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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忽然响起来。
我听到久违的声音。
斯成说：“小豫儿，中秋节快乐。”
我说：“也祝你节日快乐。”
国内是白日，他应该在上班，声音虽然温和，但还是带了疏离感，他说：“定中有没有陪你过节？”
我寻常的口气：“我们在外面和朋友吃饭呢。”
斯成说：“那就好。”
斯成说：“你姐姐回来了，你妈妈过来和她一起住，我去看过你你妈妈了，两个人看着精神都还好。”
我心底感激他：“谢谢你。”
斯成应：“不用客气。”
我在心里迟疑挣扎，终于问出口：“你身体好了吗？”
斯成怔了一下，才轻描淡写地答：“早没事了。”
我觉得心头的窒息感一阵一阵地涌上来，在失去掉稳定的情绪之前，我赶紧轻松地说：“那就好，朋友招呼，我先挂了。”
斯成声音依旧平静如常：“好的，再见。”
我坐在地板上，不知过了多久，抬手一抹，发现自己满脸都是泪水。
整整过了差不多半年，斯定中后来都有点发现我不对劲了，那年的春节，他问我要不要回家。
我摇摇头，我不敢回。
我怕回去面对长辈，我跟斯定中已经这样，还要硬装举案齐眉，我怕我演不下去。
他也没有坚持，斯定中最近买一艘新的游艇，天天在海湾一带消遣，他极其热爱大海和航海活动，没受伤之前还参加过旧金山大帆船系列赛，我担心过他的脊椎严厉警告过他不要推船下水，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听我的劝，反正他在除了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非常的快活，在红白游艇都能玩一个夏天。
那一年的春节，我照例在外，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家。
春节过后，我为这个决定，几乎遗憾一生。
我二十四岁那年的暮春，接到家里的消息，外婆过世，我回国奔丧。
我离开了一两年间，家乡发展得日新月异，从省会城市到各个县市已经开通了便利的高铁线路，我从飞机落地，直接转动车，动车到大埔县城，再从县城搭汽车到茶阳镇，路程上的时间缩短了一半。
茶阳在下雨，缠绵春雨一下就是半个月，石板路光滑湿润，天地之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如同我的心情。
灵堂设在镇里的家族祠堂，侧厅停柩，主厅挂了挽联和安放了花圈，布置得朴素庄重，家属和亲邻来吊唁。
三个子女和五孙儿，齐齐整整地送她最后一程。
葭妍哭得特别厉害，好几次都抽搐得要晕了过去，丧礼结束三朝后，妈妈陪她回城里去。
我在此地和妈妈道别，我打算留下来多住两天，陪陪外公和大舅。
外公也老了。
早上他独自一人坐在门槛边上，望着院子里的细雨蒙蒙，那是外婆每天坐着摘菜的位置，如今只剩他独自一人，银白的头发在风中。
我每天都跟着他，打扫厅堂，出门看诊，捣药包药，他如今腿脚不灵便，高高的药柜旁放着一架小梯子，我爬上去，帮他取下最高一层的一小袋升麻。
大表哥在城里买了房子，大舅妈过去帮忙带孩子，一直说要接他过去住，他一直不肯。
离开的那天，大舅送我去搭车。
在镇里的汽车站，简陋的候车室里，有农家打扮的妇女，背着箩筐凑在一块儿聊天，任由孩子在地上奔跑。
大舅将我安置在候车亭，他过去替我买了票，叮嘱我要记得看时间看车次，还是像小时候我每次放暑假返回城中一样，唯恐我搭错车误了行程，完全忘记了，我是飞越千里飘洋过海回来的，故乡。
他摸摸我的头，我说：“我下次再来看您和外公。”
他回去了。
我透过候车室的玻璃窗，看到大舅的车开走了，我坐在候车室的塑料椅子上，望着窗外，过了一会儿，我拖起行李箱，走到了车站的门前。
车站门前的一小块水泥地外，是一条因为车辆碾压过度而显得有些破败的马路，因为连日下雨，地面有些泥泞，门口停着一辆炭黑色的宝马5系越野车，在一堆脏兮兮乱糟糟的货车和客车中，显得格外的扎眼，车身明亮干净得不合时宜，车轮却沾满了泥土，我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瞪着那辆车子。
车里的人终于推开车门。
我说：“你跟着我干嘛？”
斯成站在我的面前，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黑色衬衣，像做错事情一样，没有出声。
我继而道：“昨晚在三和桥上，跟着我的，也是你？”
昨晚我从镇外办事回外公家，走过一个很长的巷子，深夜的小镇阒寂无人，只有屋檐角落下几盏昏黄的灯，隐约感觉长路的尽头，有个人跟着我。
当时一路平安回到了家，也没有多想，现在一看到他，莫名的瞬间，就想起来了。
斯成没有说话，点点头默认了。
我们面对面僵硬地站着，气氛又尴尬又怪异，渐渐旁边有乡邻投过注视的目光，斯成打开了后备箱，将我的箱子塞进去，然后打开了副驾驶的门：“上来。”
我手里捏着车票，脚下一动不动。
心底有一万个声音在告诉自己，不要。
斯成不容我抵抗，他直接拿过我手里的票，走进去售票窗口，将票退了。
然后将那几张零散的钞票塞进了我的口袋。
他牵住我的手：“走吧。”
车子向镇外的公路开去，路面渐渐平整起来，雨刷偶尔刷缓慢地动一下，糖霜一下的细雨粘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
我坐在他的身旁，身旁的男人，他开车的样子，手搭在方面盘上的样子，他的样子，清俊无匹的侧脸，微微蹙眉的样子，我知道自己在做一件非常非常不对的事情。
过了好久，斯成终于轻轻地说：“别哭了。”
我终于出声抽泣起来。
我从去纽约读书之后，其实已经很少哭。
话忽然响起来。
我听到久违的声音。
斯成说：“小豫儿，中秋节快乐。”
我说：“也祝你节日快乐。”
国内是白日，他应该在上班，声音虽然温和，但还是带了疏离感，他说：“定中有没有陪你过节？”
我寻常的口气：“我们在外面和朋友吃饭呢。”
斯成说：“那就好。”
斯成说：“你姐姐回来了，你妈妈过来和她一起住，我去看过你你妈妈了，两个人看着精神都还好。”
我心底感激他：“谢谢你。”
斯成应：“不用客气。”
我在心里迟疑挣扎，终于问出口：“你身体好了吗？”
斯成怔了一下，才轻描淡写地答：“早没事了。”
我觉得心头的窒息感一阵一阵地涌上来，在失去掉稳定的情绪之前，我赶紧轻松地说：“那就好，朋友招呼，我先挂了。”
斯成声音依旧平静如常：“好的，再见。”
我坐在地板上，不知过了多久，抬手一抹，发现自己满脸都是泪水。
整整过了差不多半年，斯定中后来都有点发现我不对劲了，那年的春节，他问我要不要回家。
我摇摇头，我不敢回。
我怕回去面对长辈，我跟斯定中已经这样，还要硬装举案齐眉，我怕我演不下去。
他也没有坚持，斯定中最近买一艘新的游艇，天天在海湾一带消遣，他极其热爱大海和航海活动，没受伤之前还参加过旧金山大帆船系列赛，我担心过他的脊椎严厉警告过他不要推船下水，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听我的劝，反正他在除了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非常的快活，在红白游艇都能玩一个夏天。
那一年的春节，我照例在外，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家。
春节过后，我为这个决定，几乎遗憾一生。
我二十四岁那年的暮春，接到家里的消息，外婆过世，我回国奔丧。
我离开了一两年间，家乡发展得日新月异，从省会城市到各个县市已经开通了便利的高铁线路，我从飞机落地，直接转动车，动车到大埔县城，再从县城搭汽车到茶阳镇，路程上的时间缩短了一半。
茶阳在下雨，缠绵春雨一下就是半个月，石板路光滑湿润，天地之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如同我的心情。
灵堂设在镇里的家族祠堂，侧厅停柩，主厅挂了挽联和安放了花圈，布置得朴素庄重，家属和亲邻来吊唁。
三个子女和五孙儿，齐齐整整地送她最后一程。
葭妍哭得特别厉害，好几次都抽搐得要晕了过去，丧礼结束三朝后，妈妈陪她回城里去。
我在此地和妈妈道别，我打算留下来多住两天，陪陪外公和大舅。
外公也老了。
早上他独自一人坐在门槛边上，望着院子里的细雨蒙蒙，那是外婆每天坐着摘菜的位置，如今只剩他独自一人，银白的头发在风中。
我每天都跟着他，打扫厅堂，出门看诊，捣药包药，他如今腿脚不灵便，高高的药柜旁放着一架小梯子，我爬上去，帮他取下最高一层的一小袋升麻。
大表哥在城里买了房子，大舅妈过去帮忙带孩子，一直说要接他过去住，他一直不肯。
离开的那天，大舅送我去搭车。
在镇里的汽车站，简陋的候车室里，有农家打扮的妇女，背着箩筐凑在一块儿聊天，任由孩子在地上奔跑。
大舅将我安置在候车亭，他过去替我买了票，叮嘱我要记得看时间看车次，还是像小时候我每次放暑假返回城中一样，唯恐我搭错车误了行程，完全忘记了，我是飞越千里飘洋过海回来的，故乡。
他摸摸我的头，我说：“我下次再来看您和外公。”
他回去了。
我透过候车室的玻璃窗，看到大舅的车开走了，我坐在候车室的塑料椅子上，望着窗外，过了一会儿，我拖起行李箱，走到了车站的门前。
车站门前的一小块水泥地外，是一条因为车辆碾压过度而显得有些破败的马路，因为连日下雨，地面有些泥泞，门口停着一辆炭黑色的宝马5系越野车，在一堆脏兮兮乱糟糟的货车和客车中，显得格外的扎眼，车身明亮干净得不合时宜，车轮却沾满了泥土，我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瞪着那辆车子。
车里的人终于推开车门。
我说：“你跟着我干嘛？”
斯成站在我的面前，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黑色衬衣，像做错事情一样，没有出声。
我继而道：“昨晚在三和桥上，跟着我的，也是你？”
昨晚我从镇外办事回外公家，走过一个很长的巷子，深夜的小镇阒寂无人，只有屋檐角落下几盏昏黄的灯，隐约感觉长路的尽头，有个人跟着我。
当时一路平安回到了家，也没有多想，现在一看到他，莫名的瞬间，就想起来了。
斯成没有说话，点点头默认了。
我们面对面僵硬地站着，气氛又尴尬又怪异，渐渐旁边有乡邻投过注视的目光，斯成打开了后备箱，将我的箱子塞进去，然后打开了副驾驶的门：“上来。”
我手里捏着车票，脚下一动不动。
心底有一万个声音在告诉自己，不要。
斯成不容我抵抗，他直接拿过我手里的票，走进去售票窗口，将票退了。
然后将那几张零散的钞票塞进了我的口袋。
他牵住我的手：“走吧。”
车子向镇外的公路开去，路面渐渐平整起来，雨刷偶尔刷缓慢地动一下，糖霜一下的细雨粘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
我坐在他的身旁，身旁的男人，他开车的样子，手搭在方面盘上的样子，他的样子，清俊无匹的侧脸，微微蹙眉的样子，我知道自己在做一件非常非常不对的事情。
过了好久，斯成终于轻轻地说：“别哭了。”
我终于出声抽泣起来。
我从去纽约读书之后，其实已经很少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