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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当年修水库时搭架子留下来的。这条沟原来只有现在一半的宽度，全凭人工开和用炸药炸出来的。你家咱二叔就是在那边悬崖上排哑炮的时候，右胳膊给炸掉了。他那时在共青团队里，是劳动积极分子，现在身体不行了，这些年队里一直照顾他，让他在山上看林子。”
“听二叔说，春节以后，山林要承包给个人了。——像他这种情况，没有工伤补贴什么的吗？”
“哈，农民还有补贴吗？摊到谁身上谁倒霉就是了。当年在这里筑坝开石死了好几个人呢，二叔能活下来就算是命大啦！”
建工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我们同学对家庭联产承包制有争议。你怎么看？”
“你说是承包责任制吗？我觉得，承包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没有偷懒耍滑的了，反正，多打的粮食是归你个人的，村干部管理也省劲了。还有，就是农民必原来自由了。”
“那这样的话，巧生如果回来会怎样？会不会比在外面干更划算呢？”
“她回来除了种地还能做什么呢？这边没有什么副业和企业，承包以前队里没有她的口粮，承包后，她分得的田地由我们帮着管理，这样，她现在在外面干着，倒是更划算。”
“哦，是这样……”
“前些年，上边有政策，限制农民外流，这种人有个名称叫‘盲流'。”
“盲流？那上东北去的人也都算是盲流吗？”
她苦笑着说：“说得难听一点，也算是盲流吧。盲流，就是指那些进城的农民。这些人没有城镇户口，虽然在城里打工，但不是国家正式工人，就像巧生这样的人。”
“我似乎听说过这个词儿，不过，在我印象中，称为‘盲流’的人，都是一些不正干的人啊！可像巧生这样的人，怎么能算是盲流呢？”建工看她一眼，随即又把眼光移开。他注意到，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光点，那里面藏着无奈和难堪，甚至还有一种自怜的成分。
“那时候农村人连饭都吃不饱，不外出又有什么办法？一些贫困严重的地区，还都专门设立了劝阻站，城里还有收容所。跑出去的这些人被认为是危害社会治安，影响农业生产。你想，农村人口多土地少，干上一年，除去上交部分，口粮都不够吃的，遇到旱涝灾害，就更不用提啦。他们当然不如进城去打工合算呀！他们也是实属无奈。其实，他们到城里去打工，生活也不稳定。”
“巧生的户口不好转吗？”
“我也曾经帮她打听过，不可能的事。这些年，国家对户籍管理一直非常严格。据说，有一种情况可以迁，比如说，城里有这样一个人，没有妻子儿女，身边需要有个将来为他养老的亲戚，而这个亲戚如果家是农村的，就可以落到他的城镇户口上了。——哈！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城里亲戚？”
建工也被她说笑了。她后来又说：“家庭联产承包制好倒是好，不过有些事我还是感到困惑，你眼界比我开阔，知道的比我多，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她的前额饱满漂亮，眼光犀利、深邃，微风吹散的几缕细发在飘动着，“一，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自私自利，不顾大局呢？如果少了这种人，那社会主义不是发展得更顺利吗？哈，你看，我这人很单纯是吗？二，人民公社搞了这么多年，难道说就全错了吗？农民勒紧裤腰带辛辛苦苦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不都是在人民公社这个大前提下干的吗？”她眉头紧皱，两手向外张开。
他一时被问住，但又觉得自己必须立即回答她，就说：“就说第一个问题吧……当人们一直都在满怀信心地付出，而又总看不到个人生活改变的时候，那谁还愿意继续付出呢？其实，承包制度没有把公与私截然对立起来，也不否认自私的合理性，而是兼顾了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比如说，农民个人同样都是为国家做贡献，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时得到更多的好处呢？我们过去大概是习惯于用非此即彼的一点论的方法看待问题，似乎只能讲奉献，而不能讲个人利益。中国有八亿农民，他们好不起来，空谈让国家好起来，这有多大的意义呢？”他为自己这种从未有过的想法脱口而出而感到惊诧。
她低头认真思考着：“哦……你说的，或许有道理。我这人就是太单纯了。那你说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嘛……”
“还有，也就是第三个问题，承包确实带来了粮食多收，可一个人只有一亩来地，多余的粮食又能卖几个钱呢？光靠种地，农民永远都不会富起来。”
“农民有了自由，可以搞多种经营，办企业啊！”
“如果大家都去种植果树的话，那果农还能挣钱吗？办企业，得需要资源、需要有钱来投资，还需要技术，这些从哪里来呢？就说我们花边站吧，个人农闲的时候在家里编织，也就只收入个十元八元。可如果有钱的话，就可以用机器生产地毯，进行大量出口。可是，这些想法都不现实，想也无济于事。”
两人来到了堤坝南头，上面是长长的土丘。她说花边站就在山坡后面的乡政府所在地。
他说：“像如发达国家，农业技术和机械化程度水平高，一户人家可以管理几百亩甚至上千亩土地。那时更多的农民就可以当工人了。”
“哈哈，下去一百年能实现吗？”
“我坚信，那是早晚的事。”
“那可真是太渺茫啦！那个时候，你和我都在哪里呢？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自嘲地笑了。
“农民，永远都是农民。就拿我们村上来说吧，村办学校的设施和教师工资、整修路面，都要从提留里面出钱。还要上缴各种名堂的税。这些且先不说，农民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养老金，家里没有男孩的，还要为将来养老担忧。另外，还要盖房子呢？哪一样不需要钱？”继而她又笑了：“我们跟你们工人没法相比。人不能不讲命，你命好，一下生就是在优越的工人家庭里。你应该感到幸运。”她看着他笑了。
他一时记不得在哪里听说过这样的话了。不知怎么的，一想到出生，他心里就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快。
她突然问：“你信命吗？”
“我没想过，信命，应该属于唯心主义吧？”
“不过，我信命。我敢说，你即便现在不信，将来也一定信。”
天色比刚才暗淡了。她的脸就像天上的冬云一样阴沉下来。
“是吗？或许吧……”
“我敢跟你打赌。”她盯着他，低沉而自信地说。
“不过，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有神灵。”他似乎看到一个神秘而支配自己的东西隐藏在某一个角落里，但又不知道那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不认为，信命就是唯心主义。”
两人走上台阶，又来到坝堤的高处，水面上泛着粼粼白光，一直延伸到天边。
听说建工喜欢吃米饭，巧生的母亲就让四姑娘去磨房兑换些大米，顺便磨点小米面。恰好巧生去邻居家送自行车回来，四姑娘不满地看她一眼，别过脸朝屋里走去。巧生笑了笑，就去猪栏跟前的墙根下推小铁车，巧欣扛着一袋玉米出来放到上面。建工跟出来要跟巧生一块去。母女三人极力阻拦，但他还是坚持把小铁车抢了过去。来到村北头的磨坊里排上号，两人又来到院子里说话。她问去水库玩的怎样，他说巧欣是个善于思考的人，跟她很谈得来。巧生说，她从在学校里就当干部，是那种追求上进的人。
“不过，她年龄不大，但却信命。”他不解地说。
她说，她姐姐这几年不大顺。他问是不是个人感情问题。她刚要说什么，那个戴着口罩满身粉尘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在隆隆的机器噪音中大声喊她，她转身跑了进去。
晚饭后突然停电了，屋里顿时一片黑暗。巧欣笑着说，这里停电是很正常的事，每过几天如果不停电反倒觉得不习惯。她点上油灯，约建工一起去西屋说话。巧生随后把茶具端进来。建工想到白天巧生说她不顺的话，就好奇地问起她的经历来。巧生放下门帘出去了。她坐到靠门口一边的炕上，斟上茶，沉吟片刻，就说了起来。
“我这人怎么说呢？就是太单纯，太幼稚了。我从小就觉得，热爱集体，克己奉公，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上级和广播里的宣传，我从来都不怀疑，对各种会议和学习活动中所讲的那些道理，我从来不认为有半点儿虚假，我照着那样去做，也觉得别人也都应该去那样做。发展农业就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发展了个人自然也就有了——这个道理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桌上的油灯静静地摇曳着。她的身影映在身后的墙上，随她的动作夸大而变形地晃动着。她幽深的眼睛里现出一种抑郁的东西，而又不失清澈。她述说的时候一直在看着建工，但更内视着过去的那个自己。她带领“铁姑娘队”抢种、抢收、修水渠，她们“铁姑娘队”跟男劳力干同样的活儿，后来成了全县的典型。县里的负责人和各公社各村的领导纷纷前来向她们学习。不久，她被选拔为县里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成员，一年以后，工作任务尚未结束，她又被确定为“三不脱离干部”的培养对象。公社里一共确定了三个人选，正常情况下，一年期满她就可以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了。
“那时候，我非常单纯。一切看起来，我也并没有什么不顺利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工作非常出色。”
“像我这种情况，无论在谁看来，都认为已成定局，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但我只有一个信念，只想一门心思干好工作。我到各公社进行调查研究和学习，指导基层工作。很快一年就过去了，填表、体检。不久，那两名转正了，可是我没接到通知。正当我感到疑惑的时候，县委组织部找我谈话了，说我因为得过腿风湿病，体检没有通过。虽然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失落是自然的。我顺路去公社找到跟我一直挺要好的一位组织委员，把这事告诉了他。他也是咱这个村的，他说事先他已经耳有所闻，就安慰我，还为我抱不平。我听他说话支支吾吾的，感到他好像对我隐瞒了什么，就一再追问。他这才把实情告诉了我，原来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把我给顶了，是支部书记的外甥、我们公社的书记给帮他找了上面的人。我当时非常惊讶，那个支部书记并不是培养对象中的三人之一啊！那位组织委员说，其实公社书记早就答应过要给他这个舅舅转干了，但听说从下一年起，国家要取消这种干部推荐形式，所以就硬把我给顶下来了。”
“也就是说，你以后再没有转正的机会了？”
她点点头说：“是这样的。——组织委员还告诉我，有人竟然私下议论，说我没转干的原因是男女作风问题。我猜到他们所指的，是我的一个男上级，因为当时我俩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原来所谓的事实真相，靠的仅仅是一张嘴巴。我竟然在别人眼里完全成了另外一类人。如果没有这件事发生，我也不会认识到：我们人类善于归类的逻辑思维方式是多么可怕！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推理看似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可是，可能的事情跟事实真相之间可以划等号吗？……我感到无话可说，我被彻底击垮了。当时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一片恍惚，羞辱、委屈、幽愤、无助……那种错综复杂的感觉简直难以言说。当我听到那个“合情合理”的谣言之后，就什么人都不想见了，连自己的家人都感到难以面对。那天我走出机关大院，一个人去了水库，在大坝上走来走去，走了很长时间，天黑下来了，都似乎没有察觉到。大坝后面是几十米深的沟壑，当时真想……要不是那天晚上那位组织委员到我家去，我爸爸和三姑娘又去找到我的话，可能……那个阶段，我就感到好像是——被人强X了的感觉。整整一个月我都没出门，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精神恍惚，真像是大病了一场。”
建工在极度压抑中感到无话可说。他问：“后来呢？”
“哈！后来就去了花边站，理由就是说我有一定能力。”她似乎觉得这很可笑。（未完待续）
那是当年修水库时搭架子留下来的。这条沟原来只有现在一半的宽度，全凭人工开和用炸药炸出来的。你家咱二叔就是在那边悬崖上排哑炮的时候，右胳膊给炸掉了。他那时在共青团队里，是劳动积极分子，现在身体不行了，这些年队里一直照顾他，让他在山上看林子。”
“听二叔说，春节以后，山林要承包给个人了。——像他这种情况，没有工伤补贴什么的吗？”
“哈，农民还有补贴吗？摊到谁身上谁倒霉就是了。当年在这里筑坝开石死了好几个人呢，二叔能活下来就算是命大啦！”
建工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我们同学对家庭联产承包制有争议。你怎么看？”
“你说是承包责任制吗？我觉得，承包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没有偷懒耍滑的了，反正，多打的粮食是归你个人的，村干部管理也省劲了。还有，就是农民必原来自由了。”
“那这样的话，巧生如果回来会怎样？会不会比在外面干更划算呢？”
“她回来除了种地还能做什么呢？这边没有什么副业和企业，承包以前队里没有她的口粮，承包后，她分得的田地由我们帮着管理，这样，她现在在外面干着，倒是更划算。”
“哦，是这样……”
“前些年，上边有政策，限制农民外流，这种人有个名称叫‘盲流'。”
“盲流？那上东北去的人也都算是盲流吗？”
她苦笑着说：“说得难听一点，也算是盲流吧。盲流，就是指那些进城的农民。这些人没有城镇户口，虽然在城里打工，但不是国家正式工人，就像巧生这样的人。”
“我似乎听说过这个词儿，不过，在我印象中，称为‘盲流’的人，都是一些不正干的人啊！可像巧生这样的人，怎么能算是盲流呢？”建工看她一眼，随即又把眼光移开。他注意到，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光点，那里面藏着无奈和难堪，甚至还有一种自怜的成分。
“那时候农村人连饭都吃不饱，不外出又有什么办法？一些贫困严重的地区，还都专门设立了劝阻站，城里还有收容所。跑出去的这些人被认为是危害社会治安，影响农业生产。你想，农村人口多土地少，干上一年，除去上交部分，口粮都不够吃的，遇到旱涝灾害，就更不用提啦。他们当然不如进城去打工合算呀！他们也是实属无奈。其实，他们到城里去打工，生活也不稳定。”
“巧生的户口不好转吗？”
“我也曾经帮她打听过，不可能的事。这些年，国家对户籍管理一直非常严格。据说，有一种情况可以迁，比如说，城里有这样一个人，没有妻子儿女，身边需要有个将来为他养老的亲戚，而这个亲戚如果家是农村的，就可以落到他的城镇户口上了。——哈！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城里亲戚？”
建工也被她说笑了。她后来又说：“家庭联产承包制好倒是好，不过有些事我还是感到困惑，你眼界比我开阔，知道的比我多，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她的前额饱满漂亮，眼光犀利、深邃，微风吹散的几缕细发在飘动着，“一，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自私自利，不顾大局呢？如果少了这种人，那社会主义不是发展得更顺利吗？哈，你看，我这人很单纯是吗？二，人民公社搞了这么多年，难道说就全错了吗？农民勒紧裤腰带辛辛苦苦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不都是在人民公社这个大前提下干的吗？”她眉头紧皱，两手向外张开。
他一时被问住，但又觉得自己必须立即回答她，就说：“就说第一个问题吧……当人们一直都在满怀信心地付出，而又总看不到个人生活改变的时候，那谁还愿意继续付出呢？其实，承包制度没有把公与私截然对立起来，也不否认自私的合理性，而是兼顾了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比如说，农民个人同样都是为国家做贡献，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时得到更多的好处呢？我们过去大概是习惯于用非此即彼的一点论的方法看待问题，似乎只能讲奉献，而不能讲个人利益。中国有八亿农民，他们好不起来，空谈让国家好起来，这有多大的意义呢？”他为自己这种从未有过的想法脱口而出而感到惊诧。
她低头认真思考着：“哦……你说的，或许有道理。我这人就是太单纯了。那你说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嘛……”
“还有，也就是第三个问题，承包确实带来了粮食多收，可一个人只有一亩来地，多余的粮食又能卖几个钱呢？光靠种地，农民永远都不会富起来。”
“农民有了自由，可以搞多种经营，办企业啊！”
“如果大家都去种植果树的话，那果农还能挣钱吗？办企业，得需要资源、需要有钱来投资，还需要技术，这些从哪里来呢？就说我们花边站吧，个人农闲的时候在家里编织，也就只收入个十元八元。可如果有钱的话，就可以用机器生产地毯，进行大量出口。可是，这些想法都不现实，想也无济于事。”
两人来到了堤坝南头，上面是长长的土丘。她说花边站就在山坡后面的乡政府所在地。
他说：“像如发达国家，农业技术和机械化程度水平高，一户人家可以管理几百亩甚至上千亩土地。那时更多的农民就可以当工人了。”
“哈哈，下去一百年能实现吗？”
“我坚信，那是早晚的事。”
“那可真是太渺茫啦！那个时候，你和我都在哪里呢？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自嘲地笑了。
“农民，永远都是农民。就拿我们村上来说吧，村办学校的设施和教师工资、整修路面，都要从提留里面出钱。还要上缴各种名堂的税。这些且先不说，农民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养老金，家里没有男孩的，还要为将来养老担忧。另外，还要盖房子呢？哪一样不需要钱？”继而她又笑了：“我们跟你们工人没法相比。人不能不讲命，你命好，一下生就是在优越的工人家庭里。你应该感到幸运。”她看着他笑了。
他一时记不得在哪里听说过这样的话了。不知怎么的，一想到出生，他心里就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快。
她突然问：“你信命吗？”
“我没想过，信命，应该属于唯心主义吧？”
“不过，我信命。我敢说，你即便现在不信，将来也一定信。”
天色比刚才暗淡了。她的脸就像天上的冬云一样阴沉下来。
“是吗？或许吧……”
“我敢跟你打赌。”她盯着他，低沉而自信地说。
“不过，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有神灵。”他似乎看到一个神秘而支配自己的东西隐藏在某一个角落里，但又不知道那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不认为，信命就是唯心主义。”
两人走上台阶，又来到坝堤的高处，水面上泛着粼粼白光，一直延伸到天边。
听说建工喜欢吃米饭，巧生的母亲就让四姑娘去磨房兑换些大米，顺便磨点小米面。恰好巧生去邻居家送自行车回来，四姑娘不满地看她一眼，别过脸朝屋里走去。巧生笑了笑，就去猪栏跟前的墙根下推小铁车，巧欣扛着一袋玉米出来放到上面。建工跟出来要跟巧生一块去。母女三人极力阻拦，但他还是坚持把小铁车抢了过去。来到村北头的磨坊里排上号，两人又来到院子里说话。她问去水库玩的怎样，他说巧欣是个善于思考的人，跟她很谈得来。巧生说，她从在学校里就当干部，是那种追求上进的人。
“不过，她年龄不大，但却信命。”他不解地说。
她说，她姐姐这几年不大顺。他问是不是个人感情问题。她刚要说什么，那个戴着口罩满身粉尘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在隆隆的机器噪音中大声喊她，她转身跑了进去。
晚饭后突然停电了，屋里顿时一片黑暗。巧欣笑着说，这里停电是很正常的事，每过几天如果不停电反倒觉得不习惯。她点上油灯，约建工一起去西屋说话。巧生随后把茶具端进来。建工想到白天巧生说她不顺的话，就好奇地问起她的经历来。巧生放下门帘出去了。她坐到靠门口一边的炕上，斟上茶，沉吟片刻，就说了起来。
“我这人怎么说呢？就是太单纯，太幼稚了。我从小就觉得，热爱集体，克己奉公，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上级和广播里的宣传，我从来都不怀疑，对各种会议和学习活动中所讲的那些道理，我从来不认为有半点儿虚假，我照着那样去做，也觉得别人也都应该去那样做。发展农业就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发展了个人自然也就有了——这个道理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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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非常单纯。一切看起来，我也并没有什么不顺利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工作非常出色。”
“像我这种情况，无论在谁看来，都认为已成定局，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但我只有一个信念，只想一门心思干好工作。我到各公社进行调查研究和学习，指导基层工作。很快一年就过去了，填表、体检。不久，那两名转正了，可是我没接到通知。正当我感到疑惑的时候，县委组织部找我谈话了，说我因为得过腿风湿病，体检没有通过。虽然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失落是自然的。我顺路去公社找到跟我一直挺要好的一位组织委员，把这事告诉了他。他也是咱这个村的，他说事先他已经耳有所闻，就安慰我，还为我抱不平。我听他说话支支吾吾的，感到他好像对我隐瞒了什么，就一再追问。他这才把实情告诉了我，原来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把我给顶了，是支部书记的外甥、我们公社的书记给帮他找了上面的人。我当时非常惊讶，那个支部书记并不是培养对象中的三人之一啊！那位组织委员说，其实公社书记早就答应过要给他这个舅舅转干了，但听说从下一年起，国家要取消这种干部推荐形式，所以就硬把我给顶下来了。”
“也就是说，你以后再没有转正的机会了？”
她点点头说：“是这样的。——组织委员还告诉我，有人竟然私下议论，说我没转干的原因是男女作风问题。我猜到他们所指的，是我的一个男上级，因为当时我俩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原来所谓的事实真相，靠的仅仅是一张嘴巴。我竟然在别人眼里完全成了另外一类人。如果没有这件事发生，我也不会认识到：我们人类善于归类的逻辑思维方式是多么可怕！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推理看似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可是，可能的事情跟事实真相之间可以划等号吗？……我感到无话可说，我被彻底击垮了。当时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一片恍惚，羞辱、委屈、幽愤、无助……那种错综复杂的感觉简直难以言说。当我听到那个“合情合理”的谣言之后，就什么人都不想见了，连自己的家人都感到难以面对。那天我走出机关大院，一个人去了水库，在大坝上走来走去，走了很长时间，天黑下来了，都似乎没有察觉到。大坝后面是几十米深的沟壑，当时真想……要不是那天晚上那位组织委员到我家去，我爸爸和三姑娘又去找到我的话，可能……那个阶段，我就感到好像是——被人强X了的感觉。整整一个月我都没出门，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精神恍惚，真像是大病了一场。”
建工在极度压抑中感到无话可说。他问：“后来呢？”
“哈！后来就去了花边站，理由就是说我有一定能力。”她似乎觉得这很可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