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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从老家探亲回来。一年多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回来后，我的心满满的，脚步是沉重的，身体是沉重的。
生我养我的小村，不知哪天也起了集市，我是从奶奶的口中得知的。奶奶的冠心病已很严重，很久就不能走远路了，我问她还能去镇上的邻村赶集吗，她说不能，走不到了。还好，我们村也能赶集了，我心里一阵喜悦，是为年迈的奶奶还能自己去挑拣一点爱吃的能用的东西，更是为这落后几辈子的老村，终于也有些发达了。
我独自走在村中的小胡同里，搜索着它的变化，还是那些堆成垛的柴草拥挤着不宽的胡同，路面上则留着泥泞后的车辙脚印，让人想起沧桑的老农额头深纹。最让我吃惊的当属小学校了，这个我的人生起点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渡过的居所，一个曾经孕育了无数代龙子凤女的摇篮。那脆耳的上下课铃声响亮整个小村的震荡，孩子们的读书声，嘻笑声的喧哗，不绝耳畔。而眼前的房子仍排成教室的模样，我仍能顺着没有窗户的黑洞看到黑板，下面的讲台，却已不是往日的热情洋溢，只是空落的红墙红瓦，明亮的玻璃门窗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个个大大的黑洞诉说着苍凉。我问随行的父亲，怎么学校搬走了。他说是啊，已经没有那么多孩子上学了，组不成班，都合成并到镇上去了。我感慨计划生育，感慨农村向城市包围的政策。想着本村的一个个六七岁的学龄孩子顶风冒雨去远处的镇上上学的景象，不禁一个寒颤。这也是一种前进的脚步吧。
父亲在自家的南厢房，砌上数间洗澡堂，安上暖气，装上半吨的锅炉，就造成了一个为面向黄土背朝天的乡亲讲卫生的处所。免去村人不远长途去镇上洗澡的麻烦。烧煤的煤要买，并且价格也涨的厉害，父亲宁肯白忙活，尤其冬天又要烧暖气，一天有六个人来洗就只够本钱。这时洗澡费涨价是理所当然的，可父亲不肯，他说，都是自己村的人来洗，乡里乡亲的。语重深长。在家里呆的这几天里，我看到父亲本来晒得黝黑的脸常常又糊上一层煤油，黑得发亮，两只大糙手则像刚掏了锅灰，淹没了往昔抽老汉烟熏的指黄。他却全然乐在其中，只对我们咧嘴笑，露出白白的牙，是被黑脸映出的白。
弟弟得知我回来了，说要回来聚聚。我就等。这一等就是晚上六点名钟，天很黑了，这时候的节气正是天短夜长。他骑摩托车驮媳妇从单位回来，风尘扑扑。他们在县城的西郊上班，而我们的家则在城南端的一个小镇，相隔不知多远，只知他们骑车要行一个多小时。夜黑看不清路，弟不敢合上车帽的挡风玻璃，三九的寒风则灌满整个帽盔，吹着他的脸，直叫他鼻涕泻淌。就为了和久别的姐姐一聚。而且是匆匆的一晚。在次晨5点多就披星戴月地赶回单位。弟媳则特地请了一天假。也为了他们的孩子，我的小侄。
小侄断奶后，就辞别父母，跟着爷爷奶奶。要等十天或半个月才会相见父母。他很听话。才两岁多点儿，说出的话就让大人咂舌。手里的食物吃不下了，就操着童稚不太清的口音喊：“我舍不得吃了。”他是想爸妈吧，有一天，独自向街门外走，一边不朝奶奶喊：
“我得去上班，奶奶给我钱。”
“你要钱干啥？”奶奶笑了。
他仍一本正经状：“好吃饭。”
又问他：“上哪上班？”
他答：“水城”
说得跟真的一样，水城是他爸妈工作的老城名。这以后，他常常说“我得去上班。”就在我跟他玩时，他偶尔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喜后又有点莫名的忧。
昨天从老家探亲回来。一年多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回来后，我的心满满的，脚步是沉重的，身体是沉重的。
生我养我的小村，不知哪天也起了集市，我是从奶奶的口中得知的。奶奶的冠心病已很严重，很久就不能走远路了，我问她还能去镇上的邻村赶集吗，她说不能，走不到了。还好，我们村也能赶集了，我心里一阵喜悦，是为年迈的奶奶还能自己去挑拣一点爱吃的能用的东西，更是为这落后几辈子的老村，终于也有些发达了。
我独自走在村中的小胡同里，搜索着它的变化，还是那些堆成垛的柴草拥挤着不宽的胡同，路面上则留着泥泞后的车辙脚印，让人想起沧桑的老农额头深纹。最让我吃惊的当属小学校了，这个我的人生起点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渡过的居所，一个曾经孕育了无数代龙子凤女的摇篮。那脆耳的上下课铃声响亮整个小村的震荡，孩子们的读书声，嘻笑声的喧哗，不绝耳畔。而眼前的房子仍排成教室的模样，我仍能顺着没有窗户的黑洞看到黑板，下面的讲台，却已不是往日的热情洋溢，只是空落的红墙红瓦，明亮的玻璃门窗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个个大大的黑洞诉说着苍凉。我问随行的父亲，怎么学校搬走了。他说是啊，已经没有那么多孩子上学了，组不成班，都合成并到镇上去了。我感慨计划生育，感慨农村向城市包围的政策。想着本村的一个个六七岁的学龄孩子顶风冒雨去远处的镇上上学的景象，不禁一个寒颤。这也是一种前进的脚步吧。
父亲在自家的南厢房，砌上数间洗澡堂，安上暖气，装上半吨的锅炉，就造成了一个为面向黄土背朝天的乡亲讲卫生的处所。免去村人不远长途去镇上洗澡的麻烦。烧煤的煤要买，并且价格也涨的厉害，父亲宁肯白忙活，尤其冬天又要烧暖气，一天有六个人来洗就只够本钱。这时洗澡费涨价是理所当然的，可父亲不肯，他说，都是自己村的人来洗，乡里乡亲的。语重深长。在家里呆的这几天里，我看到父亲本来晒得黝黑的脸常常又糊上一层煤油，黑得发亮，两只大糙手则像刚掏了锅灰，淹没了往昔抽老汉烟熏的指黄。他却全然乐在其中，只对我们咧嘴笑，露出白白的牙，是被黑脸映出的白。
弟弟得知我回来了，说要回来聚聚。我就等。这一等就是晚上六点名钟，天很黑了，这时候的节气正是天短夜长。他骑摩托车驮媳妇从单位回来，风尘扑扑。他们在县城的西郊上班，而我们的家则在城南端的一个小镇，相隔不知多远，只知他们骑车要行一个多小时。夜黑看不清路，弟不敢合上车帽的挡风玻璃，三九的寒风则灌满整个帽盔，吹着他的脸，直叫他鼻涕泻淌。就为了和久别的姐姐一聚。而且是匆匆的一晚。在次晨5点多就披星戴月地赶回单位。弟媳则特地请了一天假。也为了他们的孩子，我的小侄。
小侄断奶后，就辞别父母，跟着爷爷奶奶。要等十天或半个月才会相见父母。他很听话。才两岁多点儿，说出的话就让大人咂舌。手里的食物吃不下了，就操着童稚不太清的口音喊：“我舍不得吃了。”他是想爸妈吧，有一天，独自向街门外走，一边不朝奶奶喊：
“我得去上班，奶奶给我钱。”
“你要钱干啥？”奶奶笑了。
他仍一本正经状：“好吃饭。”
又问他：“上哪上班？”
他答：“水城”
说得跟真的一样，水城是他爸妈工作的老城名。这以后，他常常说“我得去上班。”就在我跟他玩时，他偶尔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喜后又有点莫名的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