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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能不能用占阄的办法呢？”面对这个问题，雅典公民可就要面红耳赤了。
于是他们就对苏格拉底说：“不用再讲你那套鞋匠、木匠和铜匠了。由于你反复不休地提他们，现在他们已经被你讲烂了。”(罗素西方哲学史)
苏格拉底“可恨”的地方还远不止于此。他每天穿着破烂的旧衣服，光着脚站在街心不停地用他利剑一样的舌头剥下雅典人的骄傲和自豪，并把他们的无知和狭隘象鱼干似的晒在阳光下。
如果雅典的公民们是些每天各忙一项生计的劳动者，他们或许会因为无暇而忽略这位哲人，但他们偏偏是些有奴隶为他们干活的闲人。他们把奴隶制城邦和役使奴隶的自我看作世间最伟大、最值得骄傲的造物。除了用武力保卫这一切外，他们还要通过一切意识形态中传统的东西证明城邦和自我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一证明往往就是靠平日里的街谈巷议和以此为基调的公民大会，因此他们对苏格拉底的街头辩论看得特别重要，一心想通过和他的辩论证明城邦和公民的伟大。而苏格拉底却把他们遵循的一切传统及价值准则都逐一批驳得一文不值。他首先证明每个公民都是无知无智的，然后又说无知无智的公民和奴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不象以前那些希腊哲学家，整天抬头仰望、然后对天地万物的本源做一些猜测，无论他们怎样为了万物究竟起源于火、还是起源于水、或者起源于原子而争吵不休，这对于希腊人的实际生活和他们的骄傲自大并没有什么危害。而苏格拉底的一双眼睛却只盯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他要推翻希腊人可以为所欲为的那个“人世间万物的尺度”的观念，要建立起一套普遍的行为准则，而这建立又是以对传统准则的否定为前提的。这就难免要引起公民们的仇视和愤怒了。
当这些仇视和愤怒终于促成了一场公民大会，对苏格拉底做出最后判决时，雅典人并没有非置他于死地的决心，他们希望通过一项相当重的处罚挽回自己的尊严和面子，并希望苏格拉底要么从此闭上嘴巴要么改变以往的观念。但苏格拉底却再一次讽刺了他们。
他先是提出一项微不足道的罚金提议，然后又把向他提出的指控逐一驳倒。这就更加激起了公民们怒火，并最后判了他的死刑。
苏格拉底坦然接受了这个判决，对那些判他死刑的人们说：“他是被神派遣到这个国家里来的一个牛虻，而且再找一个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大容易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他接着说：“我敢说你们会感到恼怒的(就象一个突然从睡梦中被惊醒的人那样)并且你们以为你们可以象安尼图斯(雅典的检察官)所建议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把我打死，然后你们便可以安稳地度过你们的余生，除非是神照顾你们，又给你们再派来另一个牛虻。”(罗素西方哲学史)
苏格拉底平静地死去了，他之所以那么平静是因为他相信(而且事实上也正是)没有什么力量能打败他和损害他。生命的终止，世间的荣辱对他来说是无所谓好与坏的。但他的死却给雅典公民的额头印上了永远擦洗不掉的耻辱。他们杀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们最后一个向新的心灵彼岸发展的可能。他们实际上是宣判了自我心灵的死刑，从此他们象僵尸一样躺在爱琴海的沿岸。等待历史再一次向原始生命力的源泉回归时，从那源头带来孕含了文明新发展可能的种子栽种在他们的尸体中，把他们作为新发展的孕床，象克里特人一样。
五
当希腊人在小城邦的建筑中，在享受由城邦保护的即得利益中逐渐走入特化死胡同，失去了心灵向更深广的对象世界融合所需要的原始生命力的时候。在他们城邦的背后，在一大片相对落后的农业地区，正在凝聚着一股比当初从欧洲腹地森林中走向爱琴海的希腊人更为庞大的群体力量。这就是马其顿王国。同那些较为舒服地在城邦中渡过了几百年文明生活的希腊人相比，马其顿农夫的身上含孕着更为充沛的，可以促成地中海文明新发展的原始生命力。
希腊人在与周围野蛮人对抗的小城邦中建立了高度发展的文明。但在建立的同时他们又用方圆不超过十几公里的城邦把自己的文明囚禁起来，象一群吝啬的守财奴一样不愿让别人加入进来与他们共享文明。
历史象一位有意志的操作者，他看出不能再指望希腊人走出城邦为文明的发展开拓新的更广阔的天地，于是他开始了一次新的向着生命力源头的回归，以求开引出一股新鲜的生命之流。他的目光越过爱琴海北岸的希腊城邦，欣慰地发现在那片更为广阔的土地上，一股新的文明发展的生力军正向地中海沿岸走来。这支生力军在其短暂的冲击中，打碎了希腊城邦的城墙，同时把里面流出的富于营养的文明之水引向当时西方人类所知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巴尔干半岛、整个的波斯帝国
和古老的埃及以及地中海东岸的狭长地带。
虽然在马其顿铁蹄踏破地中海沿岸旧有的文明格局前、各种文明间已有了广泛的交流与影响，但那是在几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少数人对异国它乡的暂短旅行中进行的。马其顿王亚力山大在他的一生征途中第一次使这几个不同的世界合流在一起。尽管他的武力之下的统一是短暂的，但它却永远打破了希腊人的固步自封，它促使地中海沿岸各族人的心灵向他们的敌手大大地靠近了一步，这种心灵的碰撞与融合是以上那些民族心灵走出自我的狭小天地的起点。它在原本各自关闭的民族心灵中强制地契入一个新的观念；象以往那样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反了。马其顿征服所造成的混乱告诉人们，他们的利益再也不能靠小范围内的某种政治或军事的行为去保障了。一个个的小屋顶被掀开，人们被迫来到更广阔的天地，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必须以自己的文化特点加入到空前广泛的社会圈中去孕育更普遍的和更宏大的文明建设。
因此，与其说马其顿的功绩在于它统一的建设性上，不如说是在于它征略的破坏性上。
实际上，马其顿人也与希腊一样是同属于诺迪克种的雅利安人。他们说着几乎同样的语言“在情感上已自愿成为希腊人”(世界史纲韦尔斯著)将马其顿组织成一个强大的王国和作战机器的国王菲力浦青年时代是在希腊渡过的。他在希腊受到当时西方世界最好的教育，他还知道希腊有一个目光远大的人叫伊索格拉底，这人到处宣传统一希腊的思想。菲力浦深知希腊城邦间分割对立的状态对于马其顿的成长和有朝一日用武力统一希腊是大有好处的。对于希腊人的自高自大，菲力浦只是暗地里感到好笑。他们竟把正在强大起来的马其顿看作是连个象样的奴隶也找不出的蛮荒之地，并因此拒绝承认马其顿也是希腊世界的一分子。他们实在无法忍受让那些马其顿的乡巴佬成为象他们一样的城邦公民。
但没过多久，当菲力浦的儿子，我们在第二章中曾经提到过的亚力山大，率领着用新的战术训练出来的马其顿方阵出现在希腊城邦面前时，希腊人只有战败而亡或屈膝降服的选择了。
希腊人在城邦利益的小天地中闷死了自己，使心灵失去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能力和机会。当马其顿人打碎了城邦强把他们拉入更广阔范围中的民族融合时，他们只是被动的乘客，而不是一种主动的心灵超越升华，这是非审美的融合。希腊人作为个体的全面发展，作为个体心灵的充满活力的存在，终于被希腊内部整体之间，及其同人类其他民族之间由于其狭隘性造成的矛盾束缚到窒息而亡的结局。
马其顿人顺应着历史为消除特化民族或文明阻碍其发展而进行的，向原始生命力回归以寻求新的发展的有生力量的潮流，象当年希腊人一样雄纠纠地出现在地中海沿岸。他们带给地中海一样新的东西——各民族之间空前的融合与统一。
历史以这一回归否定了希腊人在同全世界割离对抗的小城邦中个人的全面发展，开始酝酿更广阔范围内和更多的民族共同而平等地参予其中的全面发展。这一过程是艰难而长久的。西方世界之所以把希腊看作是自己发展的源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中比较全面的个人发展的历史起点，正是建立在对希腊小城邦内个人发展的狭隘性的否定上。
今天整个西方世界中较全面的个人发展是从希腊开始的一千多年时光中，历史一次次打破特化僵局并促进心灵同不断拓展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结果。
我们可以把希腊和罗马时期看作以上整个过程的第一阶段，而希腊小城邦之梦的破灭就是这一阶段中关键性的转则点。
六
马其顿人原始生命力的勃发是一次性的，在十多年不停息的征战中，亚力山大率领他的军队横扫了东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城邦和帝国，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上一个河口处建立了一个亚力山大城外，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可纪念的东西。这个亚力山大城后来成了希腊、埃及、波斯和犹太思想文化和宗教互相渗透融合的交叉点。在发展地中海文化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公元前三百二十三年，亚力山大三十三岁时，在被他征服的巴比伦，在一次狂饮大醉后，突然发烧而死。他那个月牙形环绕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帝国被他手下的三位将军瓜分了。
接下来是一段战乱的历史。直到将近二百年后，罗马人的步兵方阵重新统一了整个地中海沿岸的西方世界，建立起一个把地中海当作脸盆一样抱着的庞大帝国。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帝国。
毫无疑问，罗马人是比马其顿人更为成熟和伟大的民族。马其顿原始生命力只蕴育出一队军人，罗马的原始生命力则首先蕴育出一个共和国。马其顿人打败对手之后陷入不知所措的迷茫，于是日日宴饮狂欢，罗马步兵方阵的后面却有一个在当时西方世界中最完善，最有效的国家政权机构，它把被征服的民族和领土组织在一起，用一条条大路贯通起来，并把它们变成一个个秩序井然的行省。
如果说马其顿是被历史老人带到地中海沿岸却没能长大成人的野孩子，那么罗马则是历史老人带到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新的并终于长成巨人的野孩子。
一般的历史都详尽地叙述了罗马从一个来自亚平宁半岛中部扛着犁锄的野孩子成长为帝国巨人的过程。今天我在此要做的，是分析罗马人在这一成长过程中怎样耗尽了原始生命中的创造力，僵死在特化的棺木中，怎样使一颗向着更广阔的世界融进的心灵窒息在特化的窠臼里。在分析罗马人做为一个个别的民族从原始生命力的源头走向特化的僵局过程的同时，我们还要研究他们的历史在整个西方民族心灵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
罗马是由意大利中部台伯河上的一块浅滩发展起来的。最初这块浅滩是台伯河东岸落后野蛮的拉丁人和台伯河西岸有着较高文明的伊特刺斯坎人做交易的地方。后者据说是来自文明发展较早的爱琴海地区。拉丁人在这块浅滩上一方面不断受到伊特刺斯坎人的欺压，一方面又在不断的反抗和交易中从对手那里学来许多东西。历史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这种挑战的刺激之下，罗马周围的拉丁人的活力和创造力得到激发并成长起来。后来，当希腊人反抗波斯入侵的同一时代，拉丁人在这块浅滩上组成了罗马共和国。
拉丁人原始生命中的活力和创造力在对内和对外两方面显示出超过希腊人的特点，在内部事物上，作为共和国掌权者的元老院中有一批比希腊贵族更为明智的人，他们总是以让步和妥协平息平民们的不满和抗议，不使其发展成象希腊城邦中那样不间断的互相残杀。在共和国不断成长的上升时期，贵族和平民间的差别在不断的缩小，以致终于在一种较为和平的过渡中使元老院从清一色的贵族统治集团变成罗马平民中“一切有钱的、能干的、奋发的、有影响的人的会议。”(世界史纲韦尔斯)这样的内部政策一方面保证了所有罗马平民都可以从共和国的征服事业中或多或少地分享一份好处；一方面也形成一种较稳固的凝聚力，使罗马军团的战士(他们是由罗马平民组成的)多少知道他们是为了共和国同时也是为自己而战。
在对外事物中罗马也显示出超过雅典的宽广胸怀。
“它懂得同盟的价值；它能够同化外人，在国外和在国内一样，在那些日子里，它至少能以某种公平和稳健来‘互相让步’。罗马的特殊力量就在这里。雅典的民主政治深受‘爱国主义’的狭隘性之害，这是一切国家毁灭的原因。而在罗马的伟大年代里，那些比较精明、比较高尚的元老们，不但情愿以同他们自己的人民群众分享他们的特权作为最后手段，而且渴望在平等的条件下同他们最倔强的敌手结合在一起。他们慎重而稳步地扩大授与公民权的范围。有些城市变成了罗马的一部分，甚至享有在政府里投票的权利。”(世界史纲韦尔斯)
这一切都表明在意大利中部较原始的拉丁农夫开始加入到地中海沿岸文明发展中的初始阶段中，他们的心灵与对象世界融合的能力是超乎寻常的，正是凭借着这种能力，他们建立起了其规模远远超过希腊城邦的共和国。在希腊人把一切个人发展的权力及可能尽力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的尽可能少的公民中时，罗马人却把意大利所有的自由居民都变成了罗马的公民。随着罗马的扩张，罗马人把希腊化的文明带到它从重未涉足的野蛮的远方“意大利北部、西班牙、法兰西与西德的许多地方都开化了。所有这些地区都证明它们自身正如罗马自己一样，也能够享有高度的文化。”(西方哲学史罗素)
尽管罗马人除了建筑以外几乎没有为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东西，但他们却让更多的民族平等地参予到希腊式文化的发展中来，这就在空前广阔的范围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心灵的融合，同时在空前广阔的范围内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相同的文化氛围。
某一民族的原始生命力，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尚未被特定的逐欲方式特化的心灵所具有的无限的与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能力，这一能力将开辟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开端或新领域。但每一个从原始生命力源泉处出发走向文明发展之途的民族，他们的心灵与对象世界融合的目的往往都是为了寻求一种最有效的逐欲方式，一旦他们找到这一方式，他们就会在本能的驱使下竭尽全力地完善这一方式以求欲望最大限度的满足。结果他们蕴含了无限的与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能力的心灵，就被长期束缚在这种特定的方式和它所适应的对象范围内，最终将丧失与新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愿望和能力，逐渐走向特化的僵局。
罗马人在他们保持着心灵与无限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愿望和能力的时期、为西方人类文明的发展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但这一过程，同时也是罗马军团不断地为罗马人带来大量的金钱和奴隶以供罗马人享受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沿续，罗马人渐渐陷入对金钱和奴隶的无限的追逐中，他们不再把未被征服的民族看作是可以变成与他们一样的罗马公民的尚未结识的弟兄，而只是把他们看作尚未带上铁链的奴隶。长期的实践证明他们的政府和军队是征服和掠夺的最有效的工具，他们相信自己已成为世界的主人，只要有强大的由步兵方阵构成的罗马军团就可以有取之不竭的金钱和奴隶，而只要有了这些，也就有了罗马人享受不尽的欢乐和幸福。
当罗马人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建立起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帝国后，当他们掠夺了当时西方世界所有值得掠夺的文明财富后，罗马人除了享受掠夺的成果外再不想做任何事情。他们的心灵在对象世界的范围上特化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而不想也不能再向远方进发；他们的心灵在同对象世界结合的方式上，特化在尽可能掠夺财富和尽可能利用奴隶满足欲望的行为中。人类有史以来再也没有谁比得上罗马的富豪们拥有更多的金钱；再也没有谁在利用奴隶满足欲望方面比罗马人做得更为彻底和无情。
在罗马人努力从事征服和掠夺时，为了保持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他们把自己原始生命力中蕴含的所有创造力都运用在这两方面。等到他们的征服和掠夺停止下来专事享受后，他们在这两方面的创造力也消失了。政治上是专制的皇帝代替了民主的共和，军队中也由用钱买来的蛮族代替了为共和国而战的罗马农民。到这时，罗马人真正成为那个世界上的多余人，成了一具僵尸。
自从人类由原始状态转入文明状态以来，以武力夺取生存的权力和自由一直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正当事业，在这一点上没有那个民族比罗马人更为成功，同时也没有那个民族的心灵象罗马人那样彻底地特化在这一事业中。
第一个能够显现出罗马人的心灵走向特化的事件，是罗马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长达百余年，耗废两代人生命力的三次布匿战争。
迦太基是迦太基人建立在今天的突尼斯共和国濒临突尼斯弯的港口城邦。迦太基人历来是地中海上的霸主，他们从海上贸易中获得大笔财富，迦太基城的繁荣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是屈指可数的。这个强大富裕的邻国使罗马人感到既仇恨又惧怕。终于这种感情促使罗马人在一次迦太基人与海盗之间的战斗中不光彩地站在海盗一边而向迦太基宣战。
战争以罗马人的胜利告终，他们要消灭迦太基的原因非常简单——罗马人不能容忍距他们近在咫尺的地方有一个未被征服的富强邻国。既然迦太基人不肯屈服，又在三次战争中给罗马人造成极大的损失。罗马人的仇恨也就理所当然地到了疯狂的程度。当迦太基最终战败时，罗马人烧毁了整个城市，废墟上还用犁翻过来以示最后的毁灭，活着的迦太基人全部沦为奴隶，被带往海峡对面的意大利，罗马人站在犁过的废墟上诅咒说，任何人要想重建迦太基城必遭天谴。
罗马人在毁灭了迦太基人的同时，也断送了在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中、心灵同无限广阔的对象世界融合的进程。在对外政策上，地中海沿岸所有文明富裕的城邦要么屈服于罗马，向他纳贡和献上奴隶；要么就同迦太基一样被毁掉，就在毁灭迦太基的同一年里，罗马人还毁灭了希腊本土最后一个充满活力，似乎能与罗马垄断贸易的企图相抗衡的大城市科林斯。
在对内政策上，为饷金和战利品而战的职业军人在对迦太基的战争中取代了以公民身份义务参战的农民。而且罗马有权占有大面积土地的人发现，用大批的奴隶大面积地耕种油料和酿酒作物，比让拥有公民权的农民一户一块地种粮食更能攒钱，于是他们把自由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因为军队已不再是农民的子弟兵，用钱买来的军团甚至干脆由蛮族组成的雇佣军正可以用来对付那些以往需让步妥协的自由农民或一般贫困的公民。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大批失去土地的自由农民纷纷涌入城市，他们依附在一些豪强的门下，作为无业游民，靠豪强们兴之所致的拖舍渡日。这种寄生虫般的生活严重腐蚀了往日勤劳勇敢的罗马公民，使他们成为一群毫无责任心，游手好闲，贪得无厌的无赖。而且整个罗马公民阶层中也早已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气，因为一切都可以由奴隶替他们做。奴隶角斗士可以满足他们因无聊而要寻找刺激的需求；奴隶建筑工可以为他们建造出象斗兽场那样的宏伟建筑；奴隶农夫可以替他们耕种和收获；甚至从希腊等文化效发达地区掠来的文学、哲学、戏剧等专门奴隶，可以为他们写作或为他们演出。总之罗马人除役使奴隶享受豪华生活以外可以不做任何事情。
被罗马人引入特化僵局的，不仅是他们自己原始生命中的心灵的融合力和由此决定的创造力；同时随着罗马人被特化的还有原始社会中一直传流下来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就是通行于一切动物中的弱肉强食的生存准则。
罗马人在奉行这一准则的成功历史中，把这一准则推行到特化的僵局，空前地暴露出这一准则的残暴性和非人性。长期的屠杀和掠夺不仅给被屠杀掠夺者带来损失，而且也给罗马人造成心灵上的损害；再锋利的刀也有砍钝的时候，再善战的民族也有厌倦的时候。罗马以火与剑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所有文明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纵欲无度无所事事的日子，整个罗马都被这种掠夺和享受腐蚀了。到了罗马帝国的末期，罗马社会机体的坏死，通过公民的厌世和遁世情绪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时的罗马帝国不仅不能再向未被征服地区伸出富于生命力的藤蔓，相反，它已经因躺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吸吮了太多的膏脂而腐烂不堪。特化社会机体坏死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在它已有的体制中不能为任何新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机会和可能；任何有才学、有理想的杰出人物都很难通过参与已有的社会体制的管理活动去完成有价值的事业。于是，整个社会，除了一群秃鹫般的食客仍匍伏在帝国的僵尸上啃吃腐肉外，一般作为社会生长底蕴的下层民众，和有能力把这一底蕴组织成有效的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已退出了帝国赖以存在的政治活动。基督教的传播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进行的。
基督教教义中，对现世生活中肉欲满足的追求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这是对罗马帝国奉行的价值准则的否定。正如前面我们说过的那样，罗马人在几百年的征服与享受过程中把以往所有民族都曾奉行的这一准则推向了特化的僵局。罗马人空前成功地把当时西方文明世界中一切能供享受的东西全部掠夺在手，在这一点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没能达到罗马人那样彻底的程度。同时，一方面这一征服和掠夺的过程，在空前的范围内给当时西方文明世界中所有异族造成了空前的伤害，这就决定了帝国成员中由被征服者构成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对帝国是毫无善感和怀恨在心的，即然他们不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反抗，那么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退出帝国捍卫者的行列就是最自然的选择了；另一方面，罗马人在最成功也是最残酷的征服战争中丧失了罗马初期所具有的与作为对象世界的其他民族相融合的心灵力量，同时，在长期唯利是图的内外争夺杀戳中和长期的最终导致人欲厌足的无度享受中，罗马人丧失了从原始生命源泉出发时所具有的一切活力和创造力，他们在对人世生活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和无度的挥霍后开始厌倦了，这种厌倦甚至导致人口的减少，到了帝国的末期，公民人数不断下降，富豪和权贵被悬空在奴隶和由蛮族组成的军团之上。这就难怪庞大的，曾经战无不胜的罗马帝国会在境外蛮族的打击面前土崩瓦解了。一颗曾经是激情奔涌，蕴含了与无限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能力的心灵和一个强健的，充满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躯身，就这样在运用一种有效的手段实现与对象世界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地由一种追求心灵与无恨的对象世界相融合及追求物欲满足并存的进取或上升，转向单纯追求唯我独享的物欲满足的坠落，并最终成为一具特化的僵尸腐烂在曾养育了他的大地上。
在英国人韦尔斯写的世界史纲中，对罗马人被物欲追求特化得丧失了创造性和开拓性活动能力和激情的状态做了生动的描述：
如果我们把罗马的那两个上升和昌盛的世纪，即公元第一和第二世纪同大约从公元前四百六十六年伯利克里在雅典称雄时开始的两个世纪的希腊和希腊化生活作一比较，我们就会感到惊异——我们不能说罗马处于下风，它却完全没有科学这东西。罗马富豪和罗马统治者的缺乏好奇心甚至比他们的建筑更为牢固和不寻常。
特别是在一门知识领域里，我们本可以期望罗马人是活跃和有进取心的，那就是地理学。他们的政治利益要求他们对边境以外的事态作出扎实的调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调查。罗马人的游记实际上没有超越过帝国的界限，没有那些象希罗多德(希腊历史学家)关于斯基台人、非洲人等等的敏锐而奇异的记载。拉丁文中找不到可以相比于中国早期文献里有关印度和西伯利亚的描述。
甚至，罗马人似乎没有查问过运到他们市场上的中国丝绸是些什么人缫织的，香料是什么样的人制作的，琥珀和珍珠是些什么人采集的。而查问的渠道是敞开的和容易的；可以想象，道路四通八达，去‘偏僻地方’探险是十分方便的。
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地方的宝物珍品都被搜括了去供给罗马人的挥霍。斯基提亚的森林提供了贵重的毛皮。琥珀从波罗的海岸由陆路运到多瑙河巴比伦的地毯和东方其它制品(如中国的丝绸)需求很大然而罗马还是只满足于宴会、勒索、发财和观看格斗表演，丝毫没有意思去弄清楚关于印度、中国、波斯或斯基提亚、佛陀或琐罗亚斯德，或者关于匈奴人、尼格罗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任何事情，或是西方海洋的秘密。
当我们理解了使得他们这样不关心的社会气氛成为可能的那种缺乏灵感的特质时，我们也就能懂得为什么罗马在它充满着大好机会的时代没有发展任何物理或化学，从而对物质取得更大的控制了。罗马的医生大多是希腊人，其中许多是奴隶——罗马的富豪甚至不懂得购买别人的才智就是糟蹋自己的才智。这并不是由于罗马人中间缺乏天生有才能的人；而完全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所致罗马的科学是在财富和军事的压迫的窒息中流产了
如果物理和生物科学是在罗马昌盛的硬土地上枯萎而死的，那么政治和社会科学连发芽的机会都没有过。讨论政治会当作对皇帝的叛逆，社会或经济的调查会威胁富豪。所以罗马直到灾祸临头，它从来没有检查过自己的社会健康情况，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并不要他们的公民以任何精神去为任何事业而战斗。富豪们侵蚀了他们普通居民的人心，他们满足于他们口头的饭食。军团里充满了日耳曼人、布立吞人、努米迪亚人等等；直到最后有钱的罗马人竟以为他们能收买蛮族人来保卫他们并抵抗外来的敌人和内部造反的穷人。
象这样一个极端特化的帝国。它的灭亡是很自然的，首先在精神上战胜它的基督教，随后在武力上战胜它的是那些被称为日尔曼人、哥特人和匈奴人的蛮族侵者。
西方世界的历史在通过这两种力量否定了罗马帝国的特化僵局后，又开始了新的、范围更为广阔的发展。蛮族的入侵打破了罗马疆界对所有西方世界各民族的隔阂，促成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基督教的传播打破了罗马帝国人们之间穷富尊卑及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信仰观念上的差别，促成了空前的社会各阶层及各民族间心灵上的平等和统一。
从此，西方民族以一个整体姿态开始了从原始生命力源头出发，向着有利于生存的方向发展并走入特化的过程。这当中不再有某个象希腊或罗马人那样的民族特化的历史；特化和消除特化的过程就整个西方世界内部而言，是通过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发展史表现的。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分析基督教这个社会阶层逐渐走入特化僵局的过程。
这能不能用占阄的办法呢？”面对这个问题，雅典公民可就要面红耳赤了。
于是他们就对苏格拉底说：“不用再讲你那套鞋匠、木匠和铜匠了。由于你反复不休地提他们，现在他们已经被你讲烂了。”(罗素西方哲学史)
苏格拉底“可恨”的地方还远不止于此。他每天穿着破烂的旧衣服，光着脚站在街心不停地用他利剑一样的舌头剥下雅典人的骄傲和自豪，并把他们的无知和狭隘象鱼干似的晒在阳光下。
如果雅典的公民们是些每天各忙一项生计的劳动者，他们或许会因为无暇而忽略这位哲人，但他们偏偏是些有奴隶为他们干活的闲人。他们把奴隶制城邦和役使奴隶的自我看作世间最伟大、最值得骄傲的造物。除了用武力保卫这一切外，他们还要通过一切意识形态中传统的东西证明城邦和自我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一证明往往就是靠平日里的街谈巷议和以此为基调的公民大会，因此他们对苏格拉底的街头辩论看得特别重要，一心想通过和他的辩论证明城邦和公民的伟大。而苏格拉底却把他们遵循的一切传统及价值准则都逐一批驳得一文不值。他首先证明每个公民都是无知无智的，然后又说无知无智的公民和奴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不象以前那些希腊哲学家，整天抬头仰望、然后对天地万物的本源做一些猜测，无论他们怎样为了万物究竟起源于火、还是起源于水、或者起源于原子而争吵不休，这对于希腊人的实际生活和他们的骄傲自大并没有什么危害。而苏格拉底的一双眼睛却只盯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他要推翻希腊人可以为所欲为的那个“人世间万物的尺度”的观念，要建立起一套普遍的行为准则，而这建立又是以对传统准则的否定为前提的。这就难免要引起公民们的仇视和愤怒了。
当这些仇视和愤怒终于促成了一场公民大会，对苏格拉底做出最后判决时，雅典人并没有非置他于死地的决心，他们希望通过一项相当重的处罚挽回自己的尊严和面子，并希望苏格拉底要么从此闭上嘴巴要么改变以往的观念。但苏格拉底却再一次讽刺了他们。
他先是提出一项微不足道的罚金提议，然后又把向他提出的指控逐一驳倒。这就更加激起了公民们怒火，并最后判了他的死刑。
苏格拉底坦然接受了这个判决，对那些判他死刑的人们说：“他是被神派遣到这个国家里来的一个牛虻，而且再找一个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大容易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他接着说：“我敢说你们会感到恼怒的(就象一个突然从睡梦中被惊醒的人那样)并且你们以为你们可以象安尼图斯(雅典的检察官)所建议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把我打死，然后你们便可以安稳地度过你们的余生，除非是神照顾你们，又给你们再派来另一个牛虻。”(罗素西方哲学史)
苏格拉底平静地死去了，他之所以那么平静是因为他相信(而且事实上也正是)没有什么力量能打败他和损害他。生命的终止，世间的荣辱对他来说是无所谓好与坏的。但他的死却给雅典公民的额头印上了永远擦洗不掉的耻辱。他们杀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们最后一个向新的心灵彼岸发展的可能。他们实际上是宣判了自我心灵的死刑，从此他们象僵尸一样躺在爱琴海的沿岸。等待历史再一次向原始生命力的源泉回归时，从那源头带来孕含了文明新发展可能的种子栽种在他们的尸体中，把他们作为新发展的孕床，象克里特人一样。
五
当希腊人在小城邦的建筑中，在享受由城邦保护的即得利益中逐渐走入特化死胡同，失去了心灵向更深广的对象世界融合所需要的原始生命力的时候。在他们城邦的背后，在一大片相对落后的农业地区，正在凝聚着一股比当初从欧洲腹地森林中走向爱琴海的希腊人更为庞大的群体力量。这就是马其顿王国。同那些较为舒服地在城邦中渡过了几百年文明生活的希腊人相比，马其顿农夫的身上含孕着更为充沛的，可以促成地中海文明新发展的原始生命力。
希腊人在与周围野蛮人对抗的小城邦中建立了高度发展的文明。但在建立的同时他们又用方圆不超过十几公里的城邦把自己的文明囚禁起来，象一群吝啬的守财奴一样不愿让别人加入进来与他们共享文明。
历史象一位有意志的操作者，他看出不能再指望希腊人走出城邦为文明的发展开拓新的更广阔的天地，于是他开始了一次新的向着生命力源头的回归，以求开引出一股新鲜的生命之流。他的目光越过爱琴海北岸的希腊城邦，欣慰地发现在那片更为广阔的土地上，一股新的文明发展的生力军正向地中海沿岸走来。这支生力军在其短暂的冲击中，打碎了希腊城邦的城墙，同时把里面流出的富于营养的文明之水引向当时西方人类所知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巴尔干半岛、整个的波斯帝国
和古老的埃及以及地中海东岸的狭长地带。
虽然在马其顿铁蹄踏破地中海沿岸旧有的文明格局前、各种文明间已有了广泛的交流与影响，但那是在几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少数人对异国它乡的暂短旅行中进行的。马其顿王亚力山大在他的一生征途中第一次使这几个不同的世界合流在一起。尽管他的武力之下的统一是短暂的，但它却永远打破了希腊人的固步自封，它促使地中海沿岸各族人的心灵向他们的敌手大大地靠近了一步，这种心灵的碰撞与融合是以上那些民族心灵走出自我的狭小天地的起点。它在原本各自关闭的民族心灵中强制地契入一个新的观念；象以往那样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反了。马其顿征服所造成的混乱告诉人们，他们的利益再也不能靠小范围内的某种政治或军事的行为去保障了。一个个的小屋顶被掀开，人们被迫来到更广阔的天地，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必须以自己的文化特点加入到空前广泛的社会圈中去孕育更普遍的和更宏大的文明建设。
因此，与其说马其顿的功绩在于它统一的建设性上，不如说是在于它征略的破坏性上。
实际上，马其顿人也与希腊一样是同属于诺迪克种的雅利安人。他们说着几乎同样的语言“在情感上已自愿成为希腊人”(世界史纲韦尔斯著)将马其顿组织成一个强大的王国和作战机器的国王菲力浦青年时代是在希腊渡过的。他在希腊受到当时西方世界最好的教育，他还知道希腊有一个目光远大的人叫伊索格拉底，这人到处宣传统一希腊的思想。菲力浦深知希腊城邦间分割对立的状态对于马其顿的成长和有朝一日用武力统一希腊是大有好处的。对于希腊人的自高自大，菲力浦只是暗地里感到好笑。他们竟把正在强大起来的马其顿看作是连个象样的奴隶也找不出的蛮荒之地，并因此拒绝承认马其顿也是希腊世界的一分子。他们实在无法忍受让那些马其顿的乡巴佬成为象他们一样的城邦公民。
但没过多久，当菲力浦的儿子，我们在第二章中曾经提到过的亚力山大，率领着用新的战术训练出来的马其顿方阵出现在希腊城邦面前时，希腊人只有战败而亡或屈膝降服的选择了。
希腊人在城邦利益的小天地中闷死了自己，使心灵失去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能力和机会。当马其顿人打碎了城邦强把他们拉入更广阔范围中的民族融合时，他们只是被动的乘客，而不是一种主动的心灵超越升华，这是非审美的融合。希腊人作为个体的全面发展，作为个体心灵的充满活力的存在，终于被希腊内部整体之间，及其同人类其他民族之间由于其狭隘性造成的矛盾束缚到窒息而亡的结局。
马其顿人顺应着历史为消除特化民族或文明阻碍其发展而进行的，向原始生命力回归以寻求新的发展的有生力量的潮流，象当年希腊人一样雄纠纠地出现在地中海沿岸。他们带给地中海一样新的东西——各民族之间空前的融合与统一。
历史以这一回归否定了希腊人在同全世界割离对抗的小城邦中个人的全面发展，开始酝酿更广阔范围内和更多的民族共同而平等地参予其中的全面发展。这一过程是艰难而长久的。西方世界之所以把希腊看作是自己发展的源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中比较全面的个人发展的历史起点，正是建立在对希腊小城邦内个人发展的狭隘性的否定上。
今天整个西方世界中较全面的个人发展是从希腊开始的一千多年时光中，历史一次次打破特化僵局并促进心灵同不断拓展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结果。
我们可以把希腊和罗马时期看作以上整个过程的第一阶段，而希腊小城邦之梦的破灭就是这一阶段中关键性的转则点。
六
马其顿人原始生命力的勃发是一次性的，在十多年不停息的征战中，亚力山大率领他的军队横扫了东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城邦和帝国，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上一个河口处建立了一个亚力山大城外，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可纪念的东西。这个亚力山大城后来成了希腊、埃及、波斯和犹太思想文化和宗教互相渗透融合的交叉点。在发展地中海文化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公元前三百二十三年，亚力山大三十三岁时，在被他征服的巴比伦，在一次狂饮大醉后，突然发烧而死。他那个月牙形环绕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帝国被他手下的三位将军瓜分了。
接下来是一段战乱的历史。直到将近二百年后，罗马人的步兵方阵重新统一了整个地中海沿岸的西方世界，建立起一个把地中海当作脸盆一样抱着的庞大帝国。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帝国。
毫无疑问，罗马人是比马其顿人更为成熟和伟大的民族。马其顿原始生命力只蕴育出一队军人，罗马的原始生命力则首先蕴育出一个共和国。马其顿人打败对手之后陷入不知所措的迷茫，于是日日宴饮狂欢，罗马步兵方阵的后面却有一个在当时西方世界中最完善，最有效的国家政权机构，它把被征服的民族和领土组织在一起，用一条条大路贯通起来，并把它们变成一个个秩序井然的行省。
如果说马其顿是被历史老人带到地中海沿岸却没能长大成人的野孩子，那么罗马则是历史老人带到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新的并终于长成巨人的野孩子。
一般的历史都详尽地叙述了罗马从一个来自亚平宁半岛中部扛着犁锄的野孩子成长为帝国巨人的过程。今天我在此要做的，是分析罗马人在这一成长过程中怎样耗尽了原始生命中的创造力，僵死在特化的棺木中，怎样使一颗向着更广阔的世界融进的心灵窒息在特化的窠臼里。在分析罗马人做为一个个别的民族从原始生命力的源头走向特化的僵局过程的同时，我们还要研究他们的历史在整个西方民族心灵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
罗马是由意大利中部台伯河上的一块浅滩发展起来的。最初这块浅滩是台伯河东岸落后野蛮的拉丁人和台伯河西岸有着较高文明的伊特刺斯坎人做交易的地方。后者据说是来自文明发展较早的爱琴海地区。拉丁人在这块浅滩上一方面不断受到伊特刺斯坎人的欺压，一方面又在不断的反抗和交易中从对手那里学来许多东西。历史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这种挑战的刺激之下，罗马周围的拉丁人的活力和创造力得到激发并成长起来。后来，当希腊人反抗波斯入侵的同一时代，拉丁人在这块浅滩上组成了罗马共和国。
拉丁人原始生命中的活力和创造力在对内和对外两方面显示出超过希腊人的特点，在内部事物上，作为共和国掌权者的元老院中有一批比希腊贵族更为明智的人，他们总是以让步和妥协平息平民们的不满和抗议，不使其发展成象希腊城邦中那样不间断的互相残杀。在共和国不断成长的上升时期，贵族和平民间的差别在不断的缩小，以致终于在一种较为和平的过渡中使元老院从清一色的贵族统治集团变成罗马平民中“一切有钱的、能干的、奋发的、有影响的人的会议。”(世界史纲韦尔斯)这样的内部政策一方面保证了所有罗马平民都可以从共和国的征服事业中或多或少地分享一份好处；一方面也形成一种较稳固的凝聚力，使罗马军团的战士(他们是由罗马平民组成的)多少知道他们是为了共和国同时也是为自己而战。
在对外事物中罗马也显示出超过雅典的宽广胸怀。
“它懂得同盟的价值；它能够同化外人，在国外和在国内一样，在那些日子里，它至少能以某种公平和稳健来‘互相让步’。罗马的特殊力量就在这里。雅典的民主政治深受‘爱国主义’的狭隘性之害，这是一切国家毁灭的原因。而在罗马的伟大年代里，那些比较精明、比较高尚的元老们，不但情愿以同他们自己的人民群众分享他们的特权作为最后手段，而且渴望在平等的条件下同他们最倔强的敌手结合在一起。他们慎重而稳步地扩大授与公民权的范围。有些城市变成了罗马的一部分，甚至享有在政府里投票的权利。”(世界史纲韦尔斯)
这一切都表明在意大利中部较原始的拉丁农夫开始加入到地中海沿岸文明发展中的初始阶段中，他们的心灵与对象世界融合的能力是超乎寻常的，正是凭借着这种能力，他们建立起了其规模远远超过希腊城邦的共和国。在希腊人把一切个人发展的权力及可能尽力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的尽可能少的公民中时，罗马人却把意大利所有的自由居民都变成了罗马的公民。随着罗马的扩张，罗马人把希腊化的文明带到它从重未涉足的野蛮的远方“意大利北部、西班牙、法兰西与西德的许多地方都开化了。所有这些地区都证明它们自身正如罗马自己一样，也能够享有高度的文化。”(西方哲学史罗素)
尽管罗马人除了建筑以外几乎没有为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东西，但他们却让更多的民族平等地参予到希腊式文化的发展中来，这就在空前广阔的范围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心灵的融合，同时在空前广阔的范围内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相同的文化氛围。
某一民族的原始生命力，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尚未被特定的逐欲方式特化的心灵所具有的无限的与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能力，这一能力将开辟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开端或新领域。但每一个从原始生命力源泉处出发走向文明发展之途的民族，他们的心灵与对象世界融合的目的往往都是为了寻求一种最有效的逐欲方式，一旦他们找到这一方式，他们就会在本能的驱使下竭尽全力地完善这一方式以求欲望最大限度的满足。结果他们蕴含了无限的与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能力的心灵，就被长期束缚在这种特定的方式和它所适应的对象范围内，最终将丧失与新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愿望和能力，逐渐走向特化的僵局。
罗马人在他们保持着心灵与无限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愿望和能力的时期、为西方人类文明的发展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但这一过程，同时也是罗马军团不断地为罗马人带来大量的金钱和奴隶以供罗马人享受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沿续，罗马人渐渐陷入对金钱和奴隶的无限的追逐中，他们不再把未被征服的民族看作是可以变成与他们一样的罗马公民的尚未结识的弟兄，而只是把他们看作尚未带上铁链的奴隶。长期的实践证明他们的政府和军队是征服和掠夺的最有效的工具，他们相信自己已成为世界的主人，只要有强大的由步兵方阵构成的罗马军团就可以有取之不竭的金钱和奴隶，而只要有了这些，也就有了罗马人享受不尽的欢乐和幸福。
当罗马人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建立起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帝国后，当他们掠夺了当时西方世界所有值得掠夺的文明财富后，罗马人除了享受掠夺的成果外再不想做任何事情。他们的心灵在对象世界的范围上特化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而不想也不能再向远方进发；他们的心灵在同对象世界结合的方式上，特化在尽可能掠夺财富和尽可能利用奴隶满足欲望的行为中。人类有史以来再也没有谁比得上罗马的富豪们拥有更多的金钱；再也没有谁在利用奴隶满足欲望方面比罗马人做得更为彻底和无情。
在罗马人努力从事征服和掠夺时，为了保持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他们把自己原始生命力中蕴含的所有创造力都运用在这两方面。等到他们的征服和掠夺停止下来专事享受后，他们在这两方面的创造力也消失了。政治上是专制的皇帝代替了民主的共和，军队中也由用钱买来的蛮族代替了为共和国而战的罗马农民。到这时，罗马人真正成为那个世界上的多余人，成了一具僵尸。
自从人类由原始状态转入文明状态以来，以武力夺取生存的权力和自由一直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正当事业，在这一点上没有那个民族比罗马人更为成功，同时也没有那个民族的心灵象罗马人那样彻底地特化在这一事业中。
第一个能够显现出罗马人的心灵走向特化的事件，是罗马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长达百余年，耗废两代人生命力的三次布匿战争。
迦太基是迦太基人建立在今天的突尼斯共和国濒临突尼斯弯的港口城邦。迦太基人历来是地中海上的霸主，他们从海上贸易中获得大笔财富，迦太基城的繁荣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是屈指可数的。这个强大富裕的邻国使罗马人感到既仇恨又惧怕。终于这种感情促使罗马人在一次迦太基人与海盗之间的战斗中不光彩地站在海盗一边而向迦太基宣战。
战争以罗马人的胜利告终，他们要消灭迦太基的原因非常简单——罗马人不能容忍距他们近在咫尺的地方有一个未被征服的富强邻国。既然迦太基人不肯屈服，又在三次战争中给罗马人造成极大的损失。罗马人的仇恨也就理所当然地到了疯狂的程度。当迦太基最终战败时，罗马人烧毁了整个城市，废墟上还用犁翻过来以示最后的毁灭，活着的迦太基人全部沦为奴隶，被带往海峡对面的意大利，罗马人站在犁过的废墟上诅咒说，任何人要想重建迦太基城必遭天谴。
罗马人在毁灭了迦太基人的同时，也断送了在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中、心灵同无限广阔的对象世界融合的进程。在对外政策上，地中海沿岸所有文明富裕的城邦要么屈服于罗马，向他纳贡和献上奴隶；要么就同迦太基一样被毁掉，就在毁灭迦太基的同一年里，罗马人还毁灭了希腊本土最后一个充满活力，似乎能与罗马垄断贸易的企图相抗衡的大城市科林斯。
在对内政策上，为饷金和战利品而战的职业军人在对迦太基的战争中取代了以公民身份义务参战的农民。而且罗马有权占有大面积土地的人发现，用大批的奴隶大面积地耕种油料和酿酒作物，比让拥有公民权的农民一户一块地种粮食更能攒钱，于是他们把自由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因为军队已不再是农民的子弟兵，用钱买来的军团甚至干脆由蛮族组成的雇佣军正可以用来对付那些以往需让步妥协的自由农民或一般贫困的公民。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大批失去土地的自由农民纷纷涌入城市，他们依附在一些豪强的门下，作为无业游民，靠豪强们兴之所致的拖舍渡日。这种寄生虫般的生活严重腐蚀了往日勤劳勇敢的罗马公民，使他们成为一群毫无责任心，游手好闲，贪得无厌的无赖。而且整个罗马公民阶层中也早已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气，因为一切都可以由奴隶替他们做。奴隶角斗士可以满足他们因无聊而要寻找刺激的需求；奴隶建筑工可以为他们建造出象斗兽场那样的宏伟建筑；奴隶农夫可以替他们耕种和收获；甚至从希腊等文化效发达地区掠来的文学、哲学、戏剧等专门奴隶，可以为他们写作或为他们演出。总之罗马人除役使奴隶享受豪华生活以外可以不做任何事情。
被罗马人引入特化僵局的，不仅是他们自己原始生命中的心灵的融合力和由此决定的创造力；同时随着罗马人被特化的还有原始社会中一直传流下来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就是通行于一切动物中的弱肉强食的生存准则。
罗马人在奉行这一准则的成功历史中，把这一准则推行到特化的僵局，空前地暴露出这一准则的残暴性和非人性。长期的屠杀和掠夺不仅给被屠杀掠夺者带来损失，而且也给罗马人造成心灵上的损害；再锋利的刀也有砍钝的时候，再善战的民族也有厌倦的时候。罗马以火与剑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所有文明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纵欲无度无所事事的日子，整个罗马都被这种掠夺和享受腐蚀了。到了罗马帝国的末期，罗马社会机体的坏死，通过公民的厌世和遁世情绪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时的罗马帝国不仅不能再向未被征服地区伸出富于生命力的藤蔓，相反，它已经因躺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吸吮了太多的膏脂而腐烂不堪。特化社会机体坏死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在它已有的体制中不能为任何新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机会和可能；任何有才学、有理想的杰出人物都很难通过参与已有的社会体制的管理活动去完成有价值的事业。于是，整个社会，除了一群秃鹫般的食客仍匍伏在帝国的僵尸上啃吃腐肉外，一般作为社会生长底蕴的下层民众，和有能力把这一底蕴组织成有效的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已退出了帝国赖以存在的政治活动。基督教的传播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进行的。
基督教教义中，对现世生活中肉欲满足的追求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这是对罗马帝国奉行的价值准则的否定。正如前面我们说过的那样，罗马人在几百年的征服与享受过程中把以往所有民族都曾奉行的这一准则推向了特化的僵局。罗马人空前成功地把当时西方文明世界中一切能供享受的东西全部掠夺在手，在这一点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没能达到罗马人那样彻底的程度。同时，一方面这一征服和掠夺的过程，在空前的范围内给当时西方文明世界中所有异族造成了空前的伤害，这就决定了帝国成员中由被征服者构成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对帝国是毫无善感和怀恨在心的，即然他们不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反抗，那么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退出帝国捍卫者的行列就是最自然的选择了；另一方面，罗马人在最成功也是最残酷的征服战争中丧失了罗马初期所具有的与作为对象世界的其他民族相融合的心灵力量，同时，在长期唯利是图的内外争夺杀戳中和长期的最终导致人欲厌足的无度享受中，罗马人丧失了从原始生命源泉出发时所具有的一切活力和创造力，他们在对人世生活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和无度的挥霍后开始厌倦了，这种厌倦甚至导致人口的减少，到了帝国的末期，公民人数不断下降，富豪和权贵被悬空在奴隶和由蛮族组成的军团之上。这就难怪庞大的，曾经战无不胜的罗马帝国会在境外蛮族的打击面前土崩瓦解了。一颗曾经是激情奔涌，蕴含了与无限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能力的心灵和一个强健的，充满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躯身，就这样在运用一种有效的手段实现与对象世界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地由一种追求心灵与无恨的对象世界相融合及追求物欲满足并存的进取或上升，转向单纯追求唯我独享的物欲满足的坠落，并最终成为一具特化的僵尸腐烂在曾养育了他的大地上。
在英国人韦尔斯写的世界史纲中，对罗马人被物欲追求特化得丧失了创造性和开拓性活动能力和激情的状态做了生动的描述：
如果我们把罗马的那两个上升和昌盛的世纪，即公元第一和第二世纪同大约从公元前四百六十六年伯利克里在雅典称雄时开始的两个世纪的希腊和希腊化生活作一比较，我们就会感到惊异——我们不能说罗马处于下风，它却完全没有科学这东西。罗马富豪和罗马统治者的缺乏好奇心甚至比他们的建筑更为牢固和不寻常。
特别是在一门知识领域里，我们本可以期望罗马人是活跃和有进取心的，那就是地理学。他们的政治利益要求他们对边境以外的事态作出扎实的调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调查。罗马人的游记实际上没有超越过帝国的界限，没有那些象希罗多德(希腊历史学家)关于斯基台人、非洲人等等的敏锐而奇异的记载。拉丁文中找不到可以相比于中国早期文献里有关印度和西伯利亚的描述。
甚至，罗马人似乎没有查问过运到他们市场上的中国丝绸是些什么人缫织的，香料是什么样的人制作的，琥珀和珍珠是些什么人采集的。而查问的渠道是敞开的和容易的；可以想象，道路四通八达，去‘偏僻地方’探险是十分方便的。
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地方的宝物珍品都被搜括了去供给罗马人的挥霍。斯基提亚的森林提供了贵重的毛皮。琥珀从波罗的海岸由陆路运到多瑙河巴比伦的地毯和东方其它制品(如中国的丝绸)需求很大然而罗马还是只满足于宴会、勒索、发财和观看格斗表演，丝毫没有意思去弄清楚关于印度、中国、波斯或斯基提亚、佛陀或琐罗亚斯德，或者关于匈奴人、尼格罗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任何事情，或是西方海洋的秘密。
当我们理解了使得他们这样不关心的社会气氛成为可能的那种缺乏灵感的特质时，我们也就能懂得为什么罗马在它充满着大好机会的时代没有发展任何物理或化学，从而对物质取得更大的控制了。罗马的医生大多是希腊人，其中许多是奴隶——罗马的富豪甚至不懂得购买别人的才智就是糟蹋自己的才智。这并不是由于罗马人中间缺乏天生有才能的人；而完全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所致罗马的科学是在财富和军事的压迫的窒息中流产了
如果物理和生物科学是在罗马昌盛的硬土地上枯萎而死的，那么政治和社会科学连发芽的机会都没有过。讨论政治会当作对皇帝的叛逆，社会或经济的调查会威胁富豪。所以罗马直到灾祸临头，它从来没有检查过自己的社会健康情况，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并不要他们的公民以任何精神去为任何事业而战斗。富豪们侵蚀了他们普通居民的人心，他们满足于他们口头的饭食。军团里充满了日耳曼人、布立吞人、努米迪亚人等等；直到最后有钱的罗马人竟以为他们能收买蛮族人来保卫他们并抵抗外来的敌人和内部造反的穷人。
象这样一个极端特化的帝国。它的灭亡是很自然的，首先在精神上战胜它的基督教，随后在武力上战胜它的是那些被称为日尔曼人、哥特人和匈奴人的蛮族侵者。
西方世界的历史在通过这两种力量否定了罗马帝国的特化僵局后，又开始了新的、范围更为广阔的发展。蛮族的入侵打破了罗马疆界对所有西方世界各民族的隔阂，促成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基督教的传播打破了罗马帝国人们之间穷富尊卑及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信仰观念上的差别，促成了空前的社会各阶层及各民族间心灵上的平等和统一。
从此，西方民族以一个整体姿态开始了从原始生命力源头出发，向着有利于生存的方向发展并走入特化的过程。这当中不再有某个象希腊或罗马人那样的民族特化的历史；特化和消除特化的过程就整个西方世界内部而言，是通过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发展史表现的。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分析基督教这个社会阶层逐渐走入特化僵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