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二章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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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区周围的草全拔光，免得囚犯躺在地上休息。个别还留下草的地方，则树起小木牌：“不许躺卧！”（伊尔库茨克州）
啊！这一切都多么熟悉！我们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些？我们不久前还听到有人谈论这类劳改营？这不就是贝利亚时期的特种劳改营吗？特种。特别
再看看京利卡姆斯克的特别制度吧。人们写道：“只要稍微有点闹声，冲锋枪简会立即从送饭口伸进来。”
当然，到处都是为了一点小错误就会关进惩戒隔离室的。例如，派一个人去单独往汽车上装水泥板（每块一百二十八公斤），他搬不动，拒绝了。为此关他七天惩戒隔离室！
一九六四年，莫尔多维亚的一个年轻囚犯得知。似乎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在日内瓦签署过一项国际协议。禁止在监禁地点强迫囚犯劳动。于是他不再去劳动了。这一心血来潮的举动使他蹲了六个月的惩戒隔离室。
“这一切全都是种族灭绝罪。”——卡拉万斯基这样写道。
可是，要是英国工党的左派分子对此有另外的叫法呢？（哎呀！不要老跟工党左派过不去嘛！要知道，如果连他们也对我们不满意的话，我们的威信不就全完了吗！）
但是，怎么总是说这些沉闷不快的事情呢？为了做得公道，我们让一位年轻的“实际工作者”来评论一下这个制度吧。这个人是一九六二年从塔夫达的内务部干部学校毕业的。他说：“从前（一九六一年以前），召开报告会时要派十名看守去维持秩序，还管不好。现在呢，连苍蝇飞的声音都能听见。囚犯们互相监督。他们都怕被转为另一种更严的制度。现在工作好做多了，尤其是颁布了那项（关于枪决的）命令之后。已经对几个人适用过了。可不像从前那样：囚犯拿着刀子跑到岗楼来对你说‘把我抓起来吧，我把那个坏蛋给宰了！’那时候真是没法做工作。”
当然，空气干净多了。移民区学校的一位女教员也证实了这一点。她写道：“谁敢在政治讨论课上偷偷地笑，就会丢掉提前假释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属于积极分子，那你再闹厉害点也没事，你只须注意别人不扔烟头、迅速脱帽之类的行为就行了，你自己可以干轻活，拿到一个好鉴定，将来办户口时也会照顾你的。”
还有所谓“集体委员会”和“维持内部秩序小组”（马尔琴科把这种小组叫作；“母狗出去散步小组”每个字的字头都一样。）这些组织很像民团，成员都佩带红袖章，任务是监督囚犯违反制度的行为，帮助看守！而且这种委员会有权建议给予惩罚！凡是有条件适用“三分之二刑期”和“二分之一刑期”的人都必须帮助“维持内部秩序小组”的工作，否则“提前假释”就不会有你的份。而那些必须服满刑期的人则不去，因为他们不需要。阿列克谢耶夫写道：“比较起来，群众大都宁愿选择缓慢的死刑，也不想参加这类委员会和小组。”
这不就是某种净化了的气氛吗？是吧？看，劳改营里居然也有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会培养人们多么高尚的品质啊（培养人们奴颜婢膝、告密陷害、把邻人推下火坑）！而这就是那个金光闪闪的、通向改造的天堂的梯子！但是，这梯子又是多么滑啊！
例如，蒂拉斯波的第二劳改区的奥卢霍夫（共产党员，曾任商店经理，因贪污坐牢）就来信抱怨。他在模范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发了言，揭发了一些人，并“号召那些误入歧途的祖国儿女认真参加劳动，改造自己”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当他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却有一个囚犯走过来对他说；“假如十年前你这块臭肉讲出刚才这番话，我会当众在讲台上就把你宰掉。现在不行了，法律妨碍我，保护着你这条母狗！宰了你，我也会被枪毙的。”
读者会感到，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会感到对立的统一和矛盾的互相转化吧？一方面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则依靠关于枪决的命令，不是吗？（还有，读者注意到这个人说的时间了吧？“假如在十年前”这就说明，十年前的囚犯今天仍旧关在原地。一个时代过去了，它已不复存在，可是这个囚犯却仍旧关在原地）
同一个奥卢霍夫还叙述了关于囚犯伊萨耶夫的事。伊萨耶夫原先是一位少校，现在在莫尔达维亚的第四劳改区，他对“劳改区内违反纪律的囚犯向来是不妥协的，他敢于在‘集体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些囚犯”这也就等于反对对这些囚犯适用提前假释的优待办法，或者等于要求惩罚他们。可是，怎么样呢？“第二天夜里他的牛犊皮大皮靴丢了一只。他只好穿皮鞋，但又过了一天，皮鞋又丢了一只。”看，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追得走投无路的阶级敌人竟然采取这种不体面的斗争方式了！
当然，社会生活是很敏感的，好像双刃的宝剑，它需要认真对待、善于引导。否则就会发生一些对囚犯起腐蚀作用的情况。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的事情就是一例。经过是这样的：领导决定晚上八点召开第一次劳改营全体大会。人们到齐了，但直到十点还只听见台前的乐队奏乐，大会迟迟不开，虽然军官们早已在主席台上就座。于是，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访乐队”暂停”一下，请求领导回答：大会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回答是：不开了。这时阿列克谢耶夫说：那么。我们囚犯可要自己开会了，我们的讨论题目是：生命和时间。台下的囚犯们也闹闹哄哄表示支持。军官们纷纷从台上下去了。阿列克谢耶夫拿着笔记本走上讲台，开始讲话，首先谈个人迷信问题。这时几名军官冲来，把主席台拆掉，把电灯泡拧下来，并且不断用力推开那些拥到台前的囚犯。军官们奉命逮捕阿列克谢耶夫，但阿列克谢耶夫却对他们发出呼吁：“看守们，公民们！你们可都是共青团员呀！你们都听到了，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你们想打击什么人？难道想打击列宁思想的良心吗？”就算是列宁思想的良心，也要逮捕！但是，一批高加索人囚犯把阿列克谢耶夫藏到自己工棚里，这天晚上他总算没被抓住。后来他还是蹲了禁闭室。关禁闭之后，又把他的发言认定为“反苏宣传”“集体委员会”要求劳改营当局把进行反苏宣传的阿列克谢耶夫关进隔离室。当局根据这一要求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结果阿列克谢耶夫被加判三年严格监禁。
为了正确地指导人们的思想，现在移民区里规定每周上政治课，这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课由担任务大队（每大队二百至二百五十人）队长的军官讲授，每次围绕一定的专题，例如：我国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我国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古巴的成就，殖民非洲的觉醒，等等。据说，移民区的囚犯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他们了解这些问题之后便会更好地遵守移民区的各项制度，更卖力地劳动。（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例如，有人就从伊尔库茨克写信来说：“在饥饿的劳改营里却向我们讲什么我国的产品极大丰富。我们这里在劳动中只看见十字镐、铁锹、抬筐、背篓，但人们却向我们宣讲什么到处都在实现机械化。”）
在上面提到的全营大会之前，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还干过这样一件怪事：他在政治课上举手请求发言，然后站起来对讲课人说“您是内务部的军官，我们这些人是囚犯，咱们都是在个人迷信时期犯了罪的。因此，我们和您同是人民的敌人。如今咱们都应该以自己的忘我劳动向苏联人民请罪。所以，我很严肃地建议您，少校公民，要坚决地走共产主义的路！”这件事被认为是他“有不健康的反苏情绪”后来写进了他的档案。
这位阿列克谢耶夫从乌斯特维姆劳改营寄来一封内容广泛的长信。信纸已经揉搓软了，字迹也不清楚，我花了六个小时才看完它。这里真是无所不包！值得注意的是他发出的这种一般性议论：“什么人现在蹲在劳改移民区，蹲在这奴隶的贫民窟里？这是被社会排挤出来的、人民中间最勇敢而不妥协的那个阶层是官僚集团把这一部分勇敢的青年推下生活深渊的，因为它看到：如果这部分青年用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话，那将对官僚集团十分危险。”“囚犯是被排挤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孩子，是劳改营的财产。”
另一个工具便是广播，如果能正确使用，它也能起很重要的作用。（不是音乐和爱情歌曲，而是教育性节目！）广播也和其它一切一样，按制度不同区别对待：对特种制度移民区播音二一三小时，对普通移民区则整日播送声
此外还有学校！（那还用说！我们是要把囚犯改造好送回社会去的呀！）只不过“一切都是形式主义的。是为了遮人耳目人们是在棍棒驱赶下去学校的，学习兴趣被加强管制棚打消了”而且年轻的人们因为自己的衣着破旧“不好意思让自由人女教师看见自己这副样子”
是的，对于囚犯来说，看到一个活女人这是件重大的事情啊！
不用说。只有根据战后斯大林和贝利亚实行的男女分别关押原则，才能对犯人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改造，尤其对成年犯人，对刑期长达几十年的人更是如此。这个办法在古拉格群岛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尽管整个人类世界都承认男女两性间的互相作用是推动改良和发展的因素，但这个原则是古拉格群岛所绝不能接受的，因为那样一来劳改犯的生活就会“像是住疗养院”了。而且，我们越是接近已经照亮半边天的共产主义光辉，就越得坚决地把男女罪犯分开，只有通过这种隔绝才能使他（她）们好好受点苦楚，从而得到改造。
在我们这个不是没有公开性的、不是人民无权的时代，通过劳改移民区进行改造的这一整套制度也还受到社会的监督。是的，我们有监察委员会。读者还没有忘掉它吧，它并没有被取消。
监察委员会是由“地方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但实际上，在荒僻地区，在自由居民的村镇上，除了行政领导的夫人们之外谁能参加这类委员会呢？它不过是只会重复丈夫意见的娘儿们委员会而已。
但是，这个办法在某些大城市却有时会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区党委委派女共产党员加丽娜-彼得罗夫娜-菲利波娃参加敖德萨监狱的监察委员会。她极力推辞：“我可不愿意和罪犯打交道！”可是，党有党纪呀，她不得不参加。参加之后，她被这项工作完全吸引住了！她在监狱里看到了各种人，而且他们中间有多少无事受害者啊！有多少人已经彻底悔改了呀！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要监狱当局参加，她要同囚犯个别谈话（这自然使监狱当局十分不快）。有些囚犯起初一连几个月都像仇人似的看着她，但后来终于改变了态度。她从此便常去监狱，一个星期去两次，三次、四次。在监狱里一直呆到晚点名，有时甚至假日也不休息。这时，那些派她来的人们当然就不很高兴了。她向上级机关反映刑期二十五年的犯人的情况（刑法典上已经没有这么长的刑期了，但是人们却还在服刑），请求紫刑满释放的人安排工作，反映永久流放的情况。上级机关或者对她的报告感到不可理解，（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监禁场所管理局的局长，一位将军，一九六三年曾极力使她相信，苏联国内根本不存在判二十五年刑的人。而且，最可笑的是，这位局长原来是“不知道”！）或者对她谈的情况完全了解，然而坚决反对她的意见。接着便在乌克兰共和国政府系统和按党的系统开始对她进行迫害和诬陷了。她所在的那个委员会也因为不断提意见而被解散。
是的，不能允许人们妨碍古拉格群岛的统治者们！不能允许人们妨碍实际工作者！读者大概记得吧：“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现在还在那里工作，或许人员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这不是我们刚刚从他们本人那里了解到的吗！？
但是，他们在思想上是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现在是否对自己看管的人们多少有了些怜悯之心？是的，所有报纸和杂志都一再强调现在他们确实有怜悯之心了。我并没有专门去寻找，但我们已在文学报上看到（第一章）叶尔采沃村的今天的劳改营主人对犯人是多么关心备至了。另外，文学报还请移民区的首长发表了谈话：（1964年3月3日）
“要批评（在劳改移民区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要对他们进行帮助就困难得多。而要选择合适的人选——积极热情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素养的（还一定得有文化素养！）、对这项工作有兴趣而且在这方面有才干的人选，那就更加困难应该为这些人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们的薪金很微薄，每天工作十分繁重，这是我深深了解的”
我们要能在这里结束本章该多好，就认定是这样好了！那就可以生活得更平静，可以献身艺术，还可以更安全地献身于科学。但是，这些可诅咒的来信，这些揉皱了的、磨破了的、通过非法的“小道”从劳改营里寄出来的信件却不允许我结束它。那么，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在信中提到那些每天担负着繁重工作、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囚犯的人时，是怎么说的呢？请看：
伊-恩写道：“你把心里的话全都掏给教育员，可是，你会觉得你的话像是碰在他的灰色军大衣上反弹回来。这时，你恨不得想问他：‘对不起，您家那头奶牛近来挺好吧？’因为这位教育员在牛棚里花在奶牛身上的时间要比他用于教育对象的时间多得多。”（寄自古拉斯特种劳改营，列绍蒂。）
列-恩写道：“还是原先那些蠢货当看守。劳改营头头是个典型的沃尔科伏依式的人物。绝不能跟看守们顶嘴，否则立即关禁闭。”
科-恩写道：“队长们跟我们说话，全用劳改营里那一套词儿。开口就是‘臭肉！’‘母狗！’‘畜牲！’”（叶尔佐夫站。真凑巧！）
科一伊写道：“我们这里的劳改营领导可以说是沃尔科伏依的亲兄弟。不错，他倒不用鞭子抽人，他是用拳头打，看人时那两只眼活像只饿狼大队长是原先的行动人员，他豢养着一个‘坏事报告人’，每告密一件事，就奖给那人一点麻醉品那些过去打人、折磨人、枪杀人的家伙如今只不过是从一个劳改营调到了另一个劳改营，职务稍微有所变动而已。”（寄自伊尔库茨克州）
帕-夫来信说：“移民区的头子仅直接助手就有六名。所有生产建设单位都在赶走白吃饭的人，于是这些家伙就跑到移民区来了原先劳改营里的那些蠢货至今也还在继续工作。他们在混日子，混工龄，等待达到退休年龄。有的到年龄也不退休。他们一点也没有消瘦。囚犯在他们眼里过去不是人，现在也还不是人。”
德-维的信中说：“我们诺里尔斯克第288号信箱这里没有一个‘新面孔’，全是原先的贝利亚分子。有人退休了，但接替的还是这些人（就是一九五六年被赶走的那些人）他们的工龄按两倍算，工资标准定得很高，休假期间很长，伙食很好。他们干一年算两年，所以其中有的人打算到三十五岁就退休！”
帕-恩写道：“我们这个分部有十二三个壮小伙子，穿着几乎到脚面的熟皮大衣，戴着皮帽，脚上是军队发的长筒毡靴。这些人为什么不到矿山或垦荒地去劳动，去发挥力量呢？为什么不把这里的职位让给年岁较大的人？不，哪怕套上绳索，由顺伏尔加河而下的轮船来拖他们，也拖不走！大概只有这批寄生虫才会向上级报告说囚犯们不易改造。因为犯人一少，他们就会被裁减了。”
可见，囚犯仍和从前一样在统治者的菜园子里替主人种土豆，浇地，替他们饲养家畜，做家具。
看到这里，一些缺乏准备的读者可能会困惑不解地叫起来：那么，到底谁说得对？到底该相信谁？
当然应该相信报纸上的报道喽！读者，你相信报纸吧！永远相信我国的报纸吧！
内务部人员构成一种力量。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绝不会退让。既然一九五六年能顶住，今后更会站稳脚跟的，会站稳的！
这不仅指劳改机关。也不仅是治安部。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报刊，那些苏维埃代表们是多么乐于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是顶梁柱，是许多东西赖以生存的支柱。
而且，他们不仅有力量。他们还有理论论据。同他们争论并不那么容易。
我试了试。
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打算。我不过是被这些来信所驱使而已，今天的囚犯的这些来信是我全然没有预料到的。今天的群岛居民怀着莫大希望请求我：替他们把话说出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使那些人变得有点人性！
可是，我向谁去说？要知道，人家连听都不要听假如有自由的报刊，我会把这一切都发表出去，一旦发表，就会促进大家来讨论！
可是眼下（一九六四年一月）我却只是作为一个不公开的、犹豫不决、忐忑不安的乞求者在各机关的走廊里转来转去，在传达室的小窗口前躬身等待，承受着值班军人的不耐烦的和怀疑的目光。一个政论作家要想让公事繁忙的政府大员们把耳朵腾出哪怕半小时来听听他的话，那他得争取到多大的社会荣誉和照顾才能办到啊！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困难。我的主要困难，就像当年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队长会上一样，是：向他们讲些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
把我在这本书里写的那些真实思想全讲出来，既危险又完全无用。那仅仅会是一个社会听不到的人在一间寂静的办公室里发昏而已，那些迫切盼望着的人不会知道，实际问题丝毫也解决不了。
那么，我该怎么讲？我只要一通过他们那大理石的、镜子般明亮光洁的办公大楼前厅，一走上那柔软舒适的地毯，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些起码的绊羁——这是些用生丝制成的绳子，它们好像穿透我的舌头、耳朵和眼睑，紧紧地缝在我的两肩上，缝在我背部的皮上和肚皮上。我不得不接受的起码的绊羁就是：
1.我得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光荣都归于党！（这也就是说，总的惩治政策不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不得怀疑整个古拉格群岛存在的必要性。我也不能强调“大部分坐牢的人是无辜的”）
2-我得承认：将要同我谈话的那些高官显贵是忠于其事业的，是关怀囚犯的。我不能指责他们口是心非、冷漠无情、不了解情况。（他们既然全心全意为事业工作，怎么能不了解自己的事业呢！）
反过来，我本人干预此事的动机倒值得怀疑；我算什么人？既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为什么要干预？我是否抱有某些肮脏的自私目的？既使没有我，党也全看在眼里嘛，会全部正确处理的，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干预？
为了使自己多少显得理直气壮些，我选择了我被提名为列宁奖金获奖候选人的这个身份。于是，我就像棋盘中的“小卒”一样，一步步向前“拱”去，心里想：说不走过了“河”能当“车”使呢？
于是，我来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来到法案委员会。原来这个委员会正在制定新劳改法典，这项工作已进行不止一年了。新法典将是群岛未来生活的规范，它将代替一九三二三年那部确实存在过又从未存在过的、又好像是从来没有成文的法典。这个委员会同意接见我，想让我这个在古拉格群岛成长起来的人了解一下他们的智慧，并把我的一些幼稚想法提供给他们作点缀。
接见我的共有八个人。其中四人年纪之轻使我惊讶：这些孩子们如果能念完大学就算不错了，看样子不像是读完大学的。他们已升上权力宝座，升得太快了！看，他们在这座大理石的、镶木地板的宫殿里显得多么悠然自得！而我呢，单单被允许进入这里就要经过各级极其审慎的考虑。委员会的主席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巴布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十足的好好先生。似乎如果事情取决于他的话，他明天就会把古拉格群岛解散掉。但是，他的任务却是：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默默坐在一旁。其中讲话最多的是两个小老头——活像格里鲍耶陀夫笔下的奥察柯夫时代，征服克里米亚时代的小老头。他们是那种一旦学会点什么就永远僵化在脑子里的典型人物。我敢保证他们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之后连报纸也没有浏览过；对他们来说，不论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他们的观点！其中一人穿蓝色上衣，我总觉得那像是叶卡捷林娜女皇时期的浅蓝色宫廷制服，我甚至看出了那胸前拧下叶卡捷林娜银星章之后留下的痕迹。这两个老头从我一迈进房门时就对我和我的来访流露了十分的反感。不过，他们还是决定表示出应有的耐心。
当你心里有许多话要说时，往往倒不容易开口。何况这时我还被许多丝绳束缚住，仿佛稍一动作就牵扯得很痛。
但是，我的主旨演说还是准备好了的，而且，看来不会被任何丝绳牵扯住。我首先对他们谈到：有人认为（我不能说他们认为）现在劳改营有变成“疗养院”的危险，似乎如果劳改营没有饥饿和寒冷，就太享福了。我不知道此话从何说起？我请求他们，尽管缺乏亲身体验，也不妨设想一下监禁本身给人造成的痛苦和惩罚：一个人不能住在他自己家里，同他在一起的是他不希望一起住的人，他不能同自己所希望的人（家属、朋友）们在一起；他看不到子女的成长；不能自由走动，一般也不能从事自己喜爱的专业劳动；他经常感到别人——具有不同生活经验、观点和习惯的其他犯人对自己的压力甚至仇视；他受不到起柔化作用的异性的影响（就不必谈生理问题了）；甚至医疗条件也坏得同狱外无法相比。这哪里能同什么黑海海滨的疗养院相比呢？为什么那么害怕监狱会变成“疗养院”？‘不，这个想法根本不能打动他们。他们稳坐如山，毫不为之所动。
那么，就谈得广泛些吧。我们的目的不是使囚犯改造后重返社会吗？那么为什么要让他们经常生活在严酷的环境之中？为什么现在的制度仍要百般凌辱犯人、经常在肉体上折磨他们？使他们变成残废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了。于是他们向我解释我的错误：首先，是我对今天的犯人构成不够了解，是凭老印象看问题，落后于生活（这确是我的弱点，我的确没有看见现在坐车的人们）。而对于那些被隔离的累犯来说，我刚才列举的事根本算不上剥夺权利，目前的制度只能使他们觉悟起来（丝绳把我拉痛了！是的，在这一范围内他们有发言权，他们了解现在是什么人在坐牢）。使他们重返社会？是的，这当然不成问题。老头子们象留声机似地说着，但我从那声音里听见的却是：不，当然不能，让他们老死在移民区吧，这样咱们大家都会太平些。
那么，现在的管理制度呢？其中一位检察长回答了，就是那个穿蓝色制服、胸前有星章痕迹的老头儿，他头上的白发已经很稀了，脸型有点像苏沃洛夫将军。他回答说：
“实行严格管理制度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一些效果：杀人事件从每年两千起（在这间屋子里是可以谈这类数字的）已降低到目前的几十起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数字，我悄悄把它记了下来。看来，这就是我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
什么人在坐牢？当然，要想谈论制度是否得当的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坐牢的是些什么人。弄清这一点需要几十名心理学家和法学家，得让他们去现场调查，自由地同囚犯谈话，然后才有可能展开讨论。而我那些“劳改营通信员们”的来信恰恰不写这些事，他们不写自己和其他犯人是为什么坐牢的。一九六四年——囚犯的亲属们还在孤单中吞咽着泪水。莫斯科的自由人还不知道劳改营的详情（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的是“过去”），他们还是胆怯的，四分五裂的，还不存在任何社会运动。还是以前的，斯大林时代的死寂。
一般性讨论已经结束，我们过渡到专题讨论。其实，不用我说，委员会也都清楚，而且一切都已决定。他们并不需要我，只不过出于好奇，想见一见我而已。
邮政包裹？只能限制在五公斤之内，而且要按现行办法分成见等，区别对待。我提议每一等的限额至少要提高一倍，按邮局规定每个邮包的重量限制可在八公斤之内。我说：“他们在挨饿！用饥饿能够改造人吗？！”
“怎么会挨饿？！”委员会对此一致表示愤慨。“我们亲自去过，我们看到那里吃剩下的面包成汽车地往外技！”（是拉去给看守们喂猪吗？）
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对他们大声说：“你们说谎！这不可能！”可是，通过肩膀缝在后臀的丝绳紧紧拉住我的舌头。我不能违反原定的条件：应该承认他们了解情况，是诚心实意的，是关怀囚犯的。把囚犯们给我的信拿给他们看吗？这些信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堆废纸，何况把那些揉搓得不成样子的纸片摆到这铺着红色天鹅绒的会议桌上来，也显得可笑，不成体统。而且也绝对不能拿给他们看，他们会记下姓名，这些小伙子们就会遭殃了！
“但是，让他们多收到几次邮包，这对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害呀！”
“您知道是什么人利用这些邮包吗？”委员们反驳说“基本上是有钱的家庭。（“有钱的”这个词这里可以使用，因为谈论现实的国家性问题时需要它。）是那些在坐牢之前偷足了的、隐藏了财产的人们。因此，允许增加接受邮包的次数，就会相对地使劳动者家庭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我又被绳子拴住了，它简直勒进了我的肉里！是呀，这又是一条不能违反的条件：劳动阶层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成天坐在这里就是为了劳动阶层的利益嘛！
我发现自己实在不够机敏。我不知道该怎样反驳他们。对他们说：“不，一你们没有说服我？”他们才不理呢，我算什么，难道我是他们的上司？！
“那么，小卖部呢？”我又从另一方面通过去！“我们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付酬原则？自己劳动挣的钱，让他自己拿去花好啦！”
“还应该积累一些基金供释放时使用！”他们又反驳我“否则犯人在刑满释放时不名一文，就得靠国家养活。”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条绳也拉紧了，我的舌头还是不能动弹。我怎么能提出要慷国家之慨而给犯人提高劳动报酬呢？！
“那么，总该保证所有的星期天都能休息吧！”
“这一点早已经布置下去了。正是这样执行的。”
“可是，在营区内部还有几十种方法可以侵占囚犯星期日的休息。那就请你们特别强调一下，不准侵犯星期天的休息吧。”
“法典里不能规定得那么细腻。”
工作日是八小时制。我有气无力地说了几句关于七小时工作日的话，但自己也觉得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十二小时劳动，也不是十小时了。还想怎么样？！
“通信，这是使囚犯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保持联系的一条渠道。（看，我也学会摆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百！）请不要限制通信吧。”
但是，这一点他们不想重新讨论。限额已经规定出来，而且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他们还把接见次数规定表拿给我看，其中还包括为期三天的“单独接见”而我们那时期则是多年不许接见的。所以，也过得去。我甚至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规定是比较宽大的，差一点儿没称赞他们。
我疲倦了。到处都被牵制住，一动也不能动。我在这里毫无益处。我该走了
从这间节日般辉煌的、宽敞的办公室看，根据这些软椅里的委员们滔滔不绝的谈话看，劳改营根本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它甚至是很通情达理的。看，成卡车成卡车地往外拉剩面包总不该把这些可怕的人全放回社会上来吧？这时，我想起了那些刑事犯贼头们的嘴脸我已经十年不在牢房了，怎么知道现在坐牢的县些什么人？我的弟兄们，政治犯们，似乎已被释放。强制迁移的那些民族也回去了
另一个讨厌的老头想听听我对于绝食的看法：如果喂的是比烂菜汤更富有营养的东西，我总不能不赞成通过软管强制给绝食者灌食吧？
我只好厚着脸皮对他们说：囚犯不仅有权使用绝食这唯一手段维护自己的主张，而且有饿死的权利。
我的论据使他们惊讶不已。可是我这里一切都是被拉住的：我不能对他们谈绝食与国内社会舆论的关系。
我离开那里时感到疲倦，而且像是被击溃了；我甚至有点动摇，他们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最高苏维埃将会全体一致给予批准。
苏联社会治安部部长瓦季姆-斯捷潘诺维奇-季库诺夫。真是异想天开！我这个微不足道的“m字232号”政治苦役犯竟要去见内务部长，并且教给他该怎样管理古拉格吗？！
要想接近部长办公室，先要见一些上校。他们一个个养得肥头大耳、细皮嫩肉的，但动作都十分敏捷。进入主任秘书的办公室后就再没有往前去的路了。这个房间里没有别的门。可是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柜，玻璃里面挂着绉纱帷慢。柜子之大足能装进两个骑马的人。原来这就是进入部长办公室的门斗。办公室很大，坐下两百人也宽宽绰绰。
部长本人胖得有些病态，下颚很宽，整个脸是上小下大，成个梯形。全部谈话过程中他一直严肃而冷淡地打着官腔，对我的话毫无兴趣，只是出于职责不得不听。
我首先摆出一大段关于“疗养院”的议论。接着谈到上面那些一般性问题：“我们”（我和他们）面前究竟有没有改造囚犯的共同任务？（我对“改造”的看法已在第四部里谈过）为什么要有一九六一年的转变？为什么要建立四种劳改区？我向他重复着本章前面提到的那些枯燥的问题：关于伙食、邮包、衣服、劳动安排、关于违法乱纪、关于“实际工作者”的面目。（至于我收到的信件，这次连带都没敢带来：怕他当场没收掉。我只是摘抄下其中一些话，而且不提写信人。）我向他谈了足有四十分钟，或许有一小时，相当长，而他居然会耐心地听完，这倒使我有点惊奇。
他有时也打断我，为的是立即表示同意或者否定我的意见。他并不对我一概否定。我原来把他设想成一堵骄傲的墙，但这人却温和得多。他对许多问题都表示同意！他同意应该多发些零用钱，好去小卖部买东西，邮包限额应该放宽，不必像法案委员会那样对包裹内容作具体规定。（但是，这些都不取决于他呀！不是由他这位部长决定的。由新劳改法典规定！）他也同意让囚犯可以煮点或烧点自己的东西吃。（可是东西哪里来呢？）通信和邮寄书报可以不管限制。（这可要给劳改营的书报检查人员增加负担。）他也反对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过分暴虐的措施，例如，经常站队之类。（但是，领导机关去干涉这类具体事情是不策略的：破坏纪律容易，要重整纪律可就难了。）他同意营区里的草不必拔掉。（可是，杜布洛夫特种营的囚犯竟然在机械制造厂旁边开辟了私人菜地，机床工们休息时就去侍弄自己的菜地，每人有二三平方米，种些西红柿和黄瓜之类。部长已经下令立即全部刨掉它，而且他言下颇有些洋洋自得之意！我对他说：“人和土地的联系有助于道德教育！”他却反驳说：“犯人私有菜地会培养私有制的本能！”）当部长听到又把“营区外拘禁”的人们抓回劳改营时，他甚至为之震惊。这太可怕了！（我没好意思问他：你当时担任什么职务？你是怎样反对这种作法的？）不仅如此，这位部长还承认：现在对囚犯的看管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那时候严厉得多！
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可以说服他的呢！我们简直没有什么可谈了。（一个不担任职务的人的建议，部长认为是不必记下来的！）
我该提出什么建议？把群岛解散，改为无警戒监禁吗？说都说不出口，十足的乌托邦！何况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不取决于个别人，它总是在许多机关中串来串去，而不取决于其中任何一个个人的。
部长则相反，他信心十足地坚持说：条纹布囚服对那些累犯来说是需要的。（“您如果知道这是些什么人，就不会反对给他们穿条纹布囚服了！”）而听到我对看守人员和警卫人员的指责时，他觉得很委屈，他说：“这是你弄错了，要么就是你的感受与众不同，这或许是你的个人经历所造成的。”他极力使我相信现在谁也不愿意去当看守，赶都赶不去，因为现在没有优待了。（我真想对他高兴地叫起来：“不愿意去，这是一种健康的、人民大众的心理呀！”但是耳朵、舌头和眼皮全被预防性的丝绳牵扯住，动不得。而且，我忽略了一点：不愿意去的只是上等兵和军士，军官们还是在争先恐后往那里钻。）他说，不得不依靠预备役人员去当看守。相反，部长向我说明，是囚犯越来越放肆了，现在看守同囚犯谈话时很有礼貌，规规矩矩。
既然微不足道的囚犯们的来信和部长的谈话如此大有径庭，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很明显；囚犯们在扯谎。
而且这位部长讲话时还说这是他亲眼所见。他是部长，当然有机会去劳改营看看，我就没有机会。我想不想去看看？去克柳科沃，去杜布洛夫劳改营？（一听他主动提出这两处，我就知道这是波将金式的、安排布置好专供参观的地方。再说，我以什么身份去？是部长派来的监察员吗？那我在囚犯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我当然不同意去看）
部长反过来指责囚犯们不够通情达理，对给予他们的关怀毫无反响。他来到马路尼托哥尔斯克劳改移民区问他们：“你们对目前的生活有什么意见？”他们当着特种劳改点领导的面就齐声说：“没有意见！”而他们自己永远是不满的。
而且部长从下列各种表现上看到了“劳改区改造工作的卓越成效’：——
受到劳改点首长表扬的机床工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
劳改区的囚犯得知他们的产品（煮水器）是供应英雄的古巴的，都为此感到自豪；——
劳改营的“维持内部秩序小组”（既“母狗出去散步小组”）按期报告工作并进行改选；——
杜布洛夫劳改营里有很多（公家的）鲜花。
部长现在主要关心的是：使每个劳改区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地。部长认为，只要各项有意义的工作都开展起来，囚犯也就不会再逃跑了。（至于我对他的反驳，指出“人对自由的渴望”等，他甚至无法理解。）
我又一次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部长办公室，深信这一切是不会有尽头的。我认识到自己丝毫未能推动什么，人们将依旧照章办理。我离去时心情十分沉重——不同的人对事物的理解是多么互不相同啊！除非让囚犯亲身高踞于这间办公室的宝座，否则他不可能理解部长脑心理；而部长，只要他自己没有落入铁丝网里，他辛辛苦苦开出来的一小块菜地没有被卫兵们践踏掉，只要人们没有强迫他丢掉自由去学习开机床，他也不可能理解囚犯。
犯罪原因研究所。我在这里的谈话倒很有意思。同我座谈的是两名知识分子到所长和几位研究室主任。这些人都很活跃，各有独立的见解，他们也互相争论。座谈会之后，一名副所长b-h-库德里亚夫采夫送我出来，在走廊里他责怪我：“不对，您还是没有把各种观点都考虑进去。托尔斯泰就会考虑的”接着，他突然对我耍了个欺骗手法：“来，咱们顺便去看看我们所长吧，就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卡尔佩茨。”
原来没计划访问所长。我们什么都谈过了，还有什么必要？也好，去打个招呼。哪能不去呢！人家要跟你寒暄两句是抬举你了；这些副所长们、副主任们竟然是在这样一个领导手下工作，这里的整个研究工作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的，真叫人没法相信。（我还不知道主要的呢：这位卡尔佩茨还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呢！）
卡尔佩茨见我进屋，便带着敌意和轻蔑的表情站起来（整个五分钟的谈话好像就是这样站着进行的）——倒像是我再三求见，好不容易才如愿以偿似的。也行啊。他脸上透着踌躇满志；坚强；厌恶（这是对我的）。胸前拧着一枚像勋章一样的大徽章，也不可惜那身高级西服。图案是一把直立的创，刺穿了底下的什么东西，文字是：内务部。（这是一枚很重要由证章。它表示佩戴者特别早就有了“干净的手，火热的心，冰冷的头脑”）
“你们刚才谈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他住着眉头问道。
我根本不需要同他谈，但我还是出于礼貌简单地重复了几句。
“噢，”这位民主法律工作者似乎刚一听就全明白了“自由化吗？放纵囚犯？！”
我曾经带着各种问题走访过大理石造的办公室，穿过大玻璃镜的门斗，徒劳无益地寻找答案，而现在，他的几句话就使我意外地豁然开朗，完全回答了我所有问题：
提高囚犯的生活水平？不行！因为这会使劳改营附近的自由居民的生活得不如囚犯，这是不能允许的。
允许囚犯接受更多的邮包？不行！这会对看守人中产生有害一影响，因为看守人员也吃不到首都生产的食品。
批评并教育看守人员？不行！我们是依靠这些人来维持的！现在谁都不愿意去干这种工作，可我们又不能给他们很多钱，优惠条件已经取消了。
我们剥夺了囚犯按社会主义原则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不，是他们自绝于社会主义社会的！
“但是，我们不是想让他们重返社会生活吗？！”
“让他们回来？”佩带利剑徽章的人感到很惊奇。“劳改营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劳改营是惩罚！”
是惩罚！——这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惩罚！
惩——罚——！.
一把垂直的利剑，它刺杀，它穿透，休想把它移开！
是惩罚！
古拉格群岛过去存在过，这群岛今天依然存在，这群岛今后还要存在！
不然的话，把那“先进学说”的失算——人们并没有按照它设想的样子成长——的责任推到什么人身上去呢？
营区周围的草全拔光，免得囚犯躺在地上休息。个别还留下草的地方，则树起小木牌：“不许躺卧！”（伊尔库茨克州）
啊！这一切都多么熟悉！我们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些？我们不久前还听到有人谈论这类劳改营？这不就是贝利亚时期的特种劳改营吗？特种。特别
再看看京利卡姆斯克的特别制度吧。人们写道：“只要稍微有点闹声，冲锋枪简会立即从送饭口伸进来。”
当然，到处都是为了一点小错误就会关进惩戒隔离室的。例如，派一个人去单独往汽车上装水泥板（每块一百二十八公斤），他搬不动，拒绝了。为此关他七天惩戒隔离室！
一九六四年，莫尔多维亚的一个年轻囚犯得知。似乎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在日内瓦签署过一项国际协议。禁止在监禁地点强迫囚犯劳动。于是他不再去劳动了。这一心血来潮的举动使他蹲了六个月的惩戒隔离室。
“这一切全都是种族灭绝罪。”——卡拉万斯基这样写道。
可是，要是英国工党的左派分子对此有另外的叫法呢？（哎呀！不要老跟工党左派过不去嘛！要知道，如果连他们也对我们不满意的话，我们的威信不就全完了吗！）
但是，怎么总是说这些沉闷不快的事情呢？为了做得公道，我们让一位年轻的“实际工作者”来评论一下这个制度吧。这个人是一九六二年从塔夫达的内务部干部学校毕业的。他说：“从前（一九六一年以前），召开报告会时要派十名看守去维持秩序，还管不好。现在呢，连苍蝇飞的声音都能听见。囚犯们互相监督。他们都怕被转为另一种更严的制度。现在工作好做多了，尤其是颁布了那项（关于枪决的）命令之后。已经对几个人适用过了。可不像从前那样：囚犯拿着刀子跑到岗楼来对你说‘把我抓起来吧，我把那个坏蛋给宰了！’那时候真是没法做工作。”
当然，空气干净多了。移民区学校的一位女教员也证实了这一点。她写道：“谁敢在政治讨论课上偷偷地笑，就会丢掉提前假释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属于积极分子，那你再闹厉害点也没事，你只须注意别人不扔烟头、迅速脱帽之类的行为就行了，你自己可以干轻活，拿到一个好鉴定，将来办户口时也会照顾你的。”
还有所谓“集体委员会”和“维持内部秩序小组”（马尔琴科把这种小组叫作；“母狗出去散步小组”每个字的字头都一样。）这些组织很像民团，成员都佩带红袖章，任务是监督囚犯违反制度的行为，帮助看守！而且这种委员会有权建议给予惩罚！凡是有条件适用“三分之二刑期”和“二分之一刑期”的人都必须帮助“维持内部秩序小组”的工作，否则“提前假释”就不会有你的份。而那些必须服满刑期的人则不去，因为他们不需要。阿列克谢耶夫写道：“比较起来，群众大都宁愿选择缓慢的死刑，也不想参加这类委员会和小组。”
这不就是某种净化了的气氛吗？是吧？看，劳改营里居然也有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会培养人们多么高尚的品质啊（培养人们奴颜婢膝、告密陷害、把邻人推下火坑）！而这就是那个金光闪闪的、通向改造的天堂的梯子！但是，这梯子又是多么滑啊！
例如，蒂拉斯波的第二劳改区的奥卢霍夫（共产党员，曾任商店经理，因贪污坐牢）就来信抱怨。他在模范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发了言，揭发了一些人，并“号召那些误入歧途的祖国儿女认真参加劳动，改造自己”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当他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却有一个囚犯走过来对他说；“假如十年前你这块臭肉讲出刚才这番话，我会当众在讲台上就把你宰掉。现在不行了，法律妨碍我，保护着你这条母狗！宰了你，我也会被枪毙的。”
读者会感到，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会感到对立的统一和矛盾的互相转化吧？一方面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则依靠关于枪决的命令，不是吗？（还有，读者注意到这个人说的时间了吧？“假如在十年前”这就说明，十年前的囚犯今天仍旧关在原地。一个时代过去了，它已不复存在，可是这个囚犯却仍旧关在原地）
同一个奥卢霍夫还叙述了关于囚犯伊萨耶夫的事。伊萨耶夫原先是一位少校，现在在莫尔达维亚的第四劳改区，他对“劳改区内违反纪律的囚犯向来是不妥协的，他敢于在‘集体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些囚犯”这也就等于反对对这些囚犯适用提前假释的优待办法，或者等于要求惩罚他们。可是，怎么样呢？“第二天夜里他的牛犊皮大皮靴丢了一只。他只好穿皮鞋，但又过了一天，皮鞋又丢了一只。”看，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追得走投无路的阶级敌人竟然采取这种不体面的斗争方式了！
当然，社会生活是很敏感的，好像双刃的宝剑，它需要认真对待、善于引导。否则就会发生一些对囚犯起腐蚀作用的情况。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的事情就是一例。经过是这样的：领导决定晚上八点召开第一次劳改营全体大会。人们到齐了，但直到十点还只听见台前的乐队奏乐，大会迟迟不开，虽然军官们早已在主席台上就座。于是，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访乐队”暂停”一下，请求领导回答：大会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回答是：不开了。这时阿列克谢耶夫说：那么。我们囚犯可要自己开会了，我们的讨论题目是：生命和时间。台下的囚犯们也闹闹哄哄表示支持。军官们纷纷从台上下去了。阿列克谢耶夫拿着笔记本走上讲台，开始讲话，首先谈个人迷信问题。这时几名军官冲来，把主席台拆掉，把电灯泡拧下来，并且不断用力推开那些拥到台前的囚犯。军官们奉命逮捕阿列克谢耶夫，但阿列克谢耶夫却对他们发出呼吁：“看守们，公民们！你们可都是共青团员呀！你们都听到了，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你们想打击什么人？难道想打击列宁思想的良心吗？”就算是列宁思想的良心，也要逮捕！但是，一批高加索人囚犯把阿列克谢耶夫藏到自己工棚里，这天晚上他总算没被抓住。后来他还是蹲了禁闭室。关禁闭之后，又把他的发言认定为“反苏宣传”“集体委员会”要求劳改营当局把进行反苏宣传的阿列克谢耶夫关进隔离室。当局根据这一要求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结果阿列克谢耶夫被加判三年严格监禁。
为了正确地指导人们的思想，现在移民区里规定每周上政治课，这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课由担任务大队（每大队二百至二百五十人）队长的军官讲授，每次围绕一定的专题，例如：我国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我国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古巴的成就，殖民非洲的觉醒，等等。据说，移民区的囚犯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他们了解这些问题之后便会更好地遵守移民区的各项制度，更卖力地劳动。（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例如，有人就从伊尔库茨克写信来说：“在饥饿的劳改营里却向我们讲什么我国的产品极大丰富。我们这里在劳动中只看见十字镐、铁锹、抬筐、背篓，但人们却向我们宣讲什么到处都在实现机械化。”）
在上面提到的全营大会之前，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还干过这样一件怪事：他在政治课上举手请求发言，然后站起来对讲课人说“您是内务部的军官，我们这些人是囚犯，咱们都是在个人迷信时期犯了罪的。因此，我们和您同是人民的敌人。如今咱们都应该以自己的忘我劳动向苏联人民请罪。所以，我很严肃地建议您，少校公民，要坚决地走共产主义的路！”这件事被认为是他“有不健康的反苏情绪”后来写进了他的档案。
这位阿列克谢耶夫从乌斯特维姆劳改营寄来一封内容广泛的长信。信纸已经揉搓软了，字迹也不清楚，我花了六个小时才看完它。这里真是无所不包！值得注意的是他发出的这种一般性议论：“什么人现在蹲在劳改移民区，蹲在这奴隶的贫民窟里？这是被社会排挤出来的、人民中间最勇敢而不妥协的那个阶层是官僚集团把这一部分勇敢的青年推下生活深渊的，因为它看到：如果这部分青年用关于社会公正的理论武装起来的话，那将对官僚集团十分危险。”“囚犯是被排挤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孩子，是劳改营的财产。”
另一个工具便是广播，如果能正确使用，它也能起很重要的作用。（不是音乐和爱情歌曲，而是教育性节目！）广播也和其它一切一样，按制度不同区别对待：对特种制度移民区播音二一三小时，对普通移民区则整日播送声
此外还有学校！（那还用说！我们是要把囚犯改造好送回社会去的呀！）只不过“一切都是形式主义的。是为了遮人耳目人们是在棍棒驱赶下去学校的，学习兴趣被加强管制棚打消了”而且年轻的人们因为自己的衣着破旧“不好意思让自由人女教师看见自己这副样子”
是的，对于囚犯来说，看到一个活女人这是件重大的事情啊！
不用说。只有根据战后斯大林和贝利亚实行的男女分别关押原则，才能对犯人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改造，尤其对成年犯人，对刑期长达几十年的人更是如此。这个办法在古拉格群岛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尽管整个人类世界都承认男女两性间的互相作用是推动改良和发展的因素，但这个原则是古拉格群岛所绝不能接受的，因为那样一来劳改犯的生活就会“像是住疗养院”了。而且，我们越是接近已经照亮半边天的共产主义光辉，就越得坚决地把男女罪犯分开，只有通过这种隔绝才能使他（她）们好好受点苦楚，从而得到改造。
在我们这个不是没有公开性的、不是人民无权的时代，通过劳改移民区进行改造的这一整套制度也还受到社会的监督。是的，我们有监察委员会。读者还没有忘掉它吧，它并没有被取消。
监察委员会是由“地方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但实际上，在荒僻地区，在自由居民的村镇上，除了行政领导的夫人们之外谁能参加这类委员会呢？它不过是只会重复丈夫意见的娘儿们委员会而已。
但是，这个办法在某些大城市却有时会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区党委委派女共产党员加丽娜-彼得罗夫娜-菲利波娃参加敖德萨监狱的监察委员会。她极力推辞：“我可不愿意和罪犯打交道！”可是，党有党纪呀，她不得不参加。参加之后，她被这项工作完全吸引住了！她在监狱里看到了各种人，而且他们中间有多少无事受害者啊！有多少人已经彻底悔改了呀！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要监狱当局参加，她要同囚犯个别谈话（这自然使监狱当局十分不快）。有些囚犯起初一连几个月都像仇人似的看着她，但后来终于改变了态度。她从此便常去监狱，一个星期去两次，三次、四次。在监狱里一直呆到晚点名，有时甚至假日也不休息。这时，那些派她来的人们当然就不很高兴了。她向上级机关反映刑期二十五年的犯人的情况（刑法典上已经没有这么长的刑期了，但是人们却还在服刑），请求紫刑满释放的人安排工作，反映永久流放的情况。上级机关或者对她的报告感到不可理解，（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监禁场所管理局的局长，一位将军，一九六三年曾极力使她相信，苏联国内根本不存在判二十五年刑的人。而且，最可笑的是，这位局长原来是“不知道”！）或者对她谈的情况完全了解，然而坚决反对她的意见。接着便在乌克兰共和国政府系统和按党的系统开始对她进行迫害和诬陷了。她所在的那个委员会也因为不断提意见而被解散。
是的，不能允许人们妨碍古拉格群岛的统治者们！不能允许人们妨碍实际工作者！读者大概记得吧：“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现在还在那里工作，或许人员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这不是我们刚刚从他们本人那里了解到的吗！？
但是，他们在思想上是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现在是否对自己看管的人们多少有了些怜悯之心？是的，所有报纸和杂志都一再强调现在他们确实有怜悯之心了。我并没有专门去寻找，但我们已在文学报上看到（第一章）叶尔采沃村的今天的劳改营主人对犯人是多么关心备至了。另外，文学报还请移民区的首长发表了谈话：（1964年3月3日）
“要批评（在劳改移民区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要对他们进行帮助就困难得多。而要选择合适的人选——积极热情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素养的（还一定得有文化素养！）、对这项工作有兴趣而且在这方面有才干的人选，那就更加困难应该为这些人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们的薪金很微薄，每天工作十分繁重，这是我深深了解的”
我们要能在这里结束本章该多好，就认定是这样好了！那就可以生活得更平静，可以献身艺术，还可以更安全地献身于科学。但是，这些可诅咒的来信，这些揉皱了的、磨破了的、通过非法的“小道”从劳改营里寄出来的信件却不允许我结束它。那么，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在信中提到那些每天担负着繁重工作、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囚犯的人时，是怎么说的呢？请看：
伊-恩写道：“你把心里的话全都掏给教育员，可是，你会觉得你的话像是碰在他的灰色军大衣上反弹回来。这时，你恨不得想问他：‘对不起，您家那头奶牛近来挺好吧？’因为这位教育员在牛棚里花在奶牛身上的时间要比他用于教育对象的时间多得多。”（寄自古拉斯特种劳改营，列绍蒂。）
列-恩写道：“还是原先那些蠢货当看守。劳改营头头是个典型的沃尔科伏依式的人物。绝不能跟看守们顶嘴，否则立即关禁闭。”
科-恩写道：“队长们跟我们说话，全用劳改营里那一套词儿。开口就是‘臭肉！’‘母狗！’‘畜牲！’”（叶尔佐夫站。真凑巧！）
科一伊写道：“我们这里的劳改营领导可以说是沃尔科伏依的亲兄弟。不错，他倒不用鞭子抽人，他是用拳头打，看人时那两只眼活像只饿狼大队长是原先的行动人员，他豢养着一个‘坏事报告人’，每告密一件事，就奖给那人一点麻醉品那些过去打人、折磨人、枪杀人的家伙如今只不过是从一个劳改营调到了另一个劳改营，职务稍微有所变动而已。”（寄自伊尔库茨克州）
帕-夫来信说：“移民区的头子仅直接助手就有六名。所有生产建设单位都在赶走白吃饭的人，于是这些家伙就跑到移民区来了原先劳改营里的那些蠢货至今也还在继续工作。他们在混日子，混工龄，等待达到退休年龄。有的到年龄也不退休。他们一点也没有消瘦。囚犯在他们眼里过去不是人，现在也还不是人。”
德-维的信中说：“我们诺里尔斯克第288号信箱这里没有一个‘新面孔’，全是原先的贝利亚分子。有人退休了，但接替的还是这些人（就是一九五六年被赶走的那些人）他们的工龄按两倍算，工资标准定得很高，休假期间很长，伙食很好。他们干一年算两年，所以其中有的人打算到三十五岁就退休！”
帕-恩写道：“我们这个分部有十二三个壮小伙子，穿着几乎到脚面的熟皮大衣，戴着皮帽，脚上是军队发的长筒毡靴。这些人为什么不到矿山或垦荒地去劳动，去发挥力量呢？为什么不把这里的职位让给年岁较大的人？不，哪怕套上绳索，由顺伏尔加河而下的轮船来拖他们，也拖不走！大概只有这批寄生虫才会向上级报告说囚犯们不易改造。因为犯人一少，他们就会被裁减了。”
可见，囚犯仍和从前一样在统治者的菜园子里替主人种土豆，浇地，替他们饲养家畜，做家具。
看到这里，一些缺乏准备的读者可能会困惑不解地叫起来：那么，到底谁说得对？到底该相信谁？
当然应该相信报纸上的报道喽！读者，你相信报纸吧！永远相信我国的报纸吧！
内务部人员构成一种力量。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绝不会退让。既然一九五六年能顶住，今后更会站稳脚跟的，会站稳的！
这不仅指劳改机关。也不仅是治安部。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报刊，那些苏维埃代表们是多么乐于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是顶梁柱，是许多东西赖以生存的支柱。
而且，他们不仅有力量。他们还有理论论据。同他们争论并不那么容易。
我试了试。
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打算。我不过是被这些来信所驱使而已，今天的囚犯的这些来信是我全然没有预料到的。今天的群岛居民怀着莫大希望请求我：替他们把话说出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使那些人变得有点人性！
可是，我向谁去说？要知道，人家连听都不要听假如有自由的报刊，我会把这一切都发表出去，一旦发表，就会促进大家来讨论！
可是眼下（一九六四年一月）我却只是作为一个不公开的、犹豫不决、忐忑不安的乞求者在各机关的走廊里转来转去，在传达室的小窗口前躬身等待，承受着值班军人的不耐烦的和怀疑的目光。一个政论作家要想让公事繁忙的政府大员们把耳朵腾出哪怕半小时来听听他的话，那他得争取到多大的社会荣誉和照顾才能办到啊！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困难。我的主要困难，就像当年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队长会上一样，是：向他们讲些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
把我在这本书里写的那些真实思想全讲出来，既危险又完全无用。那仅仅会是一个社会听不到的人在一间寂静的办公室里发昏而已，那些迫切盼望着的人不会知道，实际问题丝毫也解决不了。
那么，我该怎么讲？我只要一通过他们那大理石的、镜子般明亮光洁的办公大楼前厅，一走上那柔软舒适的地毯，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些起码的绊羁——这是些用生丝制成的绳子，它们好像穿透我的舌头、耳朵和眼睑，紧紧地缝在我的两肩上，缝在我背部的皮上和肚皮上。我不得不接受的起码的绊羁就是：
1.我得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光荣都归于党！（这也就是说，总的惩治政策不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不得怀疑整个古拉格群岛存在的必要性。我也不能强调“大部分坐牢的人是无辜的”）
2-我得承认：将要同我谈话的那些高官显贵是忠于其事业的，是关怀囚犯的。我不能指责他们口是心非、冷漠无情、不了解情况。（他们既然全心全意为事业工作，怎么能不了解自己的事业呢！）
反过来，我本人干预此事的动机倒值得怀疑；我算什么人？既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为什么要干预？我是否抱有某些肮脏的自私目的？既使没有我，党也全看在眼里嘛，会全部正确处理的，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干预？
为了使自己多少显得理直气壮些，我选择了我被提名为列宁奖金获奖候选人的这个身份。于是，我就像棋盘中的“小卒”一样，一步步向前“拱”去，心里想：说不走过了“河”能当“车”使呢？
于是，我来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来到法案委员会。原来这个委员会正在制定新劳改法典，这项工作已进行不止一年了。新法典将是群岛未来生活的规范，它将代替一九三二三年那部确实存在过又从未存在过的、又好像是从来没有成文的法典。这个委员会同意接见我，想让我这个在古拉格群岛成长起来的人了解一下他们的智慧，并把我的一些幼稚想法提供给他们作点缀。
接见我的共有八个人。其中四人年纪之轻使我惊讶：这些孩子们如果能念完大学就算不错了，看样子不像是读完大学的。他们已升上权力宝座，升得太快了！看，他们在这座大理石的、镶木地板的宫殿里显得多么悠然自得！而我呢，单单被允许进入这里就要经过各级极其审慎的考虑。委员会的主席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巴布欣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十足的好好先生。似乎如果事情取决于他的话，他明天就会把古拉格群岛解散掉。但是，他的任务却是：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默默坐在一旁。其中讲话最多的是两个小老头——活像格里鲍耶陀夫笔下的奥察柯夫时代，征服克里米亚时代的小老头。他们是那种一旦学会点什么就永远僵化在脑子里的典型人物。我敢保证他们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之后连报纸也没有浏览过；对他们来说，不论发生过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他们的观点！其中一人穿蓝色上衣，我总觉得那像是叶卡捷林娜女皇时期的浅蓝色宫廷制服，我甚至看出了那胸前拧下叶卡捷林娜银星章之后留下的痕迹。这两个老头从我一迈进房门时就对我和我的来访流露了十分的反感。不过，他们还是决定表示出应有的耐心。
当你心里有许多话要说时，往往倒不容易开口。何况这时我还被许多丝绳束缚住，仿佛稍一动作就牵扯得很痛。
但是，我的主旨演说还是准备好了的，而且，看来不会被任何丝绳牵扯住。我首先对他们谈到：有人认为（我不能说他们认为）现在劳改营有变成“疗养院”的危险，似乎如果劳改营没有饥饿和寒冷，就太享福了。我不知道此话从何说起？我请求他们，尽管缺乏亲身体验，也不妨设想一下监禁本身给人造成的痛苦和惩罚：一个人不能住在他自己家里，同他在一起的是他不希望一起住的人，他不能同自己所希望的人（家属、朋友）们在一起；他看不到子女的成长；不能自由走动，一般也不能从事自己喜爱的专业劳动；他经常感到别人——具有不同生活经验、观点和习惯的其他犯人对自己的压力甚至仇视；他受不到起柔化作用的异性的影响（就不必谈生理问题了）；甚至医疗条件也坏得同狱外无法相比。这哪里能同什么黑海海滨的疗养院相比呢？为什么那么害怕监狱会变成“疗养院”？‘不，这个想法根本不能打动他们。他们稳坐如山，毫不为之所动。
那么，就谈得广泛些吧。我们的目的不是使囚犯改造后重返社会吗？那么为什么要让他们经常生活在严酷的环境之中？为什么现在的制度仍要百般凌辱犯人、经常在肉体上折磨他们？使他们变成残废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了。于是他们向我解释我的错误：首先，是我对今天的犯人构成不够了解，是凭老印象看问题，落后于生活（这确是我的弱点，我的确没有看见现在坐车的人们）。而对于那些被隔离的累犯来说，我刚才列举的事根本算不上剥夺权利，目前的制度只能使他们觉悟起来（丝绳把我拉痛了！是的，在这一范围内他们有发言权，他们了解现在是什么人在坐牢）。使他们重返社会？是的，这当然不成问题。老头子们象留声机似地说着，但我从那声音里听见的却是：不，当然不能，让他们老死在移民区吧，这样咱们大家都会太平些。
那么，现在的管理制度呢？其中一位检察长回答了，就是那个穿蓝色制服、胸前有星章痕迹的老头儿，他头上的白发已经很稀了，脸型有点像苏沃洛夫将军。他回答说：
“实行严格管理制度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一些效果：杀人事件从每年两千起（在这间屋子里是可以谈这类数字的）已降低到目前的几十起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数字，我悄悄把它记了下来。看来，这就是我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
什么人在坐牢？当然，要想谈论制度是否得当的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坐牢的是些什么人。弄清这一点需要几十名心理学家和法学家，得让他们去现场调查，自由地同囚犯谈话，然后才有可能展开讨论。而我那些“劳改营通信员们”的来信恰恰不写这些事，他们不写自己和其他犯人是为什么坐牢的。一九六四年——囚犯的亲属们还在孤单中吞咽着泪水。莫斯科的自由人还不知道劳改营的详情（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的是“过去”），他们还是胆怯的，四分五裂的，还不存在任何社会运动。还是以前的，斯大林时代的死寂。
一般性讨论已经结束，我们过渡到专题讨论。其实，不用我说，委员会也都清楚，而且一切都已决定。他们并不需要我，只不过出于好奇，想见一见我而已。
邮政包裹？只能限制在五公斤之内，而且要按现行办法分成见等，区别对待。我提议每一等的限额至少要提高一倍，按邮局规定每个邮包的重量限制可在八公斤之内。我说：“他们在挨饿！用饥饿能够改造人吗？！”
“怎么会挨饿？！”委员会对此一致表示愤慨。“我们亲自去过，我们看到那里吃剩下的面包成汽车地往外技！”（是拉去给看守们喂猪吗？）
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对他们大声说：“你们说谎！这不可能！”可是，通过肩膀缝在后臀的丝绳紧紧拉住我的舌头。我不能违反原定的条件：应该承认他们了解情况，是诚心实意的，是关怀囚犯的。把囚犯们给我的信拿给他们看吗？这些信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堆废纸，何况把那些揉搓得不成样子的纸片摆到这铺着红色天鹅绒的会议桌上来，也显得可笑，不成体统。而且也绝对不能拿给他们看，他们会记下姓名，这些小伙子们就会遭殃了！
“但是，让他们多收到几次邮包，这对国家并没有什么损害呀！”
“您知道是什么人利用这些邮包吗？”委员们反驳说“基本上是有钱的家庭。（“有钱的”这个词这里可以使用，因为谈论现实的国家性问题时需要它。）是那些在坐牢之前偷足了的、隐藏了财产的人们。因此，允许增加接受邮包的次数，就会相对地使劳动者家庭处于不利地位！”
这样，我又被绳子拴住了，它简直勒进了我的肉里！是呀，这又是一条不能违反的条件：劳动阶层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成天坐在这里就是为了劳动阶层的利益嘛！
我发现自己实在不够机敏。我不知道该怎样反驳他们。对他们说：“不，一你们没有说服我？”他们才不理呢，我算什么，难道我是他们的上司？！
“那么，小卖部呢？”我又从另一方面通过去！“我们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付酬原则？自己劳动挣的钱，让他自己拿去花好啦！”
“还应该积累一些基金供释放时使用！”他们又反驳我“否则犯人在刑满释放时不名一文，就得靠国家养活。”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条绳也拉紧了，我的舌头还是不能动弹。我怎么能提出要慷国家之慨而给犯人提高劳动报酬呢？！
“那么，总该保证所有的星期天都能休息吧！”
“这一点早已经布置下去了。正是这样执行的。”
“可是，在营区内部还有几十种方法可以侵占囚犯星期日的休息。那就请你们特别强调一下，不准侵犯星期天的休息吧。”
“法典里不能规定得那么细腻。”
工作日是八小时制。我有气无力地说了几句关于七小时工作日的话，但自己也觉得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十二小时劳动，也不是十小时了。还想怎么样？！
“通信，这是使囚犯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保持联系的一条渠道。（看，我也学会摆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百！）请不要限制通信吧。”
但是，这一点他们不想重新讨论。限额已经规定出来，而且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他们还把接见次数规定表拿给我看，其中还包括为期三天的“单独接见”而我们那时期则是多年不许接见的。所以，也过得去。我甚至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规定是比较宽大的，差一点儿没称赞他们。
我疲倦了。到处都被牵制住，一动也不能动。我在这里毫无益处。我该走了
从这间节日般辉煌的、宽敞的办公室看，根据这些软椅里的委员们滔滔不绝的谈话看，劳改营根本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它甚至是很通情达理的。看，成卡车成卡车地往外拉剩面包总不该把这些可怕的人全放回社会上来吧？这时，我想起了那些刑事犯贼头们的嘴脸我已经十年不在牢房了，怎么知道现在坐牢的县些什么人？我的弟兄们，政治犯们，似乎已被释放。强制迁移的那些民族也回去了
另一个讨厌的老头想听听我对于绝食的看法：如果喂的是比烂菜汤更富有营养的东西，我总不能不赞成通过软管强制给绝食者灌食吧？
我只好厚着脸皮对他们说：囚犯不仅有权使用绝食这唯一手段维护自己的主张，而且有饿死的权利。
我的论据使他们惊讶不已。可是我这里一切都是被拉住的：我不能对他们谈绝食与国内社会舆论的关系。
我离开那里时感到疲倦，而且像是被击溃了；我甚至有点动摇，他们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最高苏维埃将会全体一致给予批准。
苏联社会治安部部长瓦季姆-斯捷潘诺维奇-季库诺夫。真是异想天开！我这个微不足道的“m字232号”政治苦役犯竟要去见内务部长，并且教给他该怎样管理古拉格吗？！
要想接近部长办公室，先要见一些上校。他们一个个养得肥头大耳、细皮嫩肉的，但动作都十分敏捷。进入主任秘书的办公室后就再没有往前去的路了。这个房间里没有别的门。可是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柜，玻璃里面挂着绉纱帷慢。柜子之大足能装进两个骑马的人。原来这就是进入部长办公室的门斗。办公室很大，坐下两百人也宽宽绰绰。
部长本人胖得有些病态，下颚很宽，整个脸是上小下大，成个梯形。全部谈话过程中他一直严肃而冷淡地打着官腔，对我的话毫无兴趣，只是出于职责不得不听。
我首先摆出一大段关于“疗养院”的议论。接着谈到上面那些一般性问题：“我们”（我和他们）面前究竟有没有改造囚犯的共同任务？（我对“改造”的看法已在第四部里谈过）为什么要有一九六一年的转变？为什么要建立四种劳改区？我向他重复着本章前面提到的那些枯燥的问题：关于伙食、邮包、衣服、劳动安排、关于违法乱纪、关于“实际工作者”的面目。（至于我收到的信件，这次连带都没敢带来：怕他当场没收掉。我只是摘抄下其中一些话，而且不提写信人。）我向他谈了足有四十分钟，或许有一小时，相当长，而他居然会耐心地听完，这倒使我有点惊奇。
他有时也打断我，为的是立即表示同意或者否定我的意见。他并不对我一概否定。我原来把他设想成一堵骄傲的墙，但这人却温和得多。他对许多问题都表示同意！他同意应该多发些零用钱，好去小卖部买东西，邮包限额应该放宽，不必像法案委员会那样对包裹内容作具体规定。（但是，这些都不取决于他呀！不是由他这位部长决定的。由新劳改法典规定！）他也同意让囚犯可以煮点或烧点自己的东西吃。（可是东西哪里来呢？）通信和邮寄书报可以不管限制。（这可要给劳改营的书报检查人员增加负担。）他也反对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过分暴虐的措施，例如，经常站队之类。（但是，领导机关去干涉这类具体事情是不策略的：破坏纪律容易，要重整纪律可就难了。）他同意营区里的草不必拔掉。（可是，杜布洛夫特种营的囚犯竟然在机械制造厂旁边开辟了私人菜地，机床工们休息时就去侍弄自己的菜地，每人有二三平方米，种些西红柿和黄瓜之类。部长已经下令立即全部刨掉它，而且他言下颇有些洋洋自得之意！我对他说：“人和土地的联系有助于道德教育！”他却反驳说：“犯人私有菜地会培养私有制的本能！”）当部长听到又把“营区外拘禁”的人们抓回劳改营时，他甚至为之震惊。这太可怕了！（我没好意思问他：你当时担任什么职务？你是怎样反对这种作法的？）不仅如此，这位部长还承认：现在对囚犯的看管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那时候严厉得多！
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可以说服他的呢！我们简直没有什么可谈了。（一个不担任职务的人的建议，部长认为是不必记下来的！）
我该提出什么建议？把群岛解散，改为无警戒监禁吗？说都说不出口，十足的乌托邦！何况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不取决于个别人，它总是在许多机关中串来串去，而不取决于其中任何一个个人的。
部长则相反，他信心十足地坚持说：条纹布囚服对那些累犯来说是需要的。（“您如果知道这是些什么人，就不会反对给他们穿条纹布囚服了！”）而听到我对看守人员和警卫人员的指责时，他觉得很委屈，他说：“这是你弄错了，要么就是你的感受与众不同，这或许是你的个人经历所造成的。”他极力使我相信现在谁也不愿意去当看守，赶都赶不去，因为现在没有优待了。（我真想对他高兴地叫起来：“不愿意去，这是一种健康的、人民大众的心理呀！”但是耳朵、舌头和眼皮全被预防性的丝绳牵扯住，动不得。而且，我忽略了一点：不愿意去的只是上等兵和军士，军官们还是在争先恐后往那里钻。）他说，不得不依靠预备役人员去当看守。相反，部长向我说明，是囚犯越来越放肆了，现在看守同囚犯谈话时很有礼貌，规规矩矩。
既然微不足道的囚犯们的来信和部长的谈话如此大有径庭，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很明显；囚犯们在扯谎。
而且这位部长讲话时还说这是他亲眼所见。他是部长，当然有机会去劳改营看看，我就没有机会。我想不想去看看？去克柳科沃，去杜布洛夫劳改营？（一听他主动提出这两处，我就知道这是波将金式的、安排布置好专供参观的地方。再说，我以什么身份去？是部长派来的监察员吗？那我在囚犯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我当然不同意去看）
部长反过来指责囚犯们不够通情达理，对给予他们的关怀毫无反响。他来到马路尼托哥尔斯克劳改移民区问他们：“你们对目前的生活有什么意见？”他们当着特种劳改点领导的面就齐声说：“没有意见！”而他们自己永远是不满的。
而且部长从下列各种表现上看到了“劳改区改造工作的卓越成效’：——
受到劳改点首长表扬的机床工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
劳改区的囚犯得知他们的产品（煮水器）是供应英雄的古巴的，都为此感到自豪；——
劳改营的“维持内部秩序小组”（既“母狗出去散步小组”）按期报告工作并进行改选；——
杜布洛夫劳改营里有很多（公家的）鲜花。
部长现在主要关心的是：使每个劳改区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地。部长认为，只要各项有意义的工作都开展起来，囚犯也就不会再逃跑了。（至于我对他的反驳，指出“人对自由的渴望”等，他甚至无法理解。）
我又一次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部长办公室，深信这一切是不会有尽头的。我认识到自己丝毫未能推动什么，人们将依旧照章办理。我离去时心情十分沉重——不同的人对事物的理解是多么互不相同啊！除非让囚犯亲身高踞于这间办公室的宝座，否则他不可能理解部长脑心理；而部长，只要他自己没有落入铁丝网里，他辛辛苦苦开出来的一小块菜地没有被卫兵们践踏掉，只要人们没有强迫他丢掉自由去学习开机床，他也不可能理解囚犯。
犯罪原因研究所。我在这里的谈话倒很有意思。同我座谈的是两名知识分子到所长和几位研究室主任。这些人都很活跃，各有独立的见解，他们也互相争论。座谈会之后，一名副所长b-h-库德里亚夫采夫送我出来，在走廊里他责怪我：“不对，您还是没有把各种观点都考虑进去。托尔斯泰就会考虑的”接着，他突然对我耍了个欺骗手法：“来，咱们顺便去看看我们所长吧，就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卡尔佩茨。”
原来没计划访问所长。我们什么都谈过了，还有什么必要？也好，去打个招呼。哪能不去呢！人家要跟你寒暄两句是抬举你了；这些副所长们、副主任们竟然是在这样一个领导手下工作，这里的整个研究工作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的，真叫人没法相信。（我还不知道主要的呢：这位卡尔佩茨还是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呢！）
卡尔佩茨见我进屋，便带着敌意和轻蔑的表情站起来（整个五分钟的谈话好像就是这样站着进行的）——倒像是我再三求见，好不容易才如愿以偿似的。也行啊。他脸上透着踌躇满志；坚强；厌恶（这是对我的）。胸前拧着一枚像勋章一样的大徽章，也不可惜那身高级西服。图案是一把直立的创，刺穿了底下的什么东西，文字是：内务部。（这是一枚很重要由证章。它表示佩戴者特别早就有了“干净的手，火热的心，冰冷的头脑”）
“你们刚才谈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他住着眉头问道。
我根本不需要同他谈，但我还是出于礼貌简单地重复了几句。
“噢，”这位民主法律工作者似乎刚一听就全明白了“自由化吗？放纵囚犯？！”
我曾经带着各种问题走访过大理石造的办公室，穿过大玻璃镜的门斗，徒劳无益地寻找答案，而现在，他的几句话就使我意外地豁然开朗，完全回答了我所有问题：
提高囚犯的生活水平？不行！因为这会使劳改营附近的自由居民的生活得不如囚犯，这是不能允许的。
允许囚犯接受更多的邮包？不行！这会对看守人中产生有害一影响，因为看守人员也吃不到首都生产的食品。
批评并教育看守人员？不行！我们是依靠这些人来维持的！现在谁都不愿意去干这种工作，可我们又不能给他们很多钱，优惠条件已经取消了。
我们剥夺了囚犯按社会主义原则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不，是他们自绝于社会主义社会的！
“但是，我们不是想让他们重返社会生活吗？！”
“让他们回来？”佩带利剑徽章的人感到很惊奇。“劳改营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劳改营是惩罚！”
是惩罚！——这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惩罚！
惩——罚——！.
一把垂直的利剑，它刺杀，它穿透，休想把它移开！
是惩罚！
古拉格群岛过去存在过，这群岛今天依然存在，这群岛今后还要存在！
不然的话，把那“先进学说”的失算——人们并没有按照它设想的样子成长——的责任推到什么人身上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