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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超越时间之上的停留？两种语言交汇下的百合，通过两种百合视角，碰撞出一个神秘而永无终结的过程。双体百合在大脑中无法停歇，不断讲述着有关自己和世界出人意料的故事。与单语百合相比，人们在双语百合中看到更为丰富的内涵。
从一种语言走向另一种语言时会发生变样，这时母语的视角被置于外来语种的审视之下。母语无需作为，它是不经意间产生的一种天赋，在迟来的异域语言打量下，原本天然而唯一的语词世界中，它的偶然性悄然闪现。从此，母语不再是事物唯一的栖所，母语词汇也不再是事物唯一的尺度。当然，对个体而言，母语仍然是无法撼动的，即便在外语的观照下被相对化，我们终归还是信任母语的标准。我们知道，这尽管偶然但源于直觉的标准是我们拥有的最安全、最基本的标准，它无偿地将自己提供给嘴唇，无须有意识地学习。母语像皮肤一样，随时随地无条件地存在着，如果被小看、被歧视、甚或被禁止，也会像皮肤一样受伤。我从罗马尼亚的一个方言小村走出来，操一口学校里学到的寒酸的德语普通话，走进城市的官方语言。和我经历类似的人，会和我感到一样的困顿。来到城市的头两年中，在语言中找一个合适的字眼，往往比在陌生的街区找路还要困难。罗语就像我口袋里的零钱，货架上的商品还没有完全吸引我的目光，它已经不够用来支付了。我要说的话，必须用合适的词语来支付，可是它们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认识的有限几个在用时又想不起来。
现在我明白了，将我逼到自己思考水平之下的这种渐进、这种迟疑，也给了我时间，让我惊羡罗语为事物带来的变样。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罗语的燕子，rindunica“小排排坐”对我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内涵比德语中的“燕子”要丰富得多。一个鸟的名字，同时也为我们描绘出这样的图景：燕子黑压压地并排坐在铁丝上。没有接触罗语之前，每个夏天，我都会看到这样的风景。我慨叹人们能如此美丽地称呼燕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罗语词汇较德语更感性，和我的感觉更合拍。不论说话还是写作，我都不愿再失去这变样的两端。虽然我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一句罗语，但它一直伴随着我的文字，这一点毋庸置疑。它已经走进我的视线，在那里生了根，发了芽。
母语在外语的审视下，其偶然性变得清晰可辨，但这并不使母语感觉受伤。相反，将母语置于其他语言的目光之下，会产生一种彻底的公证关系，像成全一份无需努力得来的爱情。我爱自己的母语，从来不是因为它更好，而是因为它与我最亲密。
遗憾的是，对母语本能的信任有时会遭受彻底的破坏。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之后，保罗策兰（paulcelan）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策兰无法抖落身上这冰冷的套索。他人生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德语，这种语言在他大脑中根深蒂固，无法剔除。即便散发着集中营烟囱的气味，策兰也必须将它当做最隐秘的言语障碍保留于心。虽然他是在依第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环境中长大，日后法语成为他日常生活的语言，也无法撼动德语在他心中的地位。乔治阿瑟歌德施密特（georgesarthurgoldschmidt）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拒绝再讲德语，几十年只用法语写作。但他并没有将德语遗忘，他最后的几部德语作品水平之高，令许多德国作家都无法超越。我们可以说，歌德施密特的母语被长期剥夺了。
许多德语作家微醺于这样的观点，即母语在必要时可以代替其他一切。尽管这必要性在他们身上从未发生，他们依然热衷于鼓吹“语言即家园”他们的故乡触手可及，从来无须质疑，他们的家园也从来没有危及过他们的生命。因此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常常会激怒我。这些文人有义务将自己与那些逃脱了希特勒刽子手的魔掌，到处颠沛流离的人相联系。在他们身上“语言即家园”浓缩成简单的自我肯定，它仅仅意味着“这世界上还有我存在着”对这些流亡者来说“语言即家园”成为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用话语表达的对自我的坚持。那些脚踩安全的土地，可以自由来去故乡的人大可不必于此费神。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弱化了流亡者失去的一切，让他们对自己破碎的存在、孤独和永远无法重拾的自我认同视而不见，只因为母语作为头颅携带的故乡能弥补一切。母语的携带不是可能，而是一种必然，除非死后，母语也随之消失。但这又与家园有何相干？
出超越时间之上的停留？两种语言交汇下的百合，通过两种百合视角，碰撞出一个神秘而永无终结的过程。双体百合在大脑中无法停歇，不断讲述着有关自己和世界出人意料的故事。与单语百合相比，人们在双语百合中看到更为丰富的内涵。
从一种语言走向另一种语言时会发生变样，这时母语的视角被置于外来语种的审视之下。母语无需作为，它是不经意间产生的一种天赋，在迟来的异域语言打量下，原本天然而唯一的语词世界中，它的偶然性悄然闪现。从此，母语不再是事物唯一的栖所，母语词汇也不再是事物唯一的尺度。当然，对个体而言，母语仍然是无法撼动的，即便在外语的观照下被相对化，我们终归还是信任母语的标准。我们知道，这尽管偶然但源于直觉的标准是我们拥有的最安全、最基本的标准，它无偿地将自己提供给嘴唇，无须有意识地学习。母语像皮肤一样，随时随地无条件地存在着，如果被小看、被歧视、甚或被禁止，也会像皮肤一样受伤。我从罗马尼亚的一个方言小村走出来，操一口学校里学到的寒酸的德语普通话，走进城市的官方语言。和我经历类似的人，会和我感到一样的困顿。来到城市的头两年中，在语言中找一个合适的字眼，往往比在陌生的街区找路还要困难。罗语就像我口袋里的零钱，货架上的商品还没有完全吸引我的目光，它已经不够用来支付了。我要说的话，必须用合适的词语来支付，可是它们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认识的有限几个在用时又想不起来。
现在我明白了，将我逼到自己思考水平之下的这种渐进、这种迟疑，也给了我时间，让我惊羡罗语为事物带来的变样。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罗语的燕子，rindunica“小排排坐”对我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内涵比德语中的“燕子”要丰富得多。一个鸟的名字，同时也为我们描绘出这样的图景：燕子黑压压地并排坐在铁丝上。没有接触罗语之前，每个夏天，我都会看到这样的风景。我慨叹人们能如此美丽地称呼燕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罗语词汇较德语更感性，和我的感觉更合拍。不论说话还是写作，我都不愿再失去这变样的两端。虽然我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一句罗语，但它一直伴随着我的文字，这一点毋庸置疑。它已经走进我的视线，在那里生了根，发了芽。
母语在外语的审视下，其偶然性变得清晰可辨，但这并不使母语感觉受伤。相反，将母语置于其他语言的目光之下，会产生一种彻底的公证关系，像成全一份无需努力得来的爱情。我爱自己的母语，从来不是因为它更好，而是因为它与我最亲密。
遗憾的是，对母语本能的信任有时会遭受彻底的破坏。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之后，保罗策兰（paulcelan）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策兰无法抖落身上这冰冷的套索。他人生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德语，这种语言在他大脑中根深蒂固，无法剔除。即便散发着集中营烟囱的气味，策兰也必须将它当做最隐秘的言语障碍保留于心。虽然他是在依第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环境中长大，日后法语成为他日常生活的语言，也无法撼动德语在他心中的地位。乔治阿瑟歌德施密特（georgesarthurgoldschmidt）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拒绝再讲德语，几十年只用法语写作。但他并没有将德语遗忘，他最后的几部德语作品水平之高，令许多德国作家都无法超越。我们可以说，歌德施密特的母语被长期剥夺了。
许多德语作家微醺于这样的观点，即母语在必要时可以代替其他一切。尽管这必要性在他们身上从未发生，他们依然热衷于鼓吹“语言即家园”他们的故乡触手可及，从来无须质疑，他们的家园也从来没有危及过他们的生命。因此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常常会激怒我。这些文人有义务将自己与那些逃脱了希特勒刽子手的魔掌，到处颠沛流离的人相联系。在他们身上“语言即家园”浓缩成简单的自我肯定，它仅仅意味着“这世界上还有我存在着”对这些流亡者来说“语言即家园”成为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用话语表达的对自我的坚持。那些脚踩安全的土地，可以自由来去故乡的人大可不必于此费神。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弱化了流亡者失去的一切，让他们对自己破碎的存在、孤独和永远无法重拾的自我认同视而不见，只因为母语作为头颅携带的故乡能弥补一切。母语的携带不是可能，而是一种必然，除非死后，母语也随之消失。但这又与家园有何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