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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甚至还有补助。我怀疑经常去他们那儿的巴赫穆托夫（当时我却因此故意不去他们那里，对跑来看我的医生态度也几乎很冷漠），我怀疑巴赫穆托夫甚至劝说他们接受他的借款。这六个星期里我见到巴赫穆托夫两次，第三次碰面是在给医生送行的时候。这次饯别巴赫穆托夫安排在自己家里，以喝香槟用晚餐的形式进行。医生的妻子也出席了，不过，她很快就回去照料小孩了。这是5月初一个晴朗的傍晚，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球降落到海湾里。巴赫穆托夫送我回家；我们顺着尼古拉耶夫斯基桥漫步，两人都有几分醉意。巴赫穆托夫谈到自己欢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了结得这么好，他还为什么事而感激我，他解释说，在做了这件好事后现在他是多么愉决，他相信，一切功劳都归于我，而现在许多人告诫和宣传做个别件把好事是丝毫没有意义的，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也想谈得不得了。
“谁要是否定个别的‘善行’，”我开始说“谁就是否定人的本性和蔑视他个人的人格。但是组织‘社会的慈善事来夕和个人自由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同时又不互相排斥的问题。个别的善行将永远存在，因为这是个人的需要，是一个人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有现实意义的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个老人，是位‘将军’，也就是四等文官，有德国名字；他整整一生都在狱堡和犯人中奔波；每一批流放去西伯利亚的犯人都事先知道，在麻雀山将会有一个‘将军老头’去看望他们。他做自己的事认真和虔诚到了极点；他出现在哪里，总要走遍每一排围住他的流放犯，在每个人面前停下来。详细询问每个人的需求，他几乎也不向谁进行说教，把他们大家称为“亲爱的”他给他们钱，寄必需的用品——绑腿、裹脚布、麻布，有时带些劝人为善的小册子来，分给每个识字的罪犯，他充分相信，他们会在路上读这些书，而且识字的会念给不识字的听。他很少询问犯了什么罪，如果罪犯自己开始讲，他也就听着。他对所有的罪犯都一视同仁，不加区别。他跟他们说话就像跟兄弟一样，但是他们自己最后都把他看做父亲，如果他发现哪个流放的女人手上抱着孩子，他就走近前去，对孩子爱抚一阵，用手指打几个榧子逗他笑。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做的直至死去；后来整个俄罗斯、整个西伯利亚都知道他，也就是所有的罪犯都知道他。有一个过去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对我说，自己就是个见证人，那些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也常回忆起将军，其实呢，将军去看望一批批犯人时，给每个兄弟的钱难得超过20戈比的。确实，他们回忆起他并非那么炽热或者非常正经，有一个‘倒霉鬼’打死过10个人，害过6个孩子，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种满足（据说是有这样的人），突然什么时候，也许整整20年里也就这么一回，他忽然无缘无故会发出一声长叹并且说。‘现在将军老头怎么样了，还在不在世？’说这话时，也许还会付之一笑，——就此而已。您又怎么知道，他二十年未忘怀的这位将军老头，在他心中永远播下了一颗什么种子、您又怎么知道，巴赫穆托夫，一个人亲近另一个人，这对被亲近的人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要知道这时有整个人生和多得不计其数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岔道，最优秀的棋手，他们中最机智的也只能预料后面几步棋；一位能顶上士步棋的法国棋手，已被当作神奇的事而大写特写了。而人生又有多少步，我们不知道的事又有多少？当您撒下您的种子，当您撒下您的‘善行’、无论哪种形式的好事，您就奉献了您的一部分个性，同时也接收了别人的一部分个性；你们彼此互相了解；再稍加一注意，您已经得到知识、最意外的发现作为补偿。最后，您一定会把您所做的事看作是门科学，它将会把您的整个生命都吸引住，还能充实整个生命。从另一方面来说，所有您的思想，所有被您撒下、也许已经被您遗忘的种子，将会得到体现和发育成长；从您那里有所获的人将会把它们传递给别的人。您怎么知道，您将怎样参与未来决定人类的命运？如果知识和这项工作的整个生命力最后将使您上升到能撒下巨大的种于、能给世界留下伟大的思想作遗产，那么”诸如此类的话，我当时说了许多。
“可是与此同时倒想想，你却要失去生命！”巴赫穆托夫激烈地责备着向什么人嚷道。
那时我们站在桥上，胳膊时撑在栏杆上，望着涅瓦河。
“您知道吗，我想到什么了？”我更向栏杆俯下身去，说。
“难道想要投河？”巴赫穆托夫几乎惊恐地嚷了起来。也许，他在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思想。
“不，暂时还只是下面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我还剩两三个月可活，也许是四个月；但是，比方说，一共还有两个月，而假如我又非常想做一件好事，这需要工作、奔走和张罗，就像我们的医生那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剩下的时间不够，只能放弃做这件事，另找一件‘好事’，小一点的，找力所能及的（如果这么强烈地吸引我去做好的话）。您一定认为，这是个可笑的想法！”
可怜的巴赫舟托夫非常为我忧急不安；他送我到家门口，而且非常知趣，没有说一次安慰话，几乎一直沉默着。跟我告别的时候，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请求允许他来看望我。我回答他说，如果他是作为“安慰者”到我这儿来（因为即使他沉默不语，他来也仍然是作为“安慰者”我对他说明这一点），那么他每次这样做就将会使我更多地想到死。他耸了耸肩膀，但同意了我；我们分手时相当客气，我甚至没有料到。
但是这个晚上和这个夜里撒下了我“最后信念”的第一颗种子。我贪婪地抓住这个新思想，贪婪地分析它所有的细微之处和各种形态（我整夜没有睡着），我越是深入这思想，越是接受它，就越是感到惧怕。可怕的恐惧终于袭往了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也不离去。有时候、在想到我的这种经常性的惊惧时，我又会因为新的恐惧的吓得浑身冰凉，根据这种恐惧我可以得出结论，我的“最后信念”印在头脑里太深刻了，一定会有个解决。但是要解决，我又缺少决心。三个星期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决心也来了，但是是由于一个相当怪的情况。
这里我要在我的解释里注明所有的数字和日期。对我来说当然是无所谓的，但是现在（也许就只是此刻）我希望，将要评判我们行为的人刚才我在上面写到，为了实现我的“最后信念，我缺少最终的决心。我身上产生这一决心好像根本不是出自逻辑推论，而是由于某种奇怪的推动力，由于一个也许完全与事态发展丝毫无关的情况。10天前罗戈任为自己的一件事到我这儿来；这件事不必在这里赘述。过去我从未见过罗戈任，但是听说过他的许多情况。我向他提供了一切所需要的情况。他很快就走了，因为他来只是为了询问，所以我们之间的事也就到此为止。但是他太使我感到兴趣了，整个这一天我一直处于各种奇怪念头的影响下，因此我决定第一天上他家去做一次回访。罗戈任显然不高兴我去，甚至“委婉地”暗示，我啊。没必要继续结交下去；但是我仍然度过了这非寻常的1个小时，大概他也是这样。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照，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我们俩，尤其是我：我是个活在世上，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的人，而他却过着最完整、最直接的生活，过着真正的分分秒秒，对于“最后的”推论人活着的天数或者任何不涉及那种那种呶，那种使他发狂的事，都不用丝毫操心，让罗戈任先生原谅我这个说法，就算我这个蹩脚文人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他压根儿就不友善，我却觉得他是个有头脑的人，能理解许多事物，虽然局外事很少有使他产生兴趣的。我没有向他提及我的“最后信念”但我不知为什么觉得，他听着我讲，已经精到这一层意思。他没有吭声，整儿人极为沉默寡言。临走时我暗示他，尽管我们之间有很大差别和截然相反的人生，lesextremitessetouchent（我对他用俄语做了解释），因此，很可能他自己离开我的“最后信念”完全不像觉得的那样遥远。对此他向我做了一个非常阴郁和不满的鬼脸作为回答，接着就站起身，亲自为我找到帽子，做出好像是我自己要走的样子，简直就是把我带出这幢阴森森的屋子，表面上却像出于礼貌而送我走。他的房子令我惊讶，它像一块墓地，而他好像是喜欢的，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过着完整的、直接的生活，这生活本身大充实了，对环境别无所需。
对罗戈任的这次拜访使我累得慌。此外，从早上起我就感到不舒服；到傍晚我已非常衰弱，便上床躺下，不时地感到烧得很厉害，有时还说胡话。科利亚与我在一起耽到11点钟。但是我记得他所说的和我们所说
法语：相反的两端也会碰到一起。的一切。而有时候我合上眼的时候，则老是浮现出仿佛已经得到百万钱财的伊福米奇。他老是不知道把这些钱往哪儿放，为这些钱伤透脑筋，害怕被人偷走而胆颤心惊，最后仿佛决定把它们埋到地下。后来我向他建议，与其把这么一块金子白白埋入地下，不如把这一大块金子给“冻死的”孩子铸个小的金棺村，为此要把孩子挖出来。苏里科夫似乎带着感激的泪水采纳了我这种嘲弄人的建议并立即着手实施计划。我好像唾了一口唾沫就从他身边走开了。当我完全清醒过来时，科利亚要我相信，我根本没有睡、这段时间一直在跟他谈论苏里科夫。有时候我会异常愁闷忧愁，六神无主，因此科利亚离开时很不放心。当我自己起来，在他出去后要把门锁上时，我突然想起了刚才在罗戈任家见到的一幅画。它挂在他房子里最幽暗的一问厅堂的门上方。他自己顺便指给我看的；我好像在画面前站了约摸有5分钟。在艺术方面这幅画没什么好的；但是它却使我产生了某种奇怪的不安。
这张画上画的是刚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耶稣。我觉得，画家们通常喜欢描绘钉在十字架上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那稣，还总是让他的脸带上一种不同寻常的美，甚至在承受最可怕的折磨时也谋求为他保持这种美。在罗戈任家的那张画上是谈不上有美的；这是一个人的尸体的全貌，他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在背负十字架和倒在十字架下时，就已经受了无穷的折磨、伤痛、虐待、看守的拷打，民众的殴打，最后还有6小时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估算至少有这么长时间）。确实，这是刚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人的脸，也就是说还保留了很多有生命的、温暖的迹象；一点也还没有变僵硬，因此死者的脸上甚至还流露出痛苦的神情，仿佛现在他还能感受到这种痛苦（这一点画家很好地捕捉到了）；但是这张脸丝毫也没有被美化，这里只有本色，一个人无论是谁，在经受了这样的折磨以后，他的尸体真的就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还是在最初那些世纪基督教会就确认，那稣所受的苦难不是形像性的，而是确确实实的，因而他那在十字架上的肉体也就完全充分服从了自然的法则。画上这张脸被打得血迹斑斑，肿胀，还有可怕的鼓起的青紫块，眼睛睁着，眼珠歪斜，睁得大大的眼白闪着死人的玻璃般的反光。但是，奇怪的是，当我瞧着这被折磨至死的人的尸体时，会产生一个奇怪和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所有那稣的门徒，他未来的主要信徒看见这样的尸体（而它应该就是这样的），跟在他后面和站在十字架旁的妇女，所有信奉他、把他奉告神明的人看见了这样的尸体，他们怎么能相信，这个蒙难者会复活呢？这里不由地会得到一个概念，如果死是这样可怕，自然规律的威力是这么强大，那么怎么才能制服它们？那稣活着时曾经战胜过自然，使自然服从了他，他一喊：“女儿，起来吧”——少女就起来了，一喊：“拉撒路，出来吧！”——死者就出来了；现在连他也战胜不了它们，又怎么能支配它们呢？看着这幅画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自然变成了一只庞大、无情、无声的野兽，或者确切地说，虽然显得很奇怪，却要确切得多，——它变成了一台新式的大型机器，无谓地攫取，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地粉碎和吞噬伟大无价的生物，这样的生物一个就抵得上整个自然及其所有的规律，抵得上整个大地，也许创造大地唯一的日的就只是为了这个生物降世！这幅画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概念，即有一种一切都服从于它的阴森、放肆、无谓永恒的力量，这种概念不由自主地也传达给了您。画上一个都看不见的围着死者的人们应该感受到那个晚上可怕的烦恼和慌乱，因为就在这个夜晚一下子把他们的所有希望以及几乎是信仰全都粉碎了。他们一定怀着极大的恐惧散去的，尽管每个人在自己心中都带走了一个宏大的思想，而这思想已经永远不可能从他们心中被夺走了。如果这位导师本人在死刑前夕能看到自己的形像，那么他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自己走上十字架，这样死去？当你看着这幅画时，这个问题也不由自主地隐约再现。
科利亚离去后整整：个半小时，我断断续续仿佛看到了这一切，也许确实是在梦呓之中，有时甚至还有模有样的。没有形像的东西是否能在幻觉中变成有形像了呢？但是我有时仿佛觉得，在某种奇异和不可想象的形状中看见了这一无穷的力量，这一又聋又娅的阴森森的东西。我记得，仿佛有人拿着蜡烛、牵着我手带我走，让我看一只令人厌恶的大毒蛛，并要我相信，这就是那又聋又娅却又无所不能的阴森怪物，并嘲笑我的愤簿。在我房间里的圣像前总是整夜点着一盏小灯，灯光昏暗微弱，可是却能看清一切，而凑近小灯还能看书。我想，已经刚过了午夜12点；我完全没有睡，睁着眼睛躺着；突然我房间的门开了，罗戈任走了进来。
他走进来，关上了门，默默地看了我一眼，悄悄地走向角落几乎就在台灯下的那张椅子。我很惊讶，望着他，等待着；罗戈任胳膊时撑在小桌上，默默地看着我。这样子过了两三分钟，我记得，他的沉默很让我见怪和烦恼。为什么他不想讲话？他这么迟来当然使我觉得纳罕，但是我记得，这并没有使我惊诧得不得了。甚至相反：我虽然在上午没有明确他讲出自己的思想，但是我知道，他是理解它的；而这个思想具有值得讨论的性质，因此即使已经很晚了，当然也还是可以再来谈一次的。我就是这么想，他是为此而来的。上午我们分手时带有几分敌意，我甚至记得，他带着非常嘲弄的神色瞥了我两眼。我现在在他的目光中还看到了这种嘲笑，这很使我生气。这确实是罗戈任本人，而不是幻影，不是梦境，这一点起先我丝毫也不怀疑，甚至没有想到过。
同时他继续坐着，仍然带冷笑一直望着我。我愤愤地在床上转过身，也用胳膊时撑在枕头上，下决心故意地保持沉默，哪怕我们一直就这样不吭声坐着。不知为什么我想一定要他先开口。我想这样过了约有20分钟，突然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这不是罗戈任而仅仅是幻像呢？
无论是在病中还是以前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幽灵；但是还在小的时候，甚至现在，也就是不久前，我总觉得，只要有一次看见幽灵我一定会在当场立即死去，尽管我不相信任何幽灵。但是当我想到，这不是罗戈任，而只是幽灵时，我记得，我一点也没有受惊吓，不仅这样，我甚至对它很生气。奇怪的还有，这是幽灵还是罗戈任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知怎么的完全不像似乎应该的那样令我关注和不安；我觉得，我当时在想别的什么事。比方说，使我感兴趣得多的是，为什么罗戈任刚才穿家常睡衣和便鞋，而现在穿燕尾服、白背心、带白领带？我脑中也问过这样的念头：如果这是幽灵，我又不怕它，那么为什么不站起来，不走近它，不亲自证实一下呢？不过，也许，我还是不敢和害怕的。但是，当我刚来得及想我害怕时，突然我全身仿佛冰雪交融；我感到脊背发凉，双膝打颤。就在这瞬间，就如情到我害怕似的，罗戈任放下撑着的那只手，挺直身子，开始张开自己的嘴巴，像是准备发笑；他盯着望我。狂怒袭住了我，我下决心要向他扑去，但是因为我发过誓不先开口说话，所以我留在床上，况且我仍然没有把握，这是不是罗戈任本人？
我不太确切地记得，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我也不能肯定记得，有时候我是否会有片刻昏迷？不过，罗戈任终于站了起来，像他进来时那样缓慢而专注地审视着我，但是不再嘲笑，悄悄地，几乎是踮着脚尖，走向门口，开了门，走了出去，又掩上了门。我没有从床上起来；我不记得，我这样睁着眼睛躺着一直想问题又过了多久；天知道我想些什么；我也不记得是怎么昏迷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我才醒来。我这样和家里人约定，如果十点前我自己不开门也不喊人送茶，那么马特廖娜就应自己来敲我的门。当我给她开门时，我马上就想到，门关着，他怎么能进来呢？我完全清醒后便确信，真正的罗戈任是不可能进来的，因为我家所有的门在夜间都是上锁的。
我如此详细地描述的这一特别的事件，是使我完全“下决心”的原因。因此，促使我最后下定决心的不是逻辑，不是逻辑的信念，而是厌恶。生命采取这样怪异的、侮弄我的形式，我是不能再活下去的。这个幽灵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不能屈从于以毒蛛的样子出现的阴森的力量。只有在黄昏暮色中终于感觉到宙己彻底下定决心时，我才觉得轻松些。这仅仅是第一关头，为了第二关头我去了帕夫洛夫斯克，但这已经相当明白了。
费，甚至还有补助。我怀疑经常去他们那儿的巴赫穆托夫（当时我却因此故意不去他们那里，对跑来看我的医生态度也几乎很冷漠），我怀疑巴赫穆托夫甚至劝说他们接受他的借款。这六个星期里我见到巴赫穆托夫两次，第三次碰面是在给医生送行的时候。这次饯别巴赫穆托夫安排在自己家里，以喝香槟用晚餐的形式进行。医生的妻子也出席了，不过，她很快就回去照料小孩了。这是5月初一个晴朗的傍晚，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球降落到海湾里。巴赫穆托夫送我回家；我们顺着尼古拉耶夫斯基桥漫步，两人都有几分醉意。巴赫穆托夫谈到自己欢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了结得这么好，他还为什么事而感激我，他解释说，在做了这件好事后现在他是多么愉决，他相信，一切功劳都归于我，而现在许多人告诫和宣传做个别件把好事是丝毫没有意义的，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也想谈得不得了。
“谁要是否定个别的‘善行’，”我开始说“谁就是否定人的本性和蔑视他个人的人格。但是组织‘社会的慈善事来夕和个人自由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同时又不互相排斥的问题。个别的善行将永远存在，因为这是个人的需要，是一个人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有现实意义的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个老人，是位‘将军’，也就是四等文官，有德国名字；他整整一生都在狱堡和犯人中奔波；每一批流放去西伯利亚的犯人都事先知道，在麻雀山将会有一个‘将军老头’去看望他们。他做自己的事认真和虔诚到了极点；他出现在哪里，总要走遍每一排围住他的流放犯，在每个人面前停下来。详细询问每个人的需求，他几乎也不向谁进行说教，把他们大家称为“亲爱的”他给他们钱，寄必需的用品——绑腿、裹脚布、麻布，有时带些劝人为善的小册子来，分给每个识字的罪犯，他充分相信，他们会在路上读这些书，而且识字的会念给不识字的听。他很少询问犯了什么罪，如果罪犯自己开始讲，他也就听着。他对所有的罪犯都一视同仁，不加区别。他跟他们说话就像跟兄弟一样，但是他们自己最后都把他看做父亲，如果他发现哪个流放的女人手上抱着孩子，他就走近前去，对孩子爱抚一阵，用手指打几个榧子逗他笑。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做的直至死去；后来整个俄罗斯、整个西伯利亚都知道他，也就是所有的罪犯都知道他。有一个过去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对我说，自己就是个见证人，那些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也常回忆起将军，其实呢，将军去看望一批批犯人时，给每个兄弟的钱难得超过20戈比的。确实，他们回忆起他并非那么炽热或者非常正经，有一个‘倒霉鬼’打死过10个人，害过6个孩子，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种满足（据说是有这样的人），突然什么时候，也许整整20年里也就这么一回，他忽然无缘无故会发出一声长叹并且说。‘现在将军老头怎么样了，还在不在世？’说这话时，也许还会付之一笑，——就此而已。您又怎么知道，他二十年未忘怀的这位将军老头，在他心中永远播下了一颗什么种子、您又怎么知道，巴赫穆托夫，一个人亲近另一个人，这对被亲近的人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要知道这时有整个人生和多得不计其数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岔道，最优秀的棋手，他们中最机智的也只能预料后面几步棋；一位能顶上士步棋的法国棋手，已被当作神奇的事而大写特写了。而人生又有多少步，我们不知道的事又有多少？当您撒下您的种子，当您撒下您的‘善行’、无论哪种形式的好事，您就奉献了您的一部分个性，同时也接收了别人的一部分个性；你们彼此互相了解；再稍加一注意，您已经得到知识、最意外的发现作为补偿。最后，您一定会把您所做的事看作是门科学，它将会把您的整个生命都吸引住，还能充实整个生命。从另一方面来说，所有您的思想，所有被您撒下、也许已经被您遗忘的种子，将会得到体现和发育成长；从您那里有所获的人将会把它们传递给别的人。您怎么知道，您将怎样参与未来决定人类的命运？如果知识和这项工作的整个生命力最后将使您上升到能撒下巨大的种于、能给世界留下伟大的思想作遗产，那么”诸如此类的话，我当时说了许多。
“可是与此同时倒想想，你却要失去生命！”巴赫穆托夫激烈地责备着向什么人嚷道。
那时我们站在桥上，胳膊时撑在栏杆上，望着涅瓦河。
“您知道吗，我想到什么了？”我更向栏杆俯下身去，说。
“难道想要投河？”巴赫穆托夫几乎惊恐地嚷了起来。也许，他在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思想。
“不，暂时还只是下面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我还剩两三个月可活，也许是四个月；但是，比方说，一共还有两个月，而假如我又非常想做一件好事，这需要工作、奔走和张罗，就像我们的医生那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剩下的时间不够，只能放弃做这件事，另找一件‘好事’，小一点的，找力所能及的（如果这么强烈地吸引我去做好的话）。您一定认为，这是个可笑的想法！”
可怜的巴赫舟托夫非常为我忧急不安；他送我到家门口，而且非常知趣，没有说一次安慰话，几乎一直沉默着。跟我告别的时候，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请求允许他来看望我。我回答他说，如果他是作为“安慰者”到我这儿来（因为即使他沉默不语，他来也仍然是作为“安慰者”我对他说明这一点），那么他每次这样做就将会使我更多地想到死。他耸了耸肩膀，但同意了我；我们分手时相当客气，我甚至没有料到。
但是这个晚上和这个夜里撒下了我“最后信念”的第一颗种子。我贪婪地抓住这个新思想，贪婪地分析它所有的细微之处和各种形态（我整夜没有睡着），我越是深入这思想，越是接受它，就越是感到惧怕。可怕的恐惧终于袭往了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也不离去。有时候、在想到我的这种经常性的惊惧时，我又会因为新的恐惧的吓得浑身冰凉，根据这种恐惧我可以得出结论，我的“最后信念”印在头脑里太深刻了，一定会有个解决。但是要解决，我又缺少决心。三个星期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决心也来了，但是是由于一个相当怪的情况。
这里我要在我的解释里注明所有的数字和日期。对我来说当然是无所谓的，但是现在（也许就只是此刻）我希望，将要评判我们行为的人刚才我在上面写到，为了实现我的“最后信念，我缺少最终的决心。我身上产生这一决心好像根本不是出自逻辑推论，而是由于某种奇怪的推动力，由于一个也许完全与事态发展丝毫无关的情况。10天前罗戈任为自己的一件事到我这儿来；这件事不必在这里赘述。过去我从未见过罗戈任，但是听说过他的许多情况。我向他提供了一切所需要的情况。他很快就走了，因为他来只是为了询问，所以我们之间的事也就到此为止。但是他太使我感到兴趣了，整个这一天我一直处于各种奇怪念头的影响下，因此我决定第一天上他家去做一次回访。罗戈任显然不高兴我去，甚至“委婉地”暗示，我啊。没必要继续结交下去；但是我仍然度过了这非寻常的1个小时，大概他也是这样。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照，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我们俩，尤其是我：我是个活在世上，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的人，而他却过着最完整、最直接的生活，过着真正的分分秒秒，对于“最后的”推论人活着的天数或者任何不涉及那种那种呶，那种使他发狂的事，都不用丝毫操心，让罗戈任先生原谅我这个说法，就算我这个蹩脚文人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他压根儿就不友善，我却觉得他是个有头脑的人，能理解许多事物，虽然局外事很少有使他产生兴趣的。我没有向他提及我的“最后信念”但我不知为什么觉得，他听着我讲，已经精到这一层意思。他没有吭声，整儿人极为沉默寡言。临走时我暗示他，尽管我们之间有很大差别和截然相反的人生，lesextremitessetouchent（我对他用俄语做了解释），因此，很可能他自己离开我的“最后信念”完全不像觉得的那样遥远。对此他向我做了一个非常阴郁和不满的鬼脸作为回答，接着就站起身，亲自为我找到帽子，做出好像是我自己要走的样子，简直就是把我带出这幢阴森森的屋子，表面上却像出于礼貌而送我走。他的房子令我惊讶，它像一块墓地，而他好像是喜欢的，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过着完整的、直接的生活，这生活本身大充实了，对环境别无所需。
对罗戈任的这次拜访使我累得慌。此外，从早上起我就感到不舒服；到傍晚我已非常衰弱，便上床躺下，不时地感到烧得很厉害，有时还说胡话。科利亚与我在一起耽到11点钟。但是我记得他所说的和我们所说
法语：相反的两端也会碰到一起。的一切。而有时候我合上眼的时候，则老是浮现出仿佛已经得到百万钱财的伊福米奇。他老是不知道把这些钱往哪儿放，为这些钱伤透脑筋，害怕被人偷走而胆颤心惊，最后仿佛决定把它们埋到地下。后来我向他建议，与其把这么一块金子白白埋入地下，不如把这一大块金子给“冻死的”孩子铸个小的金棺村，为此要把孩子挖出来。苏里科夫似乎带着感激的泪水采纳了我这种嘲弄人的建议并立即着手实施计划。我好像唾了一口唾沫就从他身边走开了。当我完全清醒过来时，科利亚要我相信，我根本没有睡、这段时间一直在跟他谈论苏里科夫。有时候我会异常愁闷忧愁，六神无主，因此科利亚离开时很不放心。当我自己起来，在他出去后要把门锁上时，我突然想起了刚才在罗戈任家见到的一幅画。它挂在他房子里最幽暗的一问厅堂的门上方。他自己顺便指给我看的；我好像在画面前站了约摸有5分钟。在艺术方面这幅画没什么好的；但是它却使我产生了某种奇怪的不安。
这张画上画的是刚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耶稣。我觉得，画家们通常喜欢描绘钉在十字架上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那稣，还总是让他的脸带上一种不同寻常的美，甚至在承受最可怕的折磨时也谋求为他保持这种美。在罗戈任家的那张画上是谈不上有美的；这是一个人的尸体的全貌，他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在背负十字架和倒在十字架下时，就已经受了无穷的折磨、伤痛、虐待、看守的拷打，民众的殴打，最后还有6小时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我估算至少有这么长时间）。确实，这是刚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人的脸，也就是说还保留了很多有生命的、温暖的迹象；一点也还没有变僵硬，因此死者的脸上甚至还流露出痛苦的神情，仿佛现在他还能感受到这种痛苦（这一点画家很好地捕捉到了）；但是这张脸丝毫也没有被美化，这里只有本色，一个人无论是谁，在经受了这样的折磨以后，他的尸体真的就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还是在最初那些世纪基督教会就确认，那稣所受的苦难不是形像性的，而是确确实实的，因而他那在十字架上的肉体也就完全充分服从了自然的法则。画上这张脸被打得血迹斑斑，肿胀，还有可怕的鼓起的青紫块，眼睛睁着，眼珠歪斜，睁得大大的眼白闪着死人的玻璃般的反光。但是，奇怪的是，当我瞧着这被折磨至死的人的尸体时，会产生一个奇怪和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所有那稣的门徒，他未来的主要信徒看见这样的尸体（而它应该就是这样的），跟在他后面和站在十字架旁的妇女，所有信奉他、把他奉告神明的人看见了这样的尸体，他们怎么能相信，这个蒙难者会复活呢？这里不由地会得到一个概念，如果死是这样可怕，自然规律的威力是这么强大，那么怎么才能制服它们？那稣活着时曾经战胜过自然，使自然服从了他，他一喊：“女儿，起来吧”——少女就起来了，一喊：“拉撒路，出来吧！”——死者就出来了；现在连他也战胜不了它们，又怎么能支配它们呢？看着这幅画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自然变成了一只庞大、无情、无声的野兽，或者确切地说，虽然显得很奇怪，却要确切得多，——它变成了一台新式的大型机器，无谓地攫取，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地粉碎和吞噬伟大无价的生物，这样的生物一个就抵得上整个自然及其所有的规律，抵得上整个大地，也许创造大地唯一的日的就只是为了这个生物降世！这幅画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概念，即有一种一切都服从于它的阴森、放肆、无谓永恒的力量，这种概念不由自主地也传达给了您。画上一个都看不见的围着死者的人们应该感受到那个晚上可怕的烦恼和慌乱，因为就在这个夜晚一下子把他们的所有希望以及几乎是信仰全都粉碎了。他们一定怀着极大的恐惧散去的，尽管每个人在自己心中都带走了一个宏大的思想，而这思想已经永远不可能从他们心中被夺走了。如果这位导师本人在死刑前夕能看到自己的形像，那么他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自己走上十字架，这样死去？当你看着这幅画时，这个问题也不由自主地隐约再现。
科利亚离去后整整：个半小时，我断断续续仿佛看到了这一切，也许确实是在梦呓之中，有时甚至还有模有样的。没有形像的东西是否能在幻觉中变成有形像了呢？但是我有时仿佛觉得，在某种奇异和不可想象的形状中看见了这一无穷的力量，这一又聋又娅的阴森森的东西。我记得，仿佛有人拿着蜡烛、牵着我手带我走，让我看一只令人厌恶的大毒蛛，并要我相信，这就是那又聋又娅却又无所不能的阴森怪物，并嘲笑我的愤簿。在我房间里的圣像前总是整夜点着一盏小灯，灯光昏暗微弱，可是却能看清一切，而凑近小灯还能看书。我想，已经刚过了午夜12点；我完全没有睡，睁着眼睛躺着；突然我房间的门开了，罗戈任走了进来。
他走进来，关上了门，默默地看了我一眼，悄悄地走向角落几乎就在台灯下的那张椅子。我很惊讶，望着他，等待着；罗戈任胳膊时撑在小桌上，默默地看着我。这样子过了两三分钟，我记得，他的沉默很让我见怪和烦恼。为什么他不想讲话？他这么迟来当然使我觉得纳罕，但是我记得，这并没有使我惊诧得不得了。甚至相反：我虽然在上午没有明确他讲出自己的思想，但是我知道，他是理解它的；而这个思想具有值得讨论的性质，因此即使已经很晚了，当然也还是可以再来谈一次的。我就是这么想，他是为此而来的。上午我们分手时带有几分敌意，我甚至记得，他带着非常嘲弄的神色瞥了我两眼。我现在在他的目光中还看到了这种嘲笑，这很使我生气。这确实是罗戈任本人，而不是幻影，不是梦境，这一点起先我丝毫也不怀疑，甚至没有想到过。
同时他继续坐着，仍然带冷笑一直望着我。我愤愤地在床上转过身，也用胳膊时撑在枕头上，下决心故意地保持沉默，哪怕我们一直就这样不吭声坐着。不知为什么我想一定要他先开口。我想这样过了约有20分钟，突然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这不是罗戈任而仅仅是幻像呢？
无论是在病中还是以前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幽灵；但是还在小的时候，甚至现在，也就是不久前，我总觉得，只要有一次看见幽灵我一定会在当场立即死去，尽管我不相信任何幽灵。但是当我想到，这不是罗戈任，而只是幽灵时，我记得，我一点也没有受惊吓，不仅这样，我甚至对它很生气。奇怪的还有，这是幽灵还是罗戈任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知怎么的完全不像似乎应该的那样令我关注和不安；我觉得，我当时在想别的什么事。比方说，使我感兴趣得多的是，为什么罗戈任刚才穿家常睡衣和便鞋，而现在穿燕尾服、白背心、带白领带？我脑中也问过这样的念头：如果这是幽灵，我又不怕它，那么为什么不站起来，不走近它，不亲自证实一下呢？不过，也许，我还是不敢和害怕的。但是，当我刚来得及想我害怕时，突然我全身仿佛冰雪交融；我感到脊背发凉，双膝打颤。就在这瞬间，就如情到我害怕似的，罗戈任放下撑着的那只手，挺直身子，开始张开自己的嘴巴，像是准备发笑；他盯着望我。狂怒袭住了我，我下决心要向他扑去，但是因为我发过誓不先开口说话，所以我留在床上，况且我仍然没有把握，这是不是罗戈任本人？
我不太确切地记得，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我也不能肯定记得，有时候我是否会有片刻昏迷？不过，罗戈任终于站了起来，像他进来时那样缓慢而专注地审视着我，但是不再嘲笑，悄悄地，几乎是踮着脚尖，走向门口，开了门，走了出去，又掩上了门。我没有从床上起来；我不记得，我这样睁着眼睛躺着一直想问题又过了多久；天知道我想些什么；我也不记得是怎么昏迷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我才醒来。我这样和家里人约定，如果十点前我自己不开门也不喊人送茶，那么马特廖娜就应自己来敲我的门。当我给她开门时，我马上就想到，门关着，他怎么能进来呢？我完全清醒后便确信，真正的罗戈任是不可能进来的，因为我家所有的门在夜间都是上锁的。
我如此详细地描述的这一特别的事件，是使我完全“下决心”的原因。因此，促使我最后下定决心的不是逻辑，不是逻辑的信念，而是厌恶。生命采取这样怪异的、侮弄我的形式，我是不能再活下去的。这个幽灵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不能屈从于以毒蛛的样子出现的阴森的力量。只有在黄昏暮色中终于感觉到宙己彻底下定决心时，我才觉得轻松些。这仅仅是第一关头，为了第二关头我去了帕夫洛夫斯克，但这已经相当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