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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郑海洋看来，关键还是这个时候的人比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人要“淳朴”，花花肠子没多少，大部分都是送点小礼就愿意办事儿的，毕竟这个时代的人哪怕是当官儿的都是从贫穷年代过过来的。
手续走得很顺利，韩治军花了点钱弄了个中型会议室，不大，但旁边还有个办公室，里面桌子椅子都齐全，韩治军又花了好些钱办了个座机电话，虽然贵一点但方便需要的人打电话咨询。
接着就是想介绍班的名字，想个有意义又洋气的名字，几人讨论了很久没结果，最后程宝丽道：“就叫‘一洋介绍班’，韩一的一，郑海洋的洋。”
韩治军一拍大腿，“这个名字好，不俗气，就这个名字！”
忙活了一个月，韩治军穿了他最宝贝的一套西装，和郑平一起开始跑工厂，这次再也没有人拦着他们，几乎都见到了厂里的领导，尤其是那些亟待发展的乡镇企业，有些甚至是省城下面一个小镇上的领导在招待他们。
郑平手里的小皮本上详细记载了那些愿意出来提供技术支持的工人的名字和情况，他们跑了相应的工厂，表示可以提供技术支持，而很快就有一家乡镇工厂投来橄榄枝，表示需要合作，他们需要技术，更需要发展。
这个年代做很多事情都是没有规范可言的，很多人合同都不签，口头上一个承诺就作数，韩治军留了心眼儿，还是以个人的名字签署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是“一洋介绍班”的第一份生意合同，白纸黑字写明“一洋”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一周四天，一天六个小时，一周保证提供二十四个小时的技术支持，一个月按照30天算，费用头三个月月付，次月月初结算，三月之后提前支付。
而“一洋”也和相应的两位技术工人签了合同，确定他们的工作时间和酬劳，以及“一洋”的抽成费用，工人的工资由他们负责发放。
从一开始韩治军和郑平就确定不会隐瞒抽成，也明白隐瞒不了，工人在工厂工作，一打听很快就能打听出来，他们公开，就是直白告诉别人他们做的是一种中间人的买卖。
郑奶奶有些忧心问道：“那万一等半年合同时间过去了，工厂不从你这里找人了，他直接找那个工人，你不是抽成拿不到了？”
韩治军笑：“如果能做半年，那‘一洋’能掌握的信息就很多很多了，到时候哪里有技术人才哪里有需求，我们‘一洋’掌握得最多，到时候就不是我们上门找别人了，就是工人和工厂来找我们求介绍拉线。好比城北的人不会知道城南有什么乡镇工厂、又有哪些工厂缺人，那找我们，我们就知道有什么企业适合他。这个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壁垒。”
信息壁垒？郑奶奶不懂，只是似懂非懂茫茫然地点点头，但韩治军还有后面半句没讲——我们赚的就是快钱，什么能赚钱做什么，现在政策不稳定，也许半年之后我们赚了点钱改做其他的东西了。
就这样，随着第一笔合同的签署，“一洋介绍班”跨出了第一步，而这第一份合同，他们就抽了一个技术工人一个月六十块，相当于郑平在老家油厂半个月的收入。当然，这笔合同里本身给技术工人的工资就很高，一个月有好几百，比他们在原来厂里拿得多多了。
以前郑平累死累活在一线岗位起早贪黑，一天干十个小时半个月才有六十块，可现在，他坐办公室、接电话、和厂里的领导交流，苦活累活儿不干一个就能有这么多，郑平和程宝丽双双感慨，果然人还是要迈开步子才能追上时代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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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人现在斗志昂扬，每个人每天都是雄赳赳的出门气昂昂的归来，就是大多数时间在家带孩子的陈灵灵每天脸上都乐开了一朵花儿，男人事业重新起步，儿子会爬开始说简单的话，朋友靠谱实诚如同家人，最好的生活不过如此。
程宝丽现在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介绍班的办公室里打扫一次卫生，每次擦桌子的时候都会把桌子上的那个花了老大钱办的座机电话小心翼翼捧起来擦一擦，再轻轻放下，活像那是个什么大宝贝。
再看郑平，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黑了也瘦了，可整个人再不是过去那个穿着油厂工作服的技术工人了，他换了一副金丝边眼睛，专门去百货商场买了两套西装几条领带还有皮鞋，走在大马路上一副“小领导”样子，看上去可神气了。
他现在和韩治军轮番坐办公室，一个人出去一个人就留下来，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跑工厂的，但同时郑爷爷拿毛笔还专门给他们写了小纸片儿，找那些傍晚在马路牙子上拿个蒲扇乘凉的老头儿老太太贴电线杆子，贴红转墙，一人负责几条马路几个区，帖得少一个晚上两毛钱贴得多一晚上五毛钱，还真有不少老头老太太愿意，反正活儿轻松浆糊也都是韩治军他们提供的，还能赚个好几毛。
具体写了多少份郑爷爷他们没算过，就是不停写不停贴被撕了第二天继续找人贴。
终于在最开始两周的过渡期之后，韩治军又签了两个单子送出去六个技术工人，同时办公室里一直没响过的电话也终于打破了沉寂。
一台电话要四千多块，大院里其他三家讨债班都没有韩治军财大气粗，郑平一开始也不想弄座机电话，但是韩治军十分有远见：“工厂一般都有电话的，一个电话打过来不比跑路方便？一开始多花点钱没什么，以后都会赚回来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电话一个接一个，一开始早上能接三四个，下午也能接七八个电话，后来就越来越多，... -->>
当然在郑海洋看来，关键还是这个时候的人比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人要“淳朴”，花花肠子没多少，大部分都是送点小礼就愿意办事儿的，毕竟这个时代的人哪怕是当官儿的都是从贫穷年代过过来的。
手续走得很顺利，韩治军花了点钱弄了个中型会议室，不大，但旁边还有个办公室，里面桌子椅子都齐全，韩治军又花了好些钱办了个座机电话，虽然贵一点但方便需要的人打电话咨询。
接着就是想介绍班的名字，想个有意义又洋气的名字，几人讨论了很久没结果，最后程宝丽道：“就叫‘一洋介绍班’，韩一的一，郑海洋的洋。”
韩治军一拍大腿，“这个名字好，不俗气，就这个名字！”
忙活了一个月，韩治军穿了他最宝贝的一套西装，和郑平一起开始跑工厂，这次再也没有人拦着他们，几乎都见到了厂里的领导，尤其是那些亟待发展的乡镇企业，有些甚至是省城下面一个小镇上的领导在招待他们。
郑平手里的小皮本上详细记载了那些愿意出来提供技术支持的工人的名字和情况，他们跑了相应的工厂，表示可以提供技术支持，而很快就有一家乡镇工厂投来橄榄枝，表示需要合作，他们需要技术，更需要发展。
这个年代做很多事情都是没有规范可言的，很多人合同都不签，口头上一个承诺就作数，韩治军留了心眼儿，还是以个人的名字签署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是“一洋介绍班”的第一份生意合同，白纸黑字写明“一洋”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一周四天，一天六个小时，一周保证提供二十四个小时的技术支持，一个月按照30天算，费用头三个月月付，次月月初结算，三月之后提前支付。
而“一洋”也和相应的两位技术工人签了合同，确定他们的工作时间和酬劳，以及“一洋”的抽成费用，工人的工资由他们负责发放。
从一开始韩治军和郑平就确定不会隐瞒抽成，也明白隐瞒不了，工人在工厂工作，一打听很快就能打听出来，他们公开，就是直白告诉别人他们做的是一种中间人的买卖。
郑奶奶有些忧心问道：“那万一等半年合同时间过去了，工厂不从你这里找人了，他直接找那个工人，你不是抽成拿不到了？”
韩治军笑：“如果能做半年，那‘一洋’能掌握的信息就很多很多了，到时候哪里有技术人才哪里有需求，我们‘一洋’掌握得最多，到时候就不是我们上门找别人了，就是工人和工厂来找我们求介绍拉线。好比城北的人不会知道城南有什么乡镇工厂、又有哪些工厂缺人，那找我们，我们就知道有什么企业适合他。这个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壁垒。”
信息壁垒？郑奶奶不懂，只是似懂非懂茫茫然地点点头，但韩治军还有后面半句没讲——我们赚的就是快钱，什么能赚钱做什么，现在政策不稳定，也许半年之后我们赚了点钱改做其他的东西了。
就这样，随着第一笔合同的签署，“一洋介绍班”跨出了第一步，而这第一份合同，他们就抽了一个技术工人一个月六十块，相当于郑平在老家油厂半个月的收入。当然，这笔合同里本身给技术工人的工资就很高，一个月有好几百，比他们在原来厂里拿得多多了。
以前郑平累死累活在一线岗位起早贪黑，一天干十个小时半个月才有六十块，可现在，他坐办公室、接电话、和厂里的领导交流，苦活累活儿不干一个就能有这么多，郑平和程宝丽双双感慨，果然人还是要迈开步子才能追上时代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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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人现在斗志昂扬，每个人每天都是雄赳赳的出门气昂昂的归来，就是大多数时间在家带孩子的陈灵灵每天脸上都乐开了一朵花儿，男人事业重新起步，儿子会爬开始说简单的话，朋友靠谱实诚如同家人，最好的生活不过如此。
程宝丽现在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介绍班的办公室里打扫一次卫生，每次擦桌子的时候都会把桌子上的那个花了老大钱办的座机电话小心翼翼捧起来擦一擦，再轻轻放下，活像那是个什么大宝贝。
再看郑平，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黑了也瘦了，可整个人再不是过去那个穿着油厂工作服的技术工人了，他换了一副金丝边眼睛，专门去百货商场买了两套西装几条领带还有皮鞋，走在大马路上一副“小领导”样子，看上去可神气了。
他现在和韩治军轮番坐办公室，一个人出去一个人就留下来，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跑工厂的，但同时郑爷爷拿毛笔还专门给他们写了小纸片儿，找那些傍晚在马路牙子上拿个蒲扇乘凉的老头儿老太太贴电线杆子，贴红转墙，一人负责几条马路几个区，帖得少一个晚上两毛钱贴得多一晚上五毛钱，还真有不少老头老太太愿意，反正活儿轻松浆糊也都是韩治军他们提供的，还能赚个好几毛。
具体写了多少份郑爷爷他们没算过，就是不停写不停贴被撕了第二天继续找人贴。
终于在最开始两周的过渡期之后，韩治军又签了两个单子送出去六个技术工人，同时办公室里一直没响过的电话也终于打破了沉寂。
一台电话要四千多块，大院里其他三家讨债班都没有韩治军财大气粗，郑平一开始也不想弄座机电话，但是韩治军十分有远见：“工厂一般都有电话的，一个电话打过来不比跑路方便？一开始多花点钱没什么，以后都会赚回来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电话一个接一个，一开始早上能接三四个，下午也能接七八个电话，后来就越来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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