共识，比如“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前者适应于小农经济，后者适应于计划经济。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儒家伦理可以充当“维持会”；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可以充当“纠察队”。可惜时至今日，它们都必须下岗。这不仅因为我们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因为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都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显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办法是重建，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打铁还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是啊，为什么在史前时代，我们跟世界各民族走着相同的道路，一到文明时代就分道扬镳？走上独特道路的中华，为什么会在其他古代和古典文明陨落之后或之时，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极，然后又盛极而衰却衰而不竭？是什么在导引着我们的步伐，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着这古老的文明？如果我们的道路命中注定有如黄河九曲十八弯，那么，大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
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