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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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作家都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可惜,米格尔托尔加去年以90高龄去世。
对葡萄牙文学有个大致的了解之后,我在若泽萨拉马戈当时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作家。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不乏文学家的幽默,但比较内向,不像亚马多等巴西作家们那样热情奔放。谈到他的文学创作,他问我已经看过哪些书,我说刚刚读完他的修道院纪事,非常喜欢。他问我是不是准备翻译,我说想翻译,但现在不动手,因为我不想把他这么好的一本小说“糟蹋”了。为了让我以后翻译起来方便,他又送了我一本修道院纪事的英译本,英译本的书名改成了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
回到北京以后,我又把修道院纪事看了两遍,由于上边说到的顾虑还是没有动手。1994年,澳门文化司署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葡萄牙作家丛书中第一本、埃萨德盖罗斯的小说巴济里奥表兄问世,在澳门卢廉若花园举行首发式。我作为该书的译者在首发式上讲话之后,中文和葡文传媒的记者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其中一个葡文记者问:“请问范维信教授,你准备翻译的下一本书是什么?”我不假思考,脱口而出:“若泽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
我发现听众席上一阵骚动,我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议论纷纷,知道修道院纪事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说出口,就要尽其所能,把汉字变成原汁原味的修道院纪事奉献给读者,决不‘糟蹋’了这本我喜爱的好书!”
译书难,同行们都深有体会,在翻译修道院纪事的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头上又增添了几许白发。1997年,若泽萨拉马戈专程来北京参加该书的首发式,问我翻译的感受,我说,有时候遇到难译之处,我像笼子里的老虎一样独自在书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你这个作家给译者制造了这么多难解之谜,让译者绞尽脑汁。听到这里,他几乎笑出声,说“两种文化和文字差别太大了”
确实,翻译修道院纪事的过程中最大困难就在于文化和文字上的差异。首先,我对宗教一知半解,有时为了一个神的名称查很多资料仍然一无所获,只得请教外国朋友,再求教中国专家。如果作者用一个宗教典故“幽默”一下,那么要先弄懂典故,然后再设法用中文确切地表达出来,既在不加“注释”(我认为,加注释是很令读者生厌的)的情况下让中国读者看明白,又不失去原文的幽默感。另外就是他的风格。莫说从葡萄牙文变成我们的方块字,而且要“信、达、雅”就连同样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格拉耶鲁也说:“了解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一个自然段有时长达几页,在叙述中的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但是,这位评论家又说“一旦克服了这些障碍,适应了作者的风格,读过之后会顿觉豁然开朗,得到极大报偿。”对于这最后一点,我作为译者也深有同感。
我常说,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个残酷的职业,永远不得停歇。但是,当你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你认为满意的译作呈献给读者的时候,那种“得到极大报偿”的心情是难以言传的。
若泽萨拉马戈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朋友当面或打电话询问我对这位作家的印象。我觉得,他一直在以丰富的想象力、独特的风格和深沉得近乎冷酷的目光观察、分析和表现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们。
但愿老作家有更多的作品问世,但愿他更多的作品能有中文译本,早与中国读者见面。
范维信
1998年11月于北京永乐小区
!”
这两位作家都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可惜,米格尔托尔加去年以90高龄去世。
对葡萄牙文学有个大致的了解之后,我在若泽萨拉马戈当时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作家。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不乏文学家的幽默,但比较内向,不像亚马多等巴西作家们那样热情奔放。谈到他的文学创作,他问我已经看过哪些书,我说刚刚读完他的修道院纪事,非常喜欢。他问我是不是准备翻译,我说想翻译,但现在不动手,因为我不想把他这么好的一本小说“糟蹋”了。为了让我以后翻译起来方便,他又送了我一本修道院纪事的英译本,英译本的书名改成了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
回到北京以后,我又把修道院纪事看了两遍,由于上边说到的顾虑还是没有动手。1994年,澳门文化司署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葡萄牙作家丛书中第一本、埃萨德盖罗斯的小说巴济里奥表兄问世,在澳门卢廉若花园举行首发式。我作为该书的译者在首发式上讲话之后,中文和葡文传媒的记者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其中一个葡文记者问:“请问范维信教授,你准备翻译的下一本书是什么?”我不假思考,脱口而出:“若泽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
我发现听众席上一阵骚动,我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议论纷纷,知道修道院纪事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说出口,就要尽其所能,把汉字变成原汁原味的修道院纪事奉献给读者,决不‘糟蹋’了这本我喜爱的好书!”
译书难,同行们都深有体会,在翻译修道院纪事的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头上又增添了几许白发。1997年,若泽萨拉马戈专程来北京参加该书的首发式,问我翻译的感受,我说,有时候遇到难译之处,我像笼子里的老虎一样独自在书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你这个作家给译者制造了这么多难解之谜,让译者绞尽脑汁。听到这里,他几乎笑出声,说“两种文化和文字差别太大了”
确实,翻译修道院纪事的过程中最大困难就在于文化和文字上的差异。首先,我对宗教一知半解,有时为了一个神的名称查很多资料仍然一无所获,只得请教外国朋友,再求教中国专家。如果作者用一个宗教典故“幽默”一下,那么要先弄懂典故,然后再设法用中文确切地表达出来,既在不加“注释”(我认为,加注释是很令读者生厌的)的情况下让中国读者看明白,又不失去原文的幽默感。另外就是他的风格。莫说从葡萄牙文变成我们的方块字,而且要“信、达、雅”就连同样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格拉耶鲁也说:“了解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一个自然段有时长达几页,在叙述中的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但是,这位评论家又说“一旦克服了这些障碍,适应了作者的风格,读过之后会顿觉豁然开朗,得到极大报偿。”对于这最后一点,我作为译者也深有同感。
我常说,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个残酷的职业,永远不得停歇。但是,当你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你认为满意的译作呈献给读者的时候,那种“得到极大报偿”的心情是难以言传的。
若泽萨拉马戈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朋友当面或打电话询问我对这位作家的印象。我觉得,他一直在以丰富的想象力、独特的风格和深沉得近乎冷酷的目光观察、分析和表现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们。
但愿老作家有更多的作品问世,但愿他更多的作品能有中文译本,早与中国读者见面。
范维信
1998年11月于北京永乐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