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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戴着脚镣跳舞的人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再枷锁之中。
因此,在自由面前,我们都是戴着脚镣跳舞的自娱者。
我们身陷囹圄,却时时渴慕自由;我们境处高墙,却始终满怀热望;我们委身桎梏,却一直追逐意义。
自由是与人生俱来唯一本质,作为一种天赋,更或者是一种武器,它是对现有生存结构之不合理的某种反抗。
邓晓芒说:自由是对欲望的欲望能力,人一旦丧失了这种能力,所有的欲望将不受统摄,毫无章法,与动物无类;而一旦丧失了欲望所欲望对象,人又即刻呈现为一种百无聊赖的焦躁,一种无所适从的恐慌,一种缺乏生命症候的萎靡。
二、不被照看的自由
康德认为:自由就是绝对命令的绝对服从,其最高价值在于自律。
一个能够维持自律的人,必然是在人格上能保持独立和完整的个体,所谓的独立和完整,就是不蜷缩于集群当中,从此在共在的沉沦状态中抽身出来,宣布自我,与他人对峙。
一个没有独立与完整的人格,是很难理解这种自由的。一直以来,康德的自由都被斥为抽象,需要依靠纯粹的不含任何情感性杂质的实践理性才能真正的把握,尤其是作为他自由本质的核心--绝对命令,无不让后人感到生硬、晦涩、似乎毫无商量的余地。康德一生都在探讨,这种直言式绝对命令的逻辑,如何贯彻日常具体的实践当中,又如何能够让这种人的自由本质,在介入到日常的生活现象当中后,还始终保持它的高贵性?
他提出了自律。
自律,这种抽象的语词,从来不被东方玄悟主义的感性体验所捕捉。在东方,尤其是中国人的感知系统当中,根本无法纯粹地借由逻辑的抽象,来真正地加以把握。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并不是中国人不懂得规则的重要性,而是中国人借由把握世界方式,与西方人不一样。
西方人重理性,所以能够把具象的世界抽象到无以复加的干涩无味,他们能够高举着语词和概念的鞭子,抽象地鞭挞自己,然后在崇高的信念(信仰)中寻求超验的自我回归,他们能够运用抽象的形式逻辑来论证自由,论证自身人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在生活实践上的与否同一“知”、“行”在于他们从来就不是太必须要同轨合一的东西,他们可以任其分裂。正如在怀疑主义者休谟那里,能够肆无忌惮地一切因果律怀疑掉,但是从来不妨碍这位老绅士将习惯作为他人生伟大的指南。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有一种人格表演性地习惯和知性合一的强迫。中国人是感性而经验的集群,中国人理解的自由是具象的,是没人照看的生存状态,是置身于这个社会,却又不需要有过多注视的自然,和拒绝过分疲惫的人格表演的自在。在集群主义文化的驯养下的中国人,缺乏自律,自律需要独立而完整的人格作为支撑,而中国人的人格在集群主义的压缩下,产生了某种依附,在长期的依附之下,又产生了必然的分裂,这种人格结构。排除了选择与承担的人格统一性要素,选择的借由集体之名,或者冠与的关爱之义的体现,所以集群统治下的个体,或者作为不计方式的施爱者,以集体或者以爱的名义,就排除了许多自我的责任,选择出来的后果,无论好坏都不需要个体做过多的承担。
所以,中国人的人格必须要经过集体的收编,要时时进行照看、监管。
中国人的人格系统,将自律性要素排除在自我之外,外化为一种他律,借由外部的力量来照看自己举动,所以对于外部力量有一种天然的依赖,一旦外力消失,这种依赖来就无所依从,就会飘零,散乱,就会表现为个体无所适从的紧张,抑或表现为公众场合上毫无组织的混乱和无序。
这种无序,恰恰是一种缺乏自律的自由的无序。
这种混乱,恰恰是一种忽然真空的无政府状态的混乱。
我认为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理解的自由,恰恰是在与秩序对立的二元观当中把握的自由。所以,作为外部力量强化出来的秩序,又必须得以间歇性地排除,只有将这种无孔不入的监管与照看状态,进行适时地排除,才能获得自由的直接感受。
可以说,西方人是活在他们杜撰出来的自由的抽象概念之中的,他们理性、刻板,注重行为秩序,追求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逻辑普遍性,以及自我内在人格的同一性;而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更加注重自我感性的生命体验,注重自由的形式感,在中国人的感知系统当中,自由是一种无拘无束、无所牵绊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形式,它排除一切自为的可能性要素,拒绝自由的选择与自律的承担,拒绝抽象的概念性说辞,选择地走向自然,走向与... -->>
一、戴着脚镣跳舞的人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再枷锁之中。
因此,在自由面前,我们都是戴着脚镣跳舞的自娱者。
我们身陷囹圄,却时时渴慕自由;我们境处高墙,却始终满怀热望;我们委身桎梏,却一直追逐意义。
自由是与人生俱来唯一本质,作为一种天赋,更或者是一种武器,它是对现有生存结构之不合理的某种反抗。
邓晓芒说:自由是对欲望的欲望能力,人一旦丧失了这种能力,所有的欲望将不受统摄,毫无章法,与动物无类;而一旦丧失了欲望所欲望对象,人又即刻呈现为一种百无聊赖的焦躁,一种无所适从的恐慌,一种缺乏生命症候的萎靡。
二、不被照看的自由
康德认为:自由就是绝对命令的绝对服从,其最高价值在于自律。
一个能够维持自律的人,必然是在人格上能保持独立和完整的个体,所谓的独立和完整,就是不蜷缩于集群当中,从此在共在的沉沦状态中抽身出来,宣布自我,与他人对峙。
一个没有独立与完整的人格,是很难理解这种自由的。一直以来,康德的自由都被斥为抽象,需要依靠纯粹的不含任何情感性杂质的实践理性才能真正的把握,尤其是作为他自由本质的核心--绝对命令,无不让后人感到生硬、晦涩、似乎毫无商量的余地。康德一生都在探讨,这种直言式绝对命令的逻辑,如何贯彻日常具体的实践当中,又如何能够让这种人的自由本质,在介入到日常的生活现象当中后,还始终保持它的高贵性?
他提出了自律。
自律,这种抽象的语词,从来不被东方玄悟主义的感性体验所捕捉。在东方,尤其是中国人的感知系统当中,根本无法纯粹地借由逻辑的抽象,来真正地加以把握。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并不是中国人不懂得规则的重要性,而是中国人借由把握世界方式,与西方人不一样。
西方人重理性,所以能够把具象的世界抽象到无以复加的干涩无味,他们能够高举着语词和概念的鞭子,抽象地鞭挞自己,然后在崇高的信念(信仰)中寻求超验的自我回归,他们能够运用抽象的形式逻辑来论证自由,论证自身人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在生活实践上的与否同一“知”、“行”在于他们从来就不是太必须要同轨合一的东西,他们可以任其分裂。正如在怀疑主义者休谟那里,能够肆无忌惮地一切因果律怀疑掉,但是从来不妨碍这位老绅士将习惯作为他人生伟大的指南。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有一种人格表演性地习惯和知性合一的强迫。中国人是感性而经验的集群,中国人理解的自由是具象的,是没人照看的生存状态,是置身于这个社会,却又不需要有过多注视的自然,和拒绝过分疲惫的人格表演的自在。在集群主义文化的驯养下的中国人,缺乏自律,自律需要独立而完整的人格作为支撑,而中国人的人格在集群主义的压缩下,产生了某种依附,在长期的依附之下,又产生了必然的分裂,这种人格结构。排除了选择与承担的人格统一性要素,选择的借由集体之名,或者冠与的关爱之义的体现,所以集群统治下的个体,或者作为不计方式的施爱者,以集体或者以爱的名义,就排除了许多自我的责任,选择出来的后果,无论好坏都不需要个体做过多的承担。
所以,中国人的人格必须要经过集体的收编,要时时进行照看、监管。
中国人的人格系统,将自律性要素排除在自我之外,外化为一种他律,借由外部的力量来照看自己举动,所以对于外部力量有一种天然的依赖,一旦外力消失,这种依赖来就无所依从,就会飘零,散乱,就会表现为个体无所适从的紧张,抑或表现为公众场合上毫无组织的混乱和无序。
这种无序,恰恰是一种缺乏自律的自由的无序。
这种混乱,恰恰是一种忽然真空的无政府状态的混乱。
我认为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理解的自由,恰恰是在与秩序对立的二元观当中把握的自由。所以,作为外部力量强化出来的秩序,又必须得以间歇性地排除,只有将这种无孔不入的监管与照看状态,进行适时地排除,才能获得自由的直接感受。
可以说,西方人是活在他们杜撰出来的自由的抽象概念之中的,他们理性、刻板,注重行为秩序,追求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逻辑普遍性,以及自我内在人格的同一性;而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更加注重自我感性的生命体验,注重自由的形式感,在中国人的感知系统当中,自由是一种无拘无束、无所牵绊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形式,它排除一切自为的可能性要素,拒绝自由的选择与自律的承担,拒绝抽象的概念性说辞,选择地走向自然,走向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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