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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离开花边，走上地毯，那里的脚下是坚实的柏油路，死亡无法从泥土爬上脚踝。我要像城里女人一样涂着红指甲坐火车，穿优雅的蜥蜴头皮鞋走在柏油路上，听鞋底啪嗒啪嗒的声响，像我两次进城看病时见到的那样。虽然我只了解农民，但我无法认同贪婪的庄稼地的生活，无法与映在皮肤上的叶的绿色妥协。我知道，庄稼养育我，只是为了将来吃掉我。它时时处处都在提醒，我们只是未来死亡陈列馆的一个候选人。我不明白，大家为何能安心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样一个地方。
那时我很失败，因为我的行为无法说服自己，我的思想也无法令人信服。我将瞬间片刻打开的缝隙，不能大到人力所及之物可以填入。我挑战赤身走来的倏忽易逝，却无力找到可以勉强自己顺应世俗的尺度。
从皮肤中滑出落入虚无令人蒙羞。我曾试图接近周围的环境，让它将我打磨，将我损耗，把我肢解到永远不能复合。现在看起来，当时的行为近乎乱伦。我渴望“正常的交往”却又将它拒之门外，因为我无法做到对一切听之任之。我迫切需要心如止水，却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外在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我也从未想过讨论这些，但头脑中的“迷失”则须掩饰。方言中除了形容身体的“慵懒”和精神的“深邃”之外，没有其他词汇，当时没有，我至今也未找到。不是所有事物都有适合它的表达，人们也不总在词语中思考。我就是这样。我对很多事物的思考，无论在村子的方言德语，城里的标准德语，还是罗马尼亚语，无论在西德德语还是东德德语，还是在书本中，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内心的领域无需言语的覆盖，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总在它身旁流淌。只有西方人认为，说话能解决大脑的迷惑。但说话既不能打理玉米地里的生活，也不能安排柏油路上的生活。不能容忍无意义的事情，我也只在西方看到。
说话能做什么？如果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我看到过我曾拥有的词语失落，我敢肯定，那些我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也会随之一起失落。不存在的会和已存在的一样，终会陨落。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需要多少词语才能完全覆盖额头的迷失。而当我们为它找到词汇之时，迷失又匆匆离它们而去。哪些词，须以何种速度备用，并随时与其他词汇交替，才能赶上思想的脚步？怎样才算赶上了思想的脚步？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思想与词语的交谈，本来就是两码事。
尽管如此，表达的愿望依然存在。如果不是一直拥有这样的愿望，我不会想到要为乳飞廉取名，好用正确的名字去称呼它。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也不会因适应环境的尝试失败而使自己陌生化。
物品于我一向很重要，它们的外形和主人自己的影像一样。要想了解一件物品，只需看它的主人，他们之间密不可分。物品是从人的皮肤剥离的最外层部分，如果它们的生命比主人更长，逝者就会在他们遗留的物件中徜徉。父亲去世后，医院把他的假牙和眼镜转交给我。家中厨房放餐具的一个抽屉里，一直放着几把他的小螺丝刀。父亲在世时，母亲总是嘟囔着叫他拿走，可他死后，螺丝刀在那儿一放又是好几年。这时，厨房抽屉里的螺丝刀不再碍母亲的眼了。主人已不在桌边，至少他的工具可以和餐具放在一起。逝者已去，生者不再拘泥于常规，手下也对他们生出些敬畏。有时我会想，假如父亲能够重新回到桌边，他甚至可以用螺丝刀代替刀叉吃饭也未尝不可。父亲走后，固执的杏树也在院中扭捏着不愿开放。感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向外发散，只有少数几件物品会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毫无道理可言，而且不直截了当。不是假牙和眼镜，而是螺丝刀和杏树一直在提示我们父亲已经不在的事实。我的目光荒谬地走进杏树，望久了，它们又秃又短的枝干，在我的视线中渐渐与小螺丝刀混淆起来。我在张望中长大，但这些东西依然别有用心地纠结在一起，和从前一样。
柏林不适合杏树的生长，这里太冷。我在柏林并没有想念过杏树，却在不经意间碰到一棵。它紧挨着一座城铁铁路桥，人们一般不会往那儿去。它不属于任何人，顶多属于这个城市。它站在路堤的一个低洼处，树冠与桥栏一般高，离桥栏很远，要想摘到杏枝，得冒点风险弯过身子去拽。每隔几天，我都会路过那里。杏树对我意味着已经远去的一小块村庄，它来到德国的时间比我更久，仿佛当年有些树也厌倦了村子，悄悄从园子里溜走。远走他乡的树像背井离乡的人，在恰当的时刻离开了危险的地方，找到一块不很恰当的土地，在其中一个错误的地方停下来，再也下不了决心继续走下去。通往商店的路两旁都有通道，我可以避开杏树。但既然它存在着，就不可能只去商店。我经常面临选择，是去看树，还是绕道走。我对自己说：去看看它今天是什么样子，或者：它今天该不会让我心烦吧。我去看杏树不为父亲，不为村子，也不为国家——不是乡愁的驱使。树既不是负担也不会减轻负担，它站在那里，只是对时间的一种回味。和杏树在一起时，... -->>
我要离开花边，走上地毯，那里的脚下是坚实的柏油路，死亡无法从泥土爬上脚踝。我要像城里女人一样涂着红指甲坐火车，穿优雅的蜥蜴头皮鞋走在柏油路上，听鞋底啪嗒啪嗒的声响，像我两次进城看病时见到的那样。虽然我只了解农民，但我无法认同贪婪的庄稼地的生活，无法与映在皮肤上的叶的绿色妥协。我知道，庄稼养育我，只是为了将来吃掉我。它时时处处都在提醒，我们只是未来死亡陈列馆的一个候选人。我不明白，大家为何能安心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样一个地方。
那时我很失败，因为我的行为无法说服自己，我的思想也无法令人信服。我将瞬间片刻打开的缝隙，不能大到人力所及之物可以填入。我挑战赤身走来的倏忽易逝，却无力找到可以勉强自己顺应世俗的尺度。
从皮肤中滑出落入虚无令人蒙羞。我曾试图接近周围的环境，让它将我打磨，将我损耗，把我肢解到永远不能复合。现在看起来，当时的行为近乎乱伦。我渴望“正常的交往”却又将它拒之门外，因为我无法做到对一切听之任之。我迫切需要心如止水，却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外在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我也从未想过讨论这些，但头脑中的“迷失”则须掩饰。方言中除了形容身体的“慵懒”和精神的“深邃”之外，没有其他词汇，当时没有，我至今也未找到。不是所有事物都有适合它的表达，人们也不总在词语中思考。我就是这样。我对很多事物的思考，无论在村子的方言德语，城里的标准德语，还是罗马尼亚语，无论在西德德语还是东德德语，还是在书本中，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内心的领域无需言语的覆盖，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总在它身旁流淌。只有西方人认为，说话能解决大脑的迷惑。但说话既不能打理玉米地里的生活，也不能安排柏油路上的生活。不能容忍无意义的事情，我也只在西方看到。
说话能做什么？如果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我看到过我曾拥有的词语失落，我敢肯定，那些我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也会随之一起失落。不存在的会和已存在的一样，终会陨落。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需要多少词语才能完全覆盖额头的迷失。而当我们为它找到词汇之时，迷失又匆匆离它们而去。哪些词，须以何种速度备用，并随时与其他词汇交替，才能赶上思想的脚步？怎样才算赶上了思想的脚步？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思想与词语的交谈，本来就是两码事。
尽管如此，表达的愿望依然存在。如果不是一直拥有这样的愿望，我不会想到要为乳飞廉取名，好用正确的名字去称呼它。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也不会因适应环境的尝试失败而使自己陌生化。
物品于我一向很重要，它们的外形和主人自己的影像一样。要想了解一件物品，只需看它的主人，他们之间密不可分。物品是从人的皮肤剥离的最外层部分，如果它们的生命比主人更长，逝者就会在他们遗留的物件中徜徉。父亲去世后，医院把他的假牙和眼镜转交给我。家中厨房放餐具的一个抽屉里，一直放着几把他的小螺丝刀。父亲在世时，母亲总是嘟囔着叫他拿走，可他死后，螺丝刀在那儿一放又是好几年。这时，厨房抽屉里的螺丝刀不再碍母亲的眼了。主人已不在桌边，至少他的工具可以和餐具放在一起。逝者已去，生者不再拘泥于常规，手下也对他们生出些敬畏。有时我会想，假如父亲能够重新回到桌边，他甚至可以用螺丝刀代替刀叉吃饭也未尝不可。父亲走后，固执的杏树也在院中扭捏着不愿开放。感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向外发散，只有少数几件物品会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毫无道理可言，而且不直截了当。不是假牙和眼镜，而是螺丝刀和杏树一直在提示我们父亲已经不在的事实。我的目光荒谬地走进杏树，望久了，它们又秃又短的枝干，在我的视线中渐渐与小螺丝刀混淆起来。我在张望中长大，但这些东西依然别有用心地纠结在一起，和从前一样。
柏林不适合杏树的生长，这里太冷。我在柏林并没有想念过杏树，却在不经意间碰到一棵。它紧挨着一座城铁铁路桥，人们一般不会往那儿去。它不属于任何人，顶多属于这个城市。它站在路堤的一个低洼处，树冠与桥栏一般高，离桥栏很远，要想摘到杏枝，得冒点风险弯过身子去拽。每隔几天，我都会路过那里。杏树对我意味着已经远去的一小块村庄，它来到德国的时间比我更久，仿佛当年有些树也厌倦了村子，悄悄从园子里溜走。远走他乡的树像背井离乡的人，在恰当的时刻离开了危险的地方，找到一块不很恰当的土地，在其中一个错误的地方停下来，再也下不了决心继续走下去。通往商店的路两旁都有通道，我可以避开杏树。但既然它存在着，就不可能只去商店。我经常面临选择，是去看树，还是绕道走。我对自己说：去看看它今天是什么样子，或者：它今天该不会让我心烦吧。我去看杏树不为父亲，不为村子，也不为国家——不是乡愁的驱使。树既不是负担也不会减轻负担，它站在那里，只是对时间的一种回味。和杏树在一起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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