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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旦被大奸大雄的元凶利用，操纵权柄，窃国篡权，真正有贤德的人就会或被冤杀，或被迫退隐。[尚贤政治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鉴于此，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你如果完全听任社会一般人的推荐，社会上说张三是圣人，李四是天才，你就信以为真，那就坏了。殊不知世俗中人说好说坏都没个准，老百姓有时很盲从，他们所说的圣人，也许是个奸雄，因为社会关系多，众人把他塑造成圣人的样子；他们所说的天才，也许是个骗子，私党把他吹捧成天才的样子。你如果根据社会舆论，把世俗群众推举的当作有贤德的人，把世俗群众低毁的当作坏人，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上台，朋党少的人就会被排挤，于是结成死党，蒙蔽群众的人就会利用时机，打击、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会越来越乱。”
文王问道：“那该怎么做才能任用到真正的贤能呢？”
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职权要分明。国王要出以公心，按职务、按国事的需要提拨人才，实事求是，不讲人情，选拨优秀人才，考核他的政绩、才能。这才是获得人才的正道。
古人说得好：把私营山头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人就会被蒙蔽；争名于朝、夺利于市就会伤天害理，出卖朋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就要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破坏领导者的形象，丧失威信。]
韩诗外传说：“古代的士大夫在贵、富、勇、智、貌五种素质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比如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也尊贵了以后，本来应该爱护别人，爱护朋友，行侠仗义，通情达理，实际上恰恰相反，出身贫贱的一旦发迹后，一阔脸就变，变的不近情理，不行仁义，飞扬跋扈，残暴不仁。”[这就是尊贵的另一面。如果他能保持贫贱时的品德不变，那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所以古人另有一种说法：发了财后能让别人也发财的，想穷也穷不了；当了官后能让别人也当官的，想下也下不来；交了好运后能让别人也交好运的，想倒霉也倒霉不了。在宁波四明山归隐成仙的梅福把这一哲理总结为：“成就别人的实质上是成就自己，挡别人路的最后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
家道富裕以后，本应周济贫困，扶危急难，可是有的富贵之家，不但不帮助穷人，投资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广积功德，反而骄侈淫侠，挥霍无度，最后难免落个钱财散尽，家业凋零的下场。[这就是说，财富会走向它的反面。]
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勇猛骠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是好勇斗狠，欺负弱者，或者在黑道中结成流氓团伙，聚众殴斗。[这样，勇武就走向了反面，于社会有害了。把这个道理用到治国安邦让，执政者不应当让那些好战的将帅去镇守边疆，以免轻率地发动战争；而应当让仁爱宽厚的儒将或文臣守卫边疆，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做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而是使奸作诈，颠倒是非，[智慧就要走向反面。说苑说：“君子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做正义的事；小人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干坏事。”]
容貌姣美，风度翩翩的本来是件好事，如果放到树立形象、讲究礼仪的场合如公关、外交之类的地方，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凭脸蛋漂亮去乱搞男女关系，去行淫纵欲，[那就走到美的反面去了。
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使这五种优势走向反面，那就丧失了有文化的人五种原本美好的素质。]
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国人就会被弄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人整天处在这种状态就会生出变故，反而要出乱子。[这就是明罚的反作用。]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清楚，人就觉得骚扰不安，为了逃避骚扰，大家就要迁移，不再安居原地了，这样容易发生动乱。”[这就是明察的反作用。姜太公还说：
“一有贡献就奖赏，动不动奖赏，容易诱发不满足的心理，不满足就滋长怨恨，久而久之就要反目成仇。这就是明赏的反作用。贤明的国王统治管理一个国家，不大去注意臣民爱好什么，而更多的是注意臣民讨厌什么；不大去注意为什么要来归顺他，而更注意为什么要离开他。这样做就能使所有的人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地过日子。真能做到人人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
晋朝的名臣刘颂说：“政府中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员，为什么要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于细小的违纪现象不大过问呢？因为微不足道的过失、缺点，偶然的遗忘、疏忽，这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不应当将这类过错划人违纪犯法之列而统统绳之以法，否则的话，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人了。这样做的结果，看上去是求治，实际上是制造动乱。”]
齐国的名相晏婴说：一个好的臣子，固然应对上司忠心，然而忠心的过分了，就变成专权，那就不是忠了；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个人的孝顺，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那就是不孝；妻子爱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但是如果丈夫还有二房小妾（这是针对古代多妻制而言），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独专其房，醋劲太大不能容纳别人，很可能导致家破人亡。[因此忠孝做得太过分了，也会引起反掸。
吕氏春秋说：阴阳调和滋养万物，香花毒草，一视同仁。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东西南北，不遗一隅。一国之君，普天同仰，老少美丑，平等对待。战国时的法家、韩国的申不害说过：一个女人独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一个大臣独揽大权，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权力欲太重的大臣很容易破国。有鉴于此，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决不偏听偏信，也不专权重用某个人，而是同心协力，各尽其能。就象车轮上的根根辐条一样，不让其中的某一根单独起作用。就样就不会发生一人专权的现象了。]
韩非子说：“读书人舞文弄墨，常常扰乱国家的法令；认为力气大，武功好才有用的人常常靠蛮勇解决问题，也是对国家法令的破坏。”[“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这是法家反文反武的说法。曹操则说：“一个国家单纯依靠武力或是单纯依靠文化，都要灭亡。”吴国的夫差，鲁国的偃王，就是“恃文者亡”的明证。吴起说：“上古时候的穷桑氏（即承桑氏）
的国王治理国家，废弃了军队建设，专讲道德，结果国家给人家灭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众多，军事力量强大，不要文化，结果也亡国。高明的帝王吸取这个教训，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训’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对内加强文明道德建设，对外加强国防军事建设，因此敌人不敢侵犯，民众文明安定，国王从容谦恭，供奉为国牺牲的烈士，激励人民学习英勇尚武的精神而不伤害仁爱文明的修养。”素书（即铃经）说：“有文化素养又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或经过战火考验又有文化素养的人，才可以匡扶君王。国家如此，个人也一样，文武兼备的人才能做大将，否则不可委以军事重任，让其率军征伐。”
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父母亲非常感激，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愉快接受后，跑来向孔子讲述。孔子说：“子路做得对，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救了人有酬劳嘛！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子贡很有钱，养有奴隶，奴隶的亲人向子贡提出要赎人回去。[按照鲁国的法律，向奴隶主赎人，是要交赎金的。]但是子贡放了人却没要赎金。孔子说：“子贡做得不对，你不收赎金，以后谁还敢赎人？”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因为他认为：子路做了好事收了礼，是鼓励大家都做好事，倡导了好的社会风气，这是劝人为善。子贡因自己有钱就不收人家的赎金，显得很谦让大方，影响别的做奴隶主的都不敢释放奴隶了（得不到好处嘛）。家中有做奴隶的也不敢去赎人了。结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由此看来，在该廉洁的地方讲廉洁是应该的，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眩耀自己的廉洁，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汉朝爱提意见的匡衡说：“孔子曾慨叹说：有谁能以礼让治国呢？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例子呢？可见以礼治国是很不容易的。孔子所以这样感叹，是因为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是全社会的神经中枢，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吏们彼此很讲礼貌，谦虚宽厚，影响到下面，就不会彼此争斗不已；中央的人好善乐施，下面就不会粗暴犯上；中央的人高风亮节，下面的风气也会跟着好转；中央宽容温和，施惠于民，下面的人彼此之间就有爱心。这四种好的社会风气，都不是靠国家领导人威严的命令形成的，而是以中央政府的实际行动感化教育全社会形成的。”道理何在？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一对话就吵的脸红脖子粗，影响到下面，就发展成打架斗欧了；中央的人如果独断专行，下面就要一毛不拔、寸步不让了；中央的官员如果争名夺利，下面就要祸国殃民了；中央的官员如果唯利是图，下面就要盗窃成风了。这就是说，社会风气的好坏，根源在中央。]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过：“做个忠臣固然是好的，但忠臣并不能救乱世，相反，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忠臣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坏，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舜的父亲一次次要把亲生儿子舜置于死地，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原谅了父亲。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却出了不少忠臣，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真象是罪恶滔天一样。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说，家庭有了变故，有了危机，才能看出儿女的孝引来。]忠臣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
只有当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有忠臣出来殉国赴难。]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尽忠，但不能过分，所管的事、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就走到了忠的反面。
[汉朝的名臣、易学大师京房在中央政府当官的时候，因政见不同与石显有了矛盾，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还在中央。京房害怕了，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对你只是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赵高居心叵测，就非难、讽刺赵高，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赵高欺上瞒下、一手遮天的政治势力。到了秦二世，天下大乱，赵高指鹿为马，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那就要让我的学生姚平耻笑了。”
由京房所讲的这个故事看，正先揭发赵高的阴谋，对秦始皇可说是忠了，可是这忠的结果，是自己脑袋搬家不说，反而促使赵高形成了专权的党羽和乱政的权力，最后导致天下大乱。那么这忠又有什么好处呢？]
庄子说：做小偷、扒手一类的盗贼，或是溜门撬锁，或是从别人的口袋里、皮包里偷东西，为了预防这些小偷，人们有了财宝，总是小心翼翼地放在保险柜、珠宝箱里，外面还要层层捆扎，加上大锁，生怕不牢固。这种防盗的做法，历来所世俗的人们当做是聪明智慧的表现。可是如果一旦汪洋大盗来了，把皮箱、保险柜连锅端走，这时大盗唯恐你捆得不紧，锁得不牢呢。
这样看来，以前被认为有脑子的人，不正是在为强盗储蓄、保管财富吗？
[这就是智慧的反掸。所以孙子兵法说：“敌人装备的越好，对我们越有利，只要把敌人打垮了，把装备拿过来，就成了敌人在为我们装备。”]
至于那些被称为圣人的，能说没有不为大盗储蓄、保管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吗？肯定是有的。怎么知道呢？田成子弑齐君盗其国就是一例。
从前，齐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城镇相连，人口众多，一派繁荣景象。市场上摆满了生猛海鲜，田野上人欢马叫，方圆二千余里，举国上下，国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城镇乡村的组织规划，哪一样不是依照他们的开国圣人姜太公的做法呢？等到后来窃国大盗田成子一出来，杀了齐简公，偷窃了齐国，田成子所到手的，又岂只是一个齐国，而且把齐国几百年间形成的好的政治制度，都偷过来了。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子是窃国大盗，但他一旦权势到手，就象尧舜一样，安安稳稳地做了齐国的国王，国际上一样恭维他，一样承认他，到底还传了十二代。由此看来，田成子不但偷了齐国，而且偷了姜太公开创的圣明的政治制度，这些权势、法规又反过来保护了这个大强盗。[这就是好的政治制度的反作用。
从前晋国大夫叔向问齐国的宰相晏子：齐国的前途怎么样？晏子说：现在已经是没落的时代，我也不知道了。齐国终究要属于陈氏家族的。齐国遗弃了人民大众，人民都投到陈家的怀抱中去了。就拿计量这件事来说吧，齐国的计量办法，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以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一，进到一釜的时候，十釜才是一钟。陈家居然自己设立计量标准，不用四级而用三级，每级加一倍，进到一钟，量就大得多了。他以私自定的计量标准大斗借贷，以公家的标准小斗收进，结果老百姓的财富都送到他那里去了。
他家的山货木材堆积如山，海盐鱼虾，也不比海里的少了。老百姓出三分力，两分归公，一分用以养家糊口，可是归公的东西都是伪劣残次，负责公务的三老，穷到不得温饱的地步。国内所有市场上的东西，普通的鞋子，穷人买不起就大削价，但是高级衣料，富人抢着要，价钱高的吓人。整个国家给弄得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穷苦人大多数贫病交加，可是到处听到关于陈家抚慰穷苦百姓的宣传。人心都被陈家骗去了，老百姓爱戴陈家象爱父母一样，象江河归大海一样归附了陈家。整个齐国想不被陈家收买，怎么可能呢。齐国的灾祸，是难以避免的了。]
强盗问他的头目盗跖：“当强盗也有道吗？”强盗头子说：“当然有啊！
天下什么事能离得了道呢？当强盗的学问大着呢！首先是‘妄意’——估计某处有多少财宝，值不值得动手，要计算得准确周到，——圣也；动手的时候，别人在后面，自己先进去，这是要有勇于牺牲精神的，——勇也；得手之后，别人先撒退，自己最后走，有危险自己承当，——义也；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劫、偷盗，什么时候去才能成功，这是需要智慧的，——智也；东西抢到以后，大块分金，大块吃肉，平均分配，——仁也。仁义智勇圣，这五条标准不具备而能成大盗的，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后汉末年，汉献帝在位的时候，董卓到中央政府做官，在他图谋篡位之前，礼先下士，很会捧敬当时的知名学者如蔡邕等人。撰写后汉书的范晔在总结董卓篡权的历史教训时写道：“董卓这人本性野蛮残暴，有如虎狼，碰上汉朝末年政权剥落崩塌的局面，给了他野心得逞的机会，伦理道德被他践踏，纲常制度被他破坏，毁坏分裂了中央政权。象董卓这样开人胸膛，剁人手足，残酷得吃人不吐骨头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人都不会称心。但是就是这样坏透了的人，对于知名度高的文人学者，还懂得故意表演礼先下土那一套，以便慢慢地、一点一滴地侵凌篡夺东汉政权，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鲁残暴，杀人如麻，他很懂盗窃之道，很懂怎样去偷盗别人的东西。”
从董卓这类人对有文化学识的人都知道笼络利用看来，仁义礼智信这些原则，好人要想成功，需要用来做依据；坏人要想成功，也不能违反这些原则。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坏人多，所以好人用这些原则做好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利益少，坏人用这些原则做坏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灾祸就多了。
这就是仁义的反作用。
我们再举例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邵这个地方做行政长官，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手里，季氏想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运河。这对老百姓来说，太苛刻了。
而这条运河正好在子路管辖的行政区内，为了鼓励民工干活，子路就掏自己的腰包，还把家里的粮食弄来做饭给大家吃，以补工程费用的不足。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的饭倒掉，把锅灶、饭碗毁掉。
子路大发脾气，跑回去找孔子吵架：“你天天教导我们做好人好事，教我们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了，你又叫子贡来捣乱，是不是嫉妒我们呀？”孔子说：“子路，你好胡涂啊中国的文化伦理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当皇帝的人说他们爱普天下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天下当作是自己的；当诸侯的说他们爱境内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地当作是自己的；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超过了各自的范围干预别人的事，虽然你一片好心，也不得好报，因为你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到长安朝见汉武帝，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规矩，很得体，很有礼貌。汉武帝看到以后，场面上装出赞许的样子，内心却很不高兴，于是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根据地不过才七十里大，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造反时的领地大多了。好好干吧！”
献王听了这几句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去以后，沉缅酒色，一天到晚喝的烂醉如泥，表示胸无大志，以此告诉汉武帝：这一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我不过是个酒色之徒，哪能跟汤武、文王相比？
由子路和献王这两个故事看来，要行仁义、表爱心，普遍地帮助别人，爱部下，爱集体，也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才行。一旦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不但行不通，而且会招惹祸患。所以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他的著作中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然是智；恰如其分地做事，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晓得自己的本分，都要适可而止，才可以说是成熟了。”由这个道理看来，前面所说的强盗虽然也讲仁义道德，所谓“盗亦有道”但在做人的基本原则上，他是错误的，因为他不守本分。]
综上所述，孔孟所标榜的仁义礼乐也罢，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也罢，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文韬武略、审时度势这些世俗才智的运用，每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间的真理，并没有向哪些人隐瞒，向哪些人显露。尽管时代变了，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仁义道德因是圣明时代就自动出来了，到了夏桀、商纣，因是昏乱时代，仁义道德就故意离开了人类社会。问题在于每个时代的领袖人物怎样去运用，用得好就天下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乱。一治一乱，全在于人。
[荀子说：“古代羿的思想政策并没有遗失，只不过羿在中年就死了，没有继续下去；大禹的文化法制都还存在，但因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下来。”
问题就在这里。任何法律、思想、体制、主义、法规，本身不能独立存在，而要靠人去运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庄子这本书里讲的一则寓言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宋国的一家人，有一祖传秘方，冬天涂在手上不生冻疮，皮肤不会皲裂。这家人靠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为生。有人路经这里，听说这家人有此秘方，提出用一百两金子买他们的秘方。客人买到手后，就去南方游说吴王。吴越地处海疆，守卫国土，主要靠海军。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
到了冬天，吴越两国发生了海战，吴国的水兵涂了他的不皲之药，不怕冷，不生冻疮，结果打败了越国，此人因之立了大功，割地封候。同样一个不生冻疮、不皲手的药方，有的人用来封候拜将，而守着这个方子的那家人却世世代代给人家漂布。]
由此看来，同样一个东西，人的聪明才智不同，用法不同，效果就有天地之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是有没有，而在于用与不用和会用不会用。会用，就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不会用，就只有世代倒霉了。
最后，一旦被大奸大雄的元凶利用，操纵权柄，窃国篡权，真正有贤德的人就会或被冤杀，或被迫退隐。[尚贤政治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鉴于此，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你如果完全听任社会一般人的推荐，社会上说张三是圣人，李四是天才，你就信以为真，那就坏了。殊不知世俗中人说好说坏都没个准，老百姓有时很盲从，他们所说的圣人，也许是个奸雄，因为社会关系多，众人把他塑造成圣人的样子；他们所说的天才，也许是个骗子，私党把他吹捧成天才的样子。你如果根据社会舆论，把世俗群众推举的当作有贤德的人，把世俗群众低毁的当作坏人，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上台，朋党少的人就会被排挤，于是结成死党，蒙蔽群众的人就会利用时机，打击、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会越来越乱。”
文王问道：“那该怎么做才能任用到真正的贤能呢？”
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职权要分明。国王要出以公心，按职务、按国事的需要提拨人才，实事求是，不讲人情，选拨优秀人才，考核他的政绩、才能。这才是获得人才的正道。
古人说得好：把私营山头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人就会被蒙蔽；争名于朝、夺利于市就会伤天害理，出卖朋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就要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破坏领导者的形象，丧失威信。]
韩诗外传说：“古代的士大夫在贵、富、勇、智、貌五种素质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比如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也尊贵了以后，本来应该爱护别人，爱护朋友，行侠仗义，通情达理，实际上恰恰相反，出身贫贱的一旦发迹后，一阔脸就变，变的不近情理，不行仁义，飞扬跋扈，残暴不仁。”[这就是尊贵的另一面。如果他能保持贫贱时的品德不变，那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所以古人另有一种说法：发了财后能让别人也发财的，想穷也穷不了；当了官后能让别人也当官的，想下也下不来；交了好运后能让别人也交好运的，想倒霉也倒霉不了。在宁波四明山归隐成仙的梅福把这一哲理总结为：“成就别人的实质上是成就自己，挡别人路的最后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
家道富裕以后，本应周济贫困，扶危急难，可是有的富贵之家，不但不帮助穷人，投资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广积功德，反而骄侈淫侠，挥霍无度，最后难免落个钱财散尽，家业凋零的下场。[这就是说，财富会走向它的反面。]
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勇猛骠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是好勇斗狠，欺负弱者，或者在黑道中结成流氓团伙，聚众殴斗。[这样，勇武就走向了反面，于社会有害了。把这个道理用到治国安邦让，执政者不应当让那些好战的将帅去镇守边疆，以免轻率地发动战争；而应当让仁爱宽厚的儒将或文臣守卫边疆，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做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而是使奸作诈，颠倒是非，[智慧就要走向反面。说苑说：“君子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做正义的事；小人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干坏事。”]
容貌姣美，风度翩翩的本来是件好事，如果放到树立形象、讲究礼仪的场合如公关、外交之类的地方，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凭脸蛋漂亮去乱搞男女关系，去行淫纵欲，[那就走到美的反面去了。
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使这五种优势走向反面，那就丧失了有文化的人五种原本美好的素质。]
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国人就会被弄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人整天处在这种状态就会生出变故，反而要出乱子。[这就是明罚的反作用。]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清楚，人就觉得骚扰不安，为了逃避骚扰，大家就要迁移，不再安居原地了，这样容易发生动乱。”[这就是明察的反作用。姜太公还说：
“一有贡献就奖赏，动不动奖赏，容易诱发不满足的心理，不满足就滋长怨恨，久而久之就要反目成仇。这就是明赏的反作用。贤明的国王统治管理一个国家，不大去注意臣民爱好什么，而更多的是注意臣民讨厌什么；不大去注意为什么要来归顺他，而更注意为什么要离开他。这样做就能使所有的人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地过日子。真能做到人人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
晋朝的名臣刘颂说：“政府中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员，为什么要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于细小的违纪现象不大过问呢？因为微不足道的过失、缺点，偶然的遗忘、疏忽，这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不应当将这类过错划人违纪犯法之列而统统绳之以法，否则的话，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人了。这样做的结果，看上去是求治，实际上是制造动乱。”]
齐国的名相晏婴说：一个好的臣子，固然应对上司忠心，然而忠心的过分了，就变成专权，那就不是忠了；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个人的孝顺，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那就是不孝；妻子爱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但是如果丈夫还有二房小妾（这是针对古代多妻制而言），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独专其房，醋劲太大不能容纳别人，很可能导致家破人亡。[因此忠孝做得太过分了，也会引起反掸。
吕氏春秋说：阴阳调和滋养万物，香花毒草，一视同仁。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东西南北，不遗一隅。一国之君，普天同仰，老少美丑，平等对待。战国时的法家、韩国的申不害说过：一个女人独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一个大臣独揽大权，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权力欲太重的大臣很容易破国。有鉴于此，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决不偏听偏信，也不专权重用某个人，而是同心协力，各尽其能。就象车轮上的根根辐条一样，不让其中的某一根单独起作用。就样就不会发生一人专权的现象了。]
韩非子说：“读书人舞文弄墨，常常扰乱国家的法令；认为力气大，武功好才有用的人常常靠蛮勇解决问题，也是对国家法令的破坏。”[“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这是法家反文反武的说法。曹操则说：“一个国家单纯依靠武力或是单纯依靠文化，都要灭亡。”吴国的夫差，鲁国的偃王，就是“恃文者亡”的明证。吴起说：“上古时候的穷桑氏（即承桑氏）
的国王治理国家，废弃了军队建设，专讲道德，结果国家给人家灭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众多，军事力量强大，不要文化，结果也亡国。高明的帝王吸取这个教训，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训’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对内加强文明道德建设，对外加强国防军事建设，因此敌人不敢侵犯，民众文明安定，国王从容谦恭，供奉为国牺牲的烈士，激励人民学习英勇尚武的精神而不伤害仁爱文明的修养。”素书（即铃经）说：“有文化素养又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或经过战火考验又有文化素养的人，才可以匡扶君王。国家如此，个人也一样，文武兼备的人才能做大将，否则不可委以军事重任，让其率军征伐。”
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父母亲非常感激，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愉快接受后，跑来向孔子讲述。孔子说：“子路做得对，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救了人有酬劳嘛！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子贡很有钱，养有奴隶，奴隶的亲人向子贡提出要赎人回去。[按照鲁国的法律，向奴隶主赎人，是要交赎金的。]但是子贡放了人却没要赎金。孔子说：“子贡做得不对，你不收赎金，以后谁还敢赎人？”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因为他认为：子路做了好事收了礼，是鼓励大家都做好事，倡导了好的社会风气，这是劝人为善。子贡因自己有钱就不收人家的赎金，显得很谦让大方，影响别的做奴隶主的都不敢释放奴隶了（得不到好处嘛）。家中有做奴隶的也不敢去赎人了。结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由此看来，在该廉洁的地方讲廉洁是应该的，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眩耀自己的廉洁，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汉朝爱提意见的匡衡说：“孔子曾慨叹说：有谁能以礼让治国呢？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例子呢？可见以礼治国是很不容易的。孔子所以这样感叹，是因为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是全社会的神经中枢，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吏们彼此很讲礼貌，谦虚宽厚，影响到下面，就不会彼此争斗不已；中央的人好善乐施，下面就不会粗暴犯上；中央的人高风亮节，下面的风气也会跟着好转；中央宽容温和，施惠于民，下面的人彼此之间就有爱心。这四种好的社会风气，都不是靠国家领导人威严的命令形成的，而是以中央政府的实际行动感化教育全社会形成的。”道理何在？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一对话就吵的脸红脖子粗，影响到下面，就发展成打架斗欧了；中央的人如果独断专行，下面就要一毛不拔、寸步不让了；中央的官员如果争名夺利，下面就要祸国殃民了；中央的官员如果唯利是图，下面就要盗窃成风了。这就是说，社会风气的好坏，根源在中央。]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过：“做个忠臣固然是好的，但忠臣并不能救乱世，相反，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忠臣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坏，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舜的父亲一次次要把亲生儿子舜置于死地，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原谅了父亲。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却出了不少忠臣，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真象是罪恶滔天一样。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说，家庭有了变故，有了危机，才能看出儿女的孝引来。]忠臣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
只有当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有忠臣出来殉国赴难。]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尽忠，但不能过分，所管的事、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就走到了忠的反面。
[汉朝的名臣、易学大师京房在中央政府当官的时候，因政见不同与石显有了矛盾，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还在中央。京房害怕了，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对你只是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赵高居心叵测，就非难、讽刺赵高，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赵高欺上瞒下、一手遮天的政治势力。到了秦二世，天下大乱，赵高指鹿为马，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那就要让我的学生姚平耻笑了。”
由京房所讲的这个故事看，正先揭发赵高的阴谋，对秦始皇可说是忠了，可是这忠的结果，是自己脑袋搬家不说，反而促使赵高形成了专权的党羽和乱政的权力，最后导致天下大乱。那么这忠又有什么好处呢？]
庄子说：做小偷、扒手一类的盗贼，或是溜门撬锁，或是从别人的口袋里、皮包里偷东西，为了预防这些小偷，人们有了财宝，总是小心翼翼地放在保险柜、珠宝箱里，外面还要层层捆扎，加上大锁，生怕不牢固。这种防盗的做法，历来所世俗的人们当做是聪明智慧的表现。可是如果一旦汪洋大盗来了，把皮箱、保险柜连锅端走，这时大盗唯恐你捆得不紧，锁得不牢呢。
这样看来，以前被认为有脑子的人，不正是在为强盗储蓄、保管财富吗？
[这就是智慧的反掸。所以孙子兵法说：“敌人装备的越好，对我们越有利，只要把敌人打垮了，把装备拿过来，就成了敌人在为我们装备。”]
至于那些被称为圣人的，能说没有不为大盗储蓄、保管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吗？肯定是有的。怎么知道呢？田成子弑齐君盗其国就是一例。
从前，齐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城镇相连，人口众多，一派繁荣景象。市场上摆满了生猛海鲜，田野上人欢马叫，方圆二千余里，举国上下，国家典章制度的建立，城镇乡村的组织规划，哪一样不是依照他们的开国圣人姜太公的做法呢？等到后来窃国大盗田成子一出来，杀了齐简公，偷窃了齐国，田成子所到手的，又岂只是一个齐国，而且把齐国几百年间形成的好的政治制度，都偷过来了。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子是窃国大盗，但他一旦权势到手，就象尧舜一样，安安稳稳地做了齐国的国王，国际上一样恭维他，一样承认他，到底还传了十二代。由此看来，田成子不但偷了齐国，而且偷了姜太公开创的圣明的政治制度，这些权势、法规又反过来保护了这个大强盗。[这就是好的政治制度的反作用。
从前晋国大夫叔向问齐国的宰相晏子：齐国的前途怎么样？晏子说：现在已经是没落的时代，我也不知道了。齐国终究要属于陈氏家族的。齐国遗弃了人民大众，人民都投到陈家的怀抱中去了。就拿计量这件事来说吧，齐国的计量办法，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以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一，进到一釜的时候，十釜才是一钟。陈家居然自己设立计量标准，不用四级而用三级，每级加一倍，进到一钟，量就大得多了。他以私自定的计量标准大斗借贷，以公家的标准小斗收进，结果老百姓的财富都送到他那里去了。
他家的山货木材堆积如山，海盐鱼虾，也不比海里的少了。老百姓出三分力，两分归公，一分用以养家糊口，可是归公的东西都是伪劣残次，负责公务的三老，穷到不得温饱的地步。国内所有市场上的东西，普通的鞋子，穷人买不起就大削价，但是高级衣料，富人抢着要，价钱高的吓人。整个国家给弄得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穷苦人大多数贫病交加，可是到处听到关于陈家抚慰穷苦百姓的宣传。人心都被陈家骗去了，老百姓爱戴陈家象爱父母一样，象江河归大海一样归附了陈家。整个齐国想不被陈家收买，怎么可能呢。齐国的灾祸，是难以避免的了。]
强盗问他的头目盗跖：“当强盗也有道吗？”强盗头子说：“当然有啊！
天下什么事能离得了道呢？当强盗的学问大着呢！首先是‘妄意’——估计某处有多少财宝，值不值得动手，要计算得准确周到，——圣也；动手的时候，别人在后面，自己先进去，这是要有勇于牺牲精神的，——勇也；得手之后，别人先撒退，自己最后走，有危险自己承当，——义也；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劫、偷盗，什么时候去才能成功，这是需要智慧的，——智也；东西抢到以后，大块分金，大块吃肉，平均分配，——仁也。仁义智勇圣，这五条标准不具备而能成大盗的，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后汉末年，汉献帝在位的时候，董卓到中央政府做官，在他图谋篡位之前，礼先下士，很会捧敬当时的知名学者如蔡邕等人。撰写后汉书的范晔在总结董卓篡权的历史教训时写道：“董卓这人本性野蛮残暴，有如虎狼，碰上汉朝末年政权剥落崩塌的局面，给了他野心得逞的机会，伦理道德被他践踏，纲常制度被他破坏，毁坏分裂了中央政权。象董卓这样开人胸膛，剁人手足，残酷得吃人不吐骨头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人都不会称心。但是就是这样坏透了的人，对于知名度高的文人学者，还懂得故意表演礼先下土那一套，以便慢慢地、一点一滴地侵凌篡夺东汉政权，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鲁残暴，杀人如麻，他很懂盗窃之道，很懂怎样去偷盗别人的东西。”
从董卓这类人对有文化学识的人都知道笼络利用看来，仁义礼智信这些原则，好人要想成功，需要用来做依据；坏人要想成功，也不能违反这些原则。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坏人多，所以好人用这些原则做好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利益少，坏人用这些原则做坏事，给天下众生带来的灾祸就多了。
这就是仁义的反作用。
我们再举例来讨论这个问题。
[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邵这个地方做行政长官，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手里，季氏想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运河。这对老百姓来说，太苛刻了。
而这条运河正好在子路管辖的行政区内，为了鼓励民工干活，子路就掏自己的腰包，还把家里的粮食弄来做饭给大家吃，以补工程费用的不足。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的饭倒掉，把锅灶、饭碗毁掉。
子路大发脾气，跑回去找孔子吵架：“你天天教导我们做好人好事，教我们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了，你又叫子贡来捣乱，是不是嫉妒我们呀？”孔子说：“子路，你好胡涂啊中国的文化伦理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当皇帝的人说他们爱普天下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天下当作是自己的；当诸侯的说他们爱境内的老百姓，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地当作是自己的；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超过了各自的范围干预别人的事，虽然你一片好心，也不得好报，因为你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到长安朝见汉武帝，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规矩，很得体，很有礼貌。汉武帝看到以后，场面上装出赞许的样子，内心却很不高兴，于是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根据地不过才七十里大，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造反时的领地大多了。好好干吧！”
献王听了这几句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去以后，沉缅酒色，一天到晚喝的烂醉如泥，表示胸无大志，以此告诉汉武帝：这一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我不过是个酒色之徒，哪能跟汤武、文王相比？
由子路和献王这两个故事看来，要行仁义、表爱心，普遍地帮助别人，爱部下，爱集体，也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才行。一旦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不但行不通，而且会招惹祸患。所以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他的著作中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然是智；恰如其分地做事，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晓得自己的本分，都要适可而止，才可以说是成熟了。”由这个道理看来，前面所说的强盗虽然也讲仁义道德，所谓“盗亦有道”但在做人的基本原则上，他是错误的，因为他不守本分。]
综上所述，孔孟所标榜的仁义礼乐也罢，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也罢，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文韬武略、审时度势这些世俗才智的运用，每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间的真理，并没有向哪些人隐瞒，向哪些人显露。尽管时代变了，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仁义道德因是圣明时代就自动出来了，到了夏桀、商纣，因是昏乱时代，仁义道德就故意离开了人类社会。问题在于每个时代的领袖人物怎样去运用，用得好就天下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乱。一治一乱，全在于人。
[荀子说：“古代羿的思想政策并没有遗失，只不过羿在中年就死了，没有继续下去；大禹的文化法制都还存在，但因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下来。”
问题就在这里。任何法律、思想、体制、主义、法规，本身不能独立存在，而要靠人去运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庄子这本书里讲的一则寓言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宋国的一家人，有一祖传秘方，冬天涂在手上不生冻疮，皮肤不会皲裂。这家人靠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为生。有人路经这里，听说这家人有此秘方，提出用一百两金子买他们的秘方。客人买到手后，就去南方游说吴王。吴越地处海疆，守卫国土，主要靠海军。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
到了冬天，吴越两国发生了海战，吴国的水兵涂了他的不皲之药，不怕冷，不生冻疮，结果打败了越国，此人因之立了大功，割地封候。同样一个不生冻疮、不皲手的药方，有的人用来封候拜将，而守着这个方子的那家人却世世代代给人家漂布。]
由此看来，同样一个东西，人的聪明才智不同，用法不同，效果就有天地之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是有没有，而在于用与不用和会用不会用。会用，就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不会用，就只有世代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