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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龙都大酒店洗衣厂工作了一个多月，心情很好。也许是经历了生活的磨练，也许是体会了工作机会的难得，我的表现有时好得连我自己都能惊讶起来。我不出去推销的时候，就常常主动帮其他师傅干活儿，干洗、大烫、发货、接单，什么活儿都干过。我才来一个多月，就得了一块酒店服务质量委员会发的红色微笑牌，据說全店将近两千人每个月红色微笑牌只发六七个，而且大都是一线员工获得。洗衣厂是二线单位，我得了这个红牌是整个儿洗衣厂的光荣，我的照片还因此挂在了职工食堂门口的光荣榜上。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我的新鲜感尚未结束的时候，我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就突然地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那天我因为要等一位非洲使馆的外交官来取衣服，没有出去跑推销。那外交官是我新拉来的客户，脾气古怪，有点挑剔，我怕别人处理不好，就留在厂里等他，顺便帮其他人往餐厅里送台布。我們一个包房一个包房地送，送到大餐厅，一个穿黑西服的管理人员走过来，问我："你是叫杨瑞吗？"我不知道这人是哪个部门的，但脸熟，好像在职工食堂吃饭时见过，便答："是啊。"那人又說："你来一下。"我就跟着他走，手里还抱着一摞洗净浆好的台布，一直走到餐厅外的一个雪茄吧里。那个雪茄吧还不到营业的时间，但里边好像有人。我跟那黑西服走进去。雪茄吧装潢很古老，家具都是深色的，光线也是暗暗的，从阳光充沛的大走廊走进雪茄吧眼睛总要适应一阵。但我能看清屋里有两位是饭店保卫部的干部，还有两位民警，戴着大盖帽站在暗影里，如我梦中一样面目不清。另有一位中年人站在前面，我认出来了，就是一个多月前来过我家的检察院的人，是那个一声不响地做记录的男的。饭店保卫部的人见我进来，向检察院那个男的点头使了个眼色，那男的就先冲我开了口。他明明见过我，一上来还是例行公事地问："你叫杨瑞吗？"他的口气比那天在我家还要横，横多了。我皱着眉答了句："啊。"那男的接下去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反贪污贿赂条例的规定，你涉嫌受贿，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我愣在屋子当中，手里还抱着那摞台布。一个保卫干部过来把台布从我手里接过去，旁边那两位民警马上走出阴影，过来给我上了铐子。我想說什么，想告诉他們这肯定是搞错了，但一时愣着什么都說不出，可能是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下子傻掉了。等我镇定下来可以說话的时候我也没再开口，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决定算了，我想在这儿說什么大概都没用，这儿不是容我申辩的地方。他們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就签了，并且按要求，把红印泥沾在食指上按了手印。当他們把我往外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安心，我就站下来，冲那位检察官說道："我得和我家里的人說一声。"那个检察官說："我們会通知你家属的。"他话音没落我身边的警察就拉了我一把，說："走吧。"他們把我从职工通道押出饭店，有好多员工迎面碰上都吓坏了。其中有几个女孩儿平时都挺爱跟我逗的，见我被警察铐出去都惊得說不出话来。男的则窃窃私语，议论我是谁是谁是哪个部门的，我听着觉得自己像被游街示众似的那么难受。我被押上警车，送到了附近公安分局的看守所里关起来了。关到看守所的第一天没人找我。我坐在押号的墙角，心里难过极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安心。我不知道我一旦真回不去了她一个人带着小熊该怎么过，也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收回那房子把他們赶出去，安心会不会认为我真的贪污受贿了而对我失望而移情别恋……想到这些我控制不住地心酸想哭。号里还有几个老犯人，看我进来对谁都爱搭不理挺没规矩的，就过来想欺负我，没话找话地问我什么事儿进来的，带烟了吗，哭什么哭什么……等等。我没有一点心情，不想跟任何人說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的这副样子让这帮社会渣子以为我是个娘娘腔的小孩子，得寸进尺地嘲笑我，甚至还动手拍我的脸，翻我的衣兜。我站起来，想摆脱他們，他們以为我是不服，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挤在墙角，上面扇嘴巴下面用膝盖撞我老二。我急了，一肚子悲愤全发出来，我那会儿就想老子他妈拼了，不活了，我连死在今天的心都有！那些人当然是小看我了，我在大学练排球后来又练跆拳道的身手在脸上是一点看不出来的。我甩开他們，不等他們上来就用一连串的下劈、前踢、后摆等动作，把那几个关了些天已经关虚了的老犯人踢得东倒西歪，口鼻蹿红，直到看守所的民警听见声儿不对了赶过来开门把我拉出去，这场架才算打完。我被单独关进一间没有阳光的小号里，警察让我戴了三个小时的背铐。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给我摘了。吃完饭，我看见新接班的警察拿着铐子又过来了，就哀求他，說我的胳膊都麻了，别给我戴了成不成？那夜班警察问：白天为什么给你戴呀？我說：因为他們欺负我来着。警察說：他們欺负你怎么不给他們戴呀？我說：他們欺负我，我反抗来着。警察說：听說你是个大学生是吧，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我說：因为冤枉进来的。警察說：都这么說，干了坏事儿谁愿意承认呀。我知道跟他争辩没一点用，弄不好他一不高兴又给我铐上了，便不吭声。警察說：你自己說，还戴不戴了？我說：不戴了。警察說：不戴你又动手打人怎么办呀？我說：要把我关回去呀？警察說：想得美，你一个人老实在这儿呆着吧。我說：我一个人打谁去？警察愣了一下，說：你小子怎么那么贫呀，告诉你，到了这儿你可老实点儿，再出什么幺蛾子就再把你铐起来。我低着头，没再接话，警察就锁上门走了。
我在龙都大酒店洗衣厂工作了一个多月，心情很好。也许是经历了生活的磨练，也许是体会了工作机会的难得，我的表现有时好得连我自己都能惊讶起来。我不出去推销的时候，就常常主动帮其他师傅干活儿，干洗、大烫、发货、接单，什么活儿都干过。我才来一个多月，就得了一块酒店服务质量委员会发的红色微笑牌，据說全店将近两千人每个月红色微笑牌只发六七个，而且大都是一线员工获得。洗衣厂是二线单位，我得了这个红牌是整个儿洗衣厂的光荣，我的照片还因此挂在了职工食堂门口的光荣榜上。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我的新鲜感尚未结束的时候，我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就突然地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那天我因为要等一位非洲使馆的外交官来取衣服，没有出去跑推销。那外交官是我新拉来的客户，脾气古怪，有点挑剔，我怕别人处理不好，就留在厂里等他，顺便帮其他人往餐厅里送台布。我們一个包房一个包房地送，送到大餐厅，一个穿黑西服的管理人员走过来，问我："你是叫杨瑞吗？"我不知道这人是哪个部门的，但脸熟，好像在职工食堂吃饭时见过，便答："是啊。"那人又說："你来一下。"我就跟着他走，手里还抱着一摞洗净浆好的台布，一直走到餐厅外的一个雪茄吧里。那个雪茄吧还不到营业的时间，但里边好像有人。我跟那黑西服走进去。雪茄吧装潢很古老，家具都是深色的，光线也是暗暗的，从阳光充沛的大走廊走进雪茄吧眼睛总要适应一阵。但我能看清屋里有两位是饭店保卫部的干部，还有两位民警，戴着大盖帽站在暗影里，如我梦中一样面目不清。另有一位中年人站在前面，我认出来了，就是一个多月前来过我家的检察院的人，是那个一声不响地做记录的男的。饭店保卫部的人见我进来，向检察院那个男的点头使了个眼色，那男的就先冲我开了口。他明明见过我，一上来还是例行公事地问："你叫杨瑞吗？"他的口气比那天在我家还要横，横多了。我皱着眉答了句："啊。"那男的接下去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反贪污贿赂条例的规定，你涉嫌受贿，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我愣在屋子当中，手里还抱着那摞台布。一个保卫干部过来把台布从我手里接过去，旁边那两位民警马上走出阴影，过来给我上了铐子。我想說什么，想告诉他們这肯定是搞错了，但一时愣着什么都說不出，可能是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下子傻掉了。等我镇定下来可以說话的时候我也没再开口，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决定算了，我想在这儿說什么大概都没用，这儿不是容我申辩的地方。他們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就签了，并且按要求，把红印泥沾在食指上按了手印。当他們把我往外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安心，我就站下来，冲那位检察官說道："我得和我家里的人說一声。"那个检察官說："我們会通知你家属的。"他话音没落我身边的警察就拉了我一把，說："走吧。"他們把我从职工通道押出饭店，有好多员工迎面碰上都吓坏了。其中有几个女孩儿平时都挺爱跟我逗的，见我被警察铐出去都惊得說不出话来。男的则窃窃私语，议论我是谁是谁是哪个部门的，我听着觉得自己像被游街示众似的那么难受。我被押上警车，送到了附近公安分局的看守所里关起来了。关到看守所的第一天没人找我。我坐在押号的墙角，心里难过极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安心。我不知道我一旦真回不去了她一个人带着小熊该怎么过，也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收回那房子把他們赶出去，安心会不会认为我真的贪污受贿了而对我失望而移情别恋……想到这些我控制不住地心酸想哭。号里还有几个老犯人，看我进来对谁都爱搭不理挺没规矩的，就过来想欺负我，没话找话地问我什么事儿进来的，带烟了吗，哭什么哭什么……等等。我没有一点心情，不想跟任何人說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的这副样子让这帮社会渣子以为我是个娘娘腔的小孩子，得寸进尺地嘲笑我，甚至还动手拍我的脸，翻我的衣兜。我站起来，想摆脱他們，他們以为我是不服，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挤在墙角，上面扇嘴巴下面用膝盖撞我老二。我急了，一肚子悲愤全发出来，我那会儿就想老子他妈拼了，不活了，我连死在今天的心都有！那些人当然是小看我了，我在大学练排球后来又练跆拳道的身手在脸上是一点看不出来的。我甩开他們，不等他們上来就用一连串的下劈、前踢、后摆等动作，把那几个关了些天已经关虚了的老犯人踢得东倒西歪，口鼻蹿红，直到看守所的民警听见声儿不对了赶过来开门把我拉出去，这场架才算打完。我被单独关进一间没有阳光的小号里，警察让我戴了三个小时的背铐。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给我摘了。吃完饭，我看见新接班的警察拿着铐子又过来了，就哀求他，說我的胳膊都麻了，别给我戴了成不成？那夜班警察问：白天为什么给你戴呀？我說：因为他們欺负我来着。警察說：他們欺负你怎么不给他們戴呀？我說：他們欺负我，我反抗来着。警察說：听說你是个大学生是吧，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我說：因为冤枉进来的。警察說：都这么說，干了坏事儿谁愿意承认呀。我知道跟他争辩没一点用，弄不好他一不高兴又给我铐上了，便不吭声。警察說：你自己說，还戴不戴了？我說：不戴了。警察說：不戴你又动手打人怎么办呀？我說：要把我关回去呀？警察說：想得美，你一个人老实在这儿呆着吧。我說：我一个人打谁去？警察愣了一下，說：你小子怎么那么贫呀，告诉你，到了这儿你可老实点儿，再出什么幺蛾子就再把你铐起来。我低着头，没再接话，警察就锁上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