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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努力让更多的人不再焦虑--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

    公务员连年热考,大国企万人追捧,移民课热火朝天近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个现实值得关注:很多人因工作、生活、前程、财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这就是社会焦虑,它正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

    焦虑感广泛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原有社会关系打破,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由此强化了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一旦认为自己的未来不可预期,唯恐“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焦虑的种子就在内心萌芽。

    社会焦虑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飞船上天,蛟龙下海,高速公路贯通城乡这些年,我国各地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民生幸福的同步增长,物质丰富也未必换来百姓内心的安宁和美。

    毋庸置疑,现在日子变好了,但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仍然滞后,民生改善仍待加强。改革深入推进,不少人在失去了习以为常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如果基本生活缺少“兜底”怎能不对未来产生担忧?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一些人进了城,却无法融入城市;失去了土地,却无法找到生计。面对这样的现实,怎能不让人慌恐?

    归根到底,产生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它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变革、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而缓解社会焦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改变失衡现象。

    首先,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应当是任何社会优先考虑的目标。政府应创造条件,让每一位社会劳动成员都能获得一份有稳定报酬的职业。有了就业,就意味着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有了缓解社会焦虑的基础性前提。

    其次,大力推动社会公平。“房奴、车奴、孩奴”现实中人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事实上也是社会问题,根本上讲,是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无奈与无助。上学、就业、个人发展如果这些社会活动都能按规则运行,不是拼关系、背景,而是靠能力、水平,人们的不安情绪就会小很多。

    第三,尽快完善民生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减少后顾之忧,对未来生活也就有了一个清晰的预期。一句话,当人们不再为基本生计惶惶不安时,社会焦虑才可能缓解,维稳这一新鲜名词才可迅速退出行政历史舞台,国家政权才可真正意义上的稳如泰山。

    “消极腐败”是政党致命伤,腐败现象蔓延,必定破坏党风清正;腐败文化存在,必定驱使“能力”走向歧途;腐败思想滋长,必会令干群“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今天的中国,要应对“四大危险”必须坚决根治腐败。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执政70多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度被指为“贪污党”下台“腐败政治”也接连引发菲律宾兵变、泰国骚乱、突尼斯政变,人们坚信腐败是执政者大敌。苏共的政亡人息,东欧的一夜剧变,政权的更迭更深刻警醒我们,黑色腐败同样会对红色肌体产生极大腐蚀。

    对腐败的严重危害,我们党一直高度警惕。防止因腐败导致政治风险,更是我们党始终关注的重点。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胡锦涛也一再告诫:“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并在“七一”重要讲话里,把“消极腐败”视作我们党急需直面解决的“四大危险”之一。

    腐败的特征是公权谋取私利,必会滋生特权、涣散党心,进而背离党的宗旨、改变党的性质;腐败的性质是掠夺群众利益,必会疏离党群、激起公愤,进而丧失民心、失去政权;腐败的过程往往扰乱资源流动,必会破坏经济秩序、干扰经济运行,进而影响改革进程、妨碍社会发展。长期执政下的党,必须直面腐败这一最大危险。

    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期,急需给权力套上制约的笼头;行政管理与市场经济的磨合调试,潜伏着寻租的隐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繁荣与发展,增加了腐败的诱因这是中国躲不过、绕不开的“成长的风险”如果腐败现象蔓延,必定破坏党风清正,使队伍精神懈怠、人心涣散;腐败文化存在,必定驱使“能力”走向歧途,让“精英辈出”、“能力非凡”在错误轨道上产生更大危害;腐败思想滋长,必会导致以权谋私的恣意,令干群“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今天的中国,要应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必须坚决根治腐败。

    既要绝不姑息地惩处那些明目张胆的大贪小腐,也要积极铲除腐败期权化、潜规则化等现象;既要坚决制止那种以侵害群众利益捞取升迁资本的个体行为,也要杜绝那些以集体之名催生的“权力部门化”现象;既要堵塞“建好一条路,倒下一批人”的制度性缺失,也要警惕“廉洁不香、腐败不臭”的腐败文化的弥散这也是为什么,总书记在“七一”讲话连用四个“更加”强调反腐倡廉的紧迫感: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唯其如此,才可能打赢反腐这场生死存亡仗,在人心向背的抉择中赢得民心。

    结束语:自己想把一直用来告诫自己的座右铭送给我党高层领导"世间事岂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为,则易者亦难也!",不要推诿改革不力的责任,改革必然要触动一些特权阶级的利益,改革让一部分人失去本属于他们的特权利益,得罪一小部分人民公敌,改则有民心尽失,执政地位丧失,社会动乱之险象环生!民心才是天意,永远都不要忘记党是依靠人民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执政62年的历史地位,苏共当年何其强大,一味的和美国玩两超争霸而置苏联民生于水火之中,结果苏联瞬间政权变色,执政90年的苏共大党执政地位瞬间即失,其中的意味可谓深刻,耐人深思啊!62年前,重庆解放前夕,身陷囹圄的红岩烈士们,面对敌人屠刀,留下一句警示后人的“狱中嘱托”——“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20多年前,邓小平曾经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些嘱托与警告时刻提醒我们:执政地位绝非一劳永逸,惩治腐败方能长治久安。中国将走向何方之,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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