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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巴金老人提醒的是“我”不应该忘记而不是他们不应该忘记；巴金老人说的是“我” 把老友的私信抖落出去而不是他们把谁的私信抖落出去；巴金老人只是在忏悔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忙于揭露别人的事情。巴金老人的随感录可能如朱先生所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再造上“仅仅是个开始”但是巴金老人的确是从自己开始的，从“我”开始的，比起朱先生的拷问别人的灵魂来，实在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开始”不但绝不是什么控诉，也不是什么揭露，而是实实在在的“忏悔”方向的内容。但是巴金老人的这些踏实表现似乎也没有给朱先生任何积极的提示，朱先生依然把一次“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号召变成了“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声讨与揭露，而朱先生自己也从一个“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摇身变成一个“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
我这样说并不是暗示朱先生自己有什么必须要“拷问”的经历，我这样说只是出于理论上的全面性的考虑，以及情理上的可容性的考虑。正如朱先生文中说得那样，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在朱先生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是忏悔。而忏悔，本原上讲是一种宗教行为，在基督教教义中，基于原罪的观点，每个人都不是清白的，每个人都需要忏悔自己的罪孽，忏悔实际上是人和上帝沟通的一种方式，是人向上帝呈现自己的信仰的手段。因此宽泛地讲，不但那些被朱先生拷问的人需要忏悔，而且朱先生、我，乃至于任何人都应该忏悔。鉴于忏悔的这种普遍性与绝对性，如果一边呼吁着忏悔一边却一味拷打别人的灵魂，就会像一直落在猪身上的老鸹（只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一样成为一个见人过不见己过的笑柄。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看一个“我”之逃逸的典型例子。1923年11月9日午时，在慕尼黑比尔格布罗依凯勒尔啤酒店与巴伐利亚邦陆军总部的一段街道上，一队身穿褐衫的壮汉昂首阔步地挺进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刚刚监禁了邦长官的希特勒和大战之后一直隐居巴伐利亚的陆军元帅鲁登道夫将军。这些人是前去解救被困在陆军总部的同党的冲锋队员，他们在“领袖”的带领下，信心百倍地前进。可是队伍堪堪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却遭到“据说已经腐朽涣散得毫无战斗力的警察部队”的强有力的阻击，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希特勒以大战时期一个老兵的机敏的战斗经验与身手，侧身滚到路边，消失在街道旁，而那个久已不参加实际对抗战的老元帅却傲然地站在队前，一动不动。如果不是第二天警察在郊区农舍抓到希特勒，如果不是他在法庭上以超人的狡诈与机警反客为主，一跃成为欧洲的知名人物，那一个侧滚也许会让他永远滚出世界史。可是，不管怎么说，那个可圈可点的侧滚毕竟还是让他率领的“向邦陆军总部的胜利进军”变成了“他们与警察部队的对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对比一下朱先生的自我逃逸，以便更为形象地说明朱先生主观逃逸的荒谬。至少，刚刚发现朱先生的这种逃逸的时候，我就不很愉快地想到了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中的逃逸，至少这种从“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变成“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从形式上似乎与 “我们向邦陆军总部的胜利进军”变成“他们与警察部队的对射”一样荒唐。二者在客观上形成了相类似的结果，就是不想在自己发起的行为中真正切实地负起责任来，而责任是一个人言论行为的最下限的基础。
当然，鉴于希特勒的身份，我的这个比喻容易让人附会上一些不良的联想，在此我有必要界定一下，我将二者在一起比较，纯粹是形式上的，决不关系到内容方面，更无意以希特勒对朱先生形成某些恶意影射。毕竟，朱先生的这种逃逸从内容上看还是有别于希特勒的逃逸的，希特勒的逃逸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临阵脱逃，而朱先生的逃逸，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下意识的不由自主，是一种心理倾向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与希特勒不同，朱先生的这种逃逸更多地是心理问题，而不是品行问题。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判断之心理基础往往是从自我出发的，所以一个人的判断难免受到自我的制约。有鉴于此，一个人如何面对自我，几乎关系到他的所有其它判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做过一个试验，将同一物体的两个角度的画面拿给一个儿童去辨别，结果儿童根本辨认不出那是同一个物体，这个实验告诉我们：这种对自己主观缺乏清醒认识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对具体事物认识的缺乏客观尺度，我们通常称这种现象为自我中心。皮亚杰告诉我们，这种自我中心现象在“心理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人那里将保持终身”而且不会为知识的建构与增长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脱中心化程度的拓展和所谓知识乃至知识分子云云没有必然联系，它们之间的风马牛不相及几乎比情商与智商之间的风马牛不相及还要充分。所以，凡此种种，我以为正是朱先生自己主观逃逸的根本原因。
扪心自问，或许也是出于对自己多年以来对朱先生的复杂感情的自我呵护吧？虽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证据，但我还是坚持朱先生像一只落在猪身上的老鸹一样的自我逃逸绝不是什么品行问题，而是一种缺乏充分锤炼的情况下很自然的心理现象，是一种自我呵护的想当然的惰性。朱先生在拷问别人灵魂时候的逃逸和呼吁别人忏悔时候的淡出，虽然不见得是蓄意能动的，但是借用朱先生评价新左派的一句话表述，恰恰与朱先生脱中心化程度偏低的自我呵护“有着本人未必自觉却因为不自觉而更显偏执的内在联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出于蓄意能动的原因，会在主观逃逸之后那样若无其事、趾高气扬地振振有词、指摘别人，似乎自己的逃逸只是为了需求一个批判与审度的距离似的合情合理，这种少廉寡耻的巧言令色与朱先生文字给我们的印象也是颇有出入的。因此我们只能把朱先生这种逃逸看作一种下意识行为。
现在我们不妨比较保守地做这样一个结论：这种“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摇身变成一个“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的主观逃逸，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朱先生后来所谓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在他来讲似乎便是他的整个自我。鉴于这样的立场——我又一次不得不提到立场，他后来由一个为“灵魂拷问”摇旗呐喊的旗手变成一个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执幡护灵的辩护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演讲摘要有关的其他几点之商榷
首先，我们再从正面谈一谈关于“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问题。
坦率地讲，我很支持朱先生反对强启蒙的立场，我想每一个人道主义者都会持这样的立场的，强启蒙由于运作上的难以避免的一概而论，势必形成相当范围与相当程度的对人之尊严的践踏，这是每个人道主义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朱先生片面呵护“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矫枉过正。正所谓过犹不及，朱先生宣扬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实际上是变相地鼓吹精神生活上的享乐主义，至少从朱先生拷问别人灵魂时候自己的主观逃逸，我们可见这种享乐主义的下意识流露。
正如我前文中提到的那样，所谓“人心中最软弱的那一块”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任何人身上。对一个哺乳期的孩子来说，他“心中最柔软的一块”甚至包括饿的时候没能及时吃到奶，为此哭得惊天动地的孩子当是代不乏人吧？对一个偷盗成性的惯匪来说，他“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甚至包括对别人财务非法占有的冲动。我们可以不无夸张地说，有一个人，就有一个有别于其他人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因此，如何面对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其实正是每个人无时无刻不面对的问题。
关于人的成长与教育，有一种“挫折教育”的提法想来朱先生也应该不陌生。关于挫折教育“卑之无甚高论”说到底就是对那些未必经得起推敲的，从隐私与个人的独立性上讲理应受到尊重的，而且往往是人们自以为高于万物的所谓情感方面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充分锤炼。不难想象，只有“最柔软的那一块”受到冲击，只有从“最柔软的那一块”引发的种种冲动与欲求受到遏制，才能谈到人的所谓挫折，舍此充其量只能算作人的心理能量外化过程中的些许波折，离我们通常理解的挫折是相去甚远的。
而且两千多年前的孟子也曾说过一番著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中以“苦其心志”为先，以“动心忍性”为落脚点，对人的成长、成熟乃至于走向成就，作了高度的概括，从另一个侧面弘扬了刚健不息的进取精神。而所谓“苦其心志”、“动心忍性”我以为正是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锤炼。
当然，从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立场讲“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确应该得到普遍意义的尊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将是令人神往的精神田园诗。但是从挫折教育与刚健进取的角度讲，就算国王不能进，我们自己总不至于也尽量不进吧？总不至于任由“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在主观上滥觞，并在惰性——如果我们回避对它的整合，势必为自然而生的惰性所困扰——的驱动下，耽于种种病态的伤感与脆弱的浪漫，将人生本然的点缀渲染为生命的主流吧？
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分寸感，反对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强启蒙，是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基本尊重；但是反对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进行任何方式的整合，甚至自己也拒绝触摸，却是不折不扣的自我呵护。而自我呵护，恕我直言，是惰性的孪生兄弟，是人之精神乃至人格沉沦的渊薮。相比之下，我们实在难以断言这两种极端的优劣。虽然强启蒙给几代人造成了深重伤害，但是毕竟从强启蒙中产生了朱先生这样一些有着深刻忧患意识与深切境遇体验的自由主义者；而对“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呵护却让朱先生从“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变成“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这中间的是非得失即便在朱先生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竟也是难以辩说清楚。
因此，我坚持以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文化背景，其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是必须不断扬弃的，必须在扬弃的基础上确立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动态的尊重。否则，不是形成对“最柔软的那一块”凌迟般的绞杀，导致尊严的沦丧；便是把“最柔软的那一块”像祖先牌位般供起来，导致人格的沉沦。
其次，我们谈一谈关于历史记忆的问题。
关于历史记忆的问题，并没有在朱先生的演讲中出现，而是朱先生一篇名为另一种记忆一文的主题。文中朱先生从自己在亚特兰大的一些见闻经历说起，阐发了历史记忆的多元性这样一个事实，并通过这种事实在一种政权形式下的共存，暗示了历史多元记忆的合理性。我所以要在这里扯进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到本文第一部分我对朱先生史料判断之误的一些论述。我想，朱先生也许会以历史多元记忆的合理性为自己在鸦片战争问题上的谬见开脱，因此我以为有必要在此对历史记忆多元性的合理性作进一步探讨。
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归根到底是人之主观的多元性造成的，某种程度上是人的朴素的自发的基于本能自我的主观多元性造成的；而历史记忆的多元性的难以统一，正是人们难以超越自我中心立场的相对低级的心理层次决定的。坦率地讲，朱先生文中提到的亚特兰大的一些状况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方面为他们树起李将军的纪念像而深受感动，一方面却为他们博物馆中关于南北战争的说法深感震惊。我难以想象一个政治体制对相左记忆的包容性居然到了这种程度。
我想，朱先生也应该是有感于一种政治体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而作此文的吧？相信任何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都会被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深深折服的。但是我以为这只能说明一种政治体制的宽容，只能说明政府对民众自发的朴素历史记忆的容忍与尊重，却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学理上合理性的依据。因此像“为什么不能有对立的记忆？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这样的反问在学理上讲都是颇为荒谬的。
一个政治体制容忍多元的历史记忆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但是历史本身，特别是关乎历史的价值判断，是不应该有所谓多元结构的。历史本身是人类行为构成的，在有人类参与的事件中，必然会有是非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不能贯彻对是非的认知，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没有是非可言。而面对是非的时候，多元记忆显得何其荒谬？至于历史记忆向一元化统摄的内在动力，便是终极价值的一元性。
在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一文中，朱先生曾把终极关怀作为衡量政治文化的尺度，朱先生当然应该了解：终极关怀本身在实践中就是一元的，我们不能设想多元的终极关怀，因此从理论上讲，终极价值的判断也应该是一元的。对历史判断的一元化要求正是终极价值的一元化决定的，不是任何具体人或具体组织的权力僭越使然。鉴于此，所谓的多元的历史记忆只是一个在政治体制背景下的宽容问题，不能构成历史科学的合理状况，想来朱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应该对此有深切体会吧？当然，学科发展是以怀疑为先导的，但是这种怀疑只应该是在一元背景下对既成判断的怀疑，而不应该是使基本判断沦于相对主义窠臼的那种神秘主义的或不可知论的怀疑。
不错，是相对主义，由多元记忆导致的价值判断之含糊直接结果便是相对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朱先生“究竟是北方对，南方错，还是相反，是南方对，北方错？”的惶惑不免显得缺乏诚意，更像是一个矫揉造作的姿态。因为以朱先生的知识结构与判断力，我们很难想象他会被亚特兰大的一些社会现象遮蔽，以至于竟在对南北战争这样的鲜明是非面前发生动摇，与亚特兰大的种种现状相比，一个历史学者的这种动摇不是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吗？况且朱先生自称是一个问题中人，所谓问题中人便是在问题中解决问题，并且对问题的解决是为了更好地进一步解决问题，而绝不是这种把一个不能算作问题的肤浅感受囫囵抛给别人的拙劣的暗示手法的有意运用。坦率地讲，所谓的“究竟是北方对，南方错，还是相反，是南方对，北方错？”这样的问题实在只能算是肤浅感受而已。
针对这样一种情形，我们不妨对朱先生作一个模拟的追问，日本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多年来引起世界——特别是亚洲范围的广泛关注，韩国一些青年甚至对此作过相当激烈的反应。面对日本教科书那样一种与我们的记忆完全不同的说法，难道朱先生会基于对历史记忆多元性的尊重进而怀疑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希望这个模拟追问不要引起朱先生的不必要的反感，我无意调侃朱先生的荒谬，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极端事例，进一步明确朱先生将政治体制的宽容问题滥觞为一个历史问题的荒谬。而且，恕我直言，我对美国人民还是有基本信心的，相信即便在南部，也不是所有人都对南北战争都持那样荒谬的看法的。
综上便是我对历史多元记忆的基本看法，我想历史就是历史，既然我们不能用“如果”之类的假设骚扰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恐怕也不能用所谓多元记忆消解历史的客观性。鉴于此，朱先生对马噶尔尼访华以及鸦片贸易的一偏之见是不能以另一种记忆来简单解释的，即便那果真是所谓的另一种记忆，我们也只能追问朱先生的立场与情感倾向，因为多元历史记忆的产生其实便是情感倾向与立场导致的。
至于国民性改造等问题虽也值得商榷，但西祠网站思想的境界版有湘山居士的驳朱学勤：关于改造国民性一文阐述的相当充分，我就不在此多费唇舌了。
四、几句多余的话
谈到朱先生的立场与情感倾向，我想补充两句题外话。我能理解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而且我甚至也支持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主张，并且我个人也有若干类似自由主义主张的精神追求，但是我以为，在中国近二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不能淡化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否则我们将成为挂着自由主义招牌漂泊招摇的无根之絮。
关于民族主义，朱先生在五四以来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说得已经足够清楚了：“民族主义来源于中国近代历史受尽外敌凌辱的集体记忆，但是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其最佳事例，是在五卅运动那种狂飙突进的方式之后，丁文江一人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迫使英国当局放弃上海租界的领事裁判权（沉溺于国内意识形态教育而不知反刍的留学生，人在海外，心在意识形态，大半是不会知道甚至不愿知道这一类历史知识了）。二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后者之肇祸，莫过于义和团扶清灭洋，以辛丑条约收场，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
基本上道出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概貌，只不过朱先生对义和团的说法似乎有点儿可疑。五四那一代人大多经历过义和团那个时代，而且对义和团的印象也大多不是很好，但更多的是针对他们的封建结社等迷信巫术活动，以及对待具体人和事物的简单粗暴的态度等等，像朱先生这样以为义和团的反抗与“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联系在一起来考察，进而以后者否定前者，却是很独特的角度。诚然，国力不及于人，却要用极端的方式招惹别人，最后招致更大的危机，实在不能算是明智的举动，可是朱先生的角度未免也太明智了些吧？原谅我说一句过格的话，当年横行中国的那些洋买办也不会有比这更明智的角度了吧？
和团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历史地看也不足取法，但这种否定绝不是基于朱先生说的这个角度。按照朱先生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论：如果力量不足以抵抗对手，就没有必要用无谓的抵抗激怒对手，而招致更大的报复。经过这样的还原，我们不难发现，朱先生借以评价义和团的逻辑是比较典型的明智派投降逻辑，这种逻辑当然要好于功利派投降逻辑，但却不折不扣地是一种投降逻辑。
般情形下的倾向西方在这样的关键环节上已经表现为一种由对宪政制度的倾慕引发的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取悦倾向，已经由一般性的倾向西方突现为鲜明的媚外立场，这也许是自由主义的滥觞难以避免的死结。由于缺乏耐心导致的在理论线索上的急功近利，使自由主义者的思路很自然地由对宪政制度的倾慕泛化成对西方的倾慕。而且由于朱先生主观逃逸的惯性，朱先生往往表现得分析别人的时候相当精辟，但面对自己的时候却无能为力。表现在朱先生知道一个民族主义者应该注意提醒自己“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但是朱先生似乎不知道，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时刻注意不要把对宪政制度的倾慕等滥觞为对殖民政策的麻木甚至认可。
九一一之后的中国自由主义一文的篇尾强调：“自由派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在自由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找到结合点，证明中国的自由民主，代表着中国人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虽然我不是持新左派立场的，但是我以为，这番话对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朱先生来讲实在是再中肯不过了。薛涌提到的也是一个立场问题，薛涌呼吁的也是民族主义立场。
经针对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向英国政府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一个坏的印度政府是印度人民自己的事儿，印度人民宁愿要一个自己的坏政府，也不想要英国的一个好政府。这样痛切坚定的立场想来也不是朱先生这样的片面仰慕英美政制的人能够理解的吧？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结为朱先生的个人责任，一个像朱先生那样的脱中心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人是很难整合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苦难的。从思想史中的失踪者一文中他对六八年的格外偏执的情感中我们可见其端倪。
朱先生能否体会到甘地那痛切的立场，甘地的历史地位以及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都是朱先生回避不了的。而且朱先生民族观念弱化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种弱化和所谓的世界公民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某种意义上讲，贝多芬应该是个世界公民，但是贝多芬拒绝了拿破仑请他赴巴黎的邀请；歌德似乎也应该算个世界公民，并且歌德对拿破仑的看法较之贝多芬还要略强一些，可是歌德也拒绝了拿破仑请他赴巴黎的邀请。在一个伟大的征服者面前，几乎同样伟大的世界公民没有迷失自己的人格尊严，因为他们知道捍卫自己的民族的基本尊严。一个人的民族立场是他作为民族一分子的尊严的根本基础。
立场，在通常意义上其实是与爱国主义相重叠的，而且立足民族主义立场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真正坚定的近乎绝对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它不计较政府的性质，不计较自己在政府治下的遭际，是一种没有具体前提的爱国主义。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不会以任何借口而倾向损害民族利益，不会以任何借口倾向损害民族利益的立场。下面我们就来看两个例子，看看真正民族主义立场的爱国主义是源于怎样的基础与动力。
麦卡锡时代，美国著名原子能科学家，有“原子弹之父”美誉的奥本海默遭到政治迫害，不但学术科研工作被停止，日常行动还被监视起来，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当时有朋友劝奥本海默去其他国家发展（以他的才能和声望，这不难实现），奥本海默却含着眼泪拒绝了：“我不能那么做，没办法，我就是爱这个国家！”
公元前399年，雅典人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行邢前有朋友为苏格拉底做了周密安排，让他逃出去，据说雅典政府也希望苏格拉底出走，他们只是不想让这个多嘴的人干扰他们的自我陶醉与自我满足，却不是很想担负杀死一个智者（他们似乎把苏格拉底等同于一般的智者）的名声。但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既然他选择了在这个城邦生活，那他就有责任也有义务服从这个城邦的法律。
在奥本海默身上我们看到了对祖国的感情，那几乎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感情；从苏格拉底身上，我们看到了对祖国的责任和义务，那几乎是颠扑不破的责任与义务。无论是奥本海默的感情还是苏格拉底的责任与义务，都是无条件的，不但所谓的自由追求不能成为背弃它们的理由，甚至精神生命乃至生理生命的代价也不足以让他们放弃这些立场。鉴于这样的例证，我以为，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是绝对的。
我无意鼓吹极端的民族主义，但是如果朱先生以为混淆鸦片贸易的黑白，强自为英国人二百年前的殖民政策张本是恰到好处的理论分寸的话，我承认自己的立场是一种“极端的民族情绪”同时我也相信，与那样的混淆黑白相比，任何一点朴素的民族感情，任何一点基本的民族尊严都将是“极端的民族情绪”这同样也是个立场问题。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我宁愿作一个坚定的左派，就像在政治问题上，我经常是一个审慎的右派一样。
我更无意和朱先生争论什么民族主义立场的必要性，我只是想说明一点：民族是一个现代人的根本规定性，所谓根本就是没有比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更根本的东西。面向世界的开放性不能以牺牲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为代价，当然不具备这样的爱国主义就另当别论了。可是不管朱先生是否愿意接受，他毕竟难以摆脱一个真切的前提，他是以汉语作为思维工具的，汉语将喜爱英美宪政的朱先生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即便他为鸦片贸易寻找的借口几乎比任何一个现代英国人都精致，但是在中国人和英国人眼里，朱先生都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朱先生没有足够的勇气与能力放弃母语思维，那么朱先生就别无选择地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背弃民族立场的任何追求都将使自己成为无根的孤魂野鬼。
一个没有民族感、缺乏民族主义立场的爱国心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该称他为什么，因此历史地看他是没有人格尊严可言的。这就是我看了朱先生关于鸦片贸易与马噶尔尼访华一文后的沉痛感受。
我们不得不承认，谈论马噶尔尼和鸦片贸易的朱先生远不如那个鼓吹“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可碰的朱先生更有生命力，因为一个迷失了自己的人格归属的人，其实是连拷问的余地都没有的，至于成长的机会，似乎就更无从说起了。
我无意终结朱先生的发展可能，我也没有力量、更没有资格终结朱先生的发展可能，我只是坚信一个原则：在祖国与民族问题上是非感这样淡薄的人，人格尊严的根本依托已经被自己的草率抽取。因此他的任何所谓的发展都是儿戏般的智力游戏而已，于人于己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
五、对自己行文的一点疑虑
行文至此，有一个个人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行文之际到底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对朱先生其人的不良情绪。归纳起来，我对朱先生的不良情绪，起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朱先生拷问别人时的主观逃逸问题。前文我已经说到这些年朱先生对我的启蒙之功。朱先生的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一直锤炼着我的良知，对我形成的心理压迫以及相应的心理苦难都是难以量化的，因此一旦我发现朱先生自己竟是如此轻松地逃逸出去，对我的压迫居然丝毫没有从积极意义上压迫朱先生，我心中难免会生出些许的不平。尽管我知道朱先生的逃逸是不由自主的，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其二是马噶尔尼访华问题。正如我前文所说，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我宁愿作一个坚定的左派，就像在政治问题上，我经常是一个审慎的右派一样。因此朱先生关于马噶尔你访华与鸦片贸易问题的论述其实已经让我倍感愤慨，坦率地讲，看了朱先生的这些论述之后，我把鸦片传入中国的时序沿革那段文字写在了朱先生那张照片上，当时我的本能冲动是想把那些事实写在朱先生的脸上！
我自然知道这样的情绪是很难形成经得起推敲的文字的，因此为了消解这样一些主观情绪，我将这篇文字压到现在才动笔，可是直到现在文章已经结束，我仍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围绕这件事儿的对朱先生的主观情绪。
回头看前面的文字，自己觉得有些地方也许过于严厉，但无论怎样斟酌都找不到更低调的措辞，也就只好“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是我的所谓“客观判断”吧！如果有人能从中体会到我对朱先生的一番情怀固然是我所愿，如果有人觉得有些地方类似人身攻击，我也只能深表遗憾，因为我的确是“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是我的所谓“客观判断”
于是我就把这些文字拿出来了，一味藏拙未免显得有些虚伪矫情。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后来者不会在朱先生身上体验我一度经历的那种失落感，而我的第二个愿望便是希望朱先生能仔细想想我的关于民族立场的“多余的话”那样也不枉朱先生当年对我的启蒙之功，以及我多年来对朱先生的几分钦敬了。
事情；巴金老人提醒的是“我”不应该忘记而不是他们不应该忘记；巴金老人说的是“我” 把老友的私信抖落出去而不是他们把谁的私信抖落出去；巴金老人只是在忏悔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忙于揭露别人的事情。巴金老人的随感录可能如朱先生所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再造上“仅仅是个开始”但是巴金老人的确是从自己开始的，从“我”开始的，比起朱先生的拷问别人的灵魂来，实在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开始”不但绝不是什么控诉，也不是什么揭露，而是实实在在的“忏悔”方向的内容。但是巴金老人的这些踏实表现似乎也没有给朱先生任何积极的提示，朱先生依然把一次“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号召变成了“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声讨与揭露，而朱先生自己也从一个“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摇身变成一个“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
我这样说并不是暗示朱先生自己有什么必须要“拷问”的经历，我这样说只是出于理论上的全面性的考虑，以及情理上的可容性的考虑。正如朱先生文中说得那样，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在朱先生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是忏悔。而忏悔，本原上讲是一种宗教行为，在基督教教义中，基于原罪的观点，每个人都不是清白的，每个人都需要忏悔自己的罪孽，忏悔实际上是人和上帝沟通的一种方式，是人向上帝呈现自己的信仰的手段。因此宽泛地讲，不但那些被朱先生拷问的人需要忏悔，而且朱先生、我，乃至于任何人都应该忏悔。鉴于忏悔的这种普遍性与绝对性，如果一边呼吁着忏悔一边却一味拷打别人的灵魂，就会像一直落在猪身上的老鸹（只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一样成为一个见人过不见己过的笑柄。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看一个“我”之逃逸的典型例子。1923年11月9日午时，在慕尼黑比尔格布罗依凯勒尔啤酒店与巴伐利亚邦陆军总部的一段街道上，一队身穿褐衫的壮汉昂首阔步地挺进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刚刚监禁了邦长官的希特勒和大战之后一直隐居巴伐利亚的陆军元帅鲁登道夫将军。这些人是前去解救被困在陆军总部的同党的冲锋队员，他们在“领袖”的带领下，信心百倍地前进。可是队伍堪堪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却遭到“据说已经腐朽涣散得毫无战斗力的警察部队”的强有力的阻击，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希特勒以大战时期一个老兵的机敏的战斗经验与身手，侧身滚到路边，消失在街道旁，而那个久已不参加实际对抗战的老元帅却傲然地站在队前，一动不动。如果不是第二天警察在郊区农舍抓到希特勒，如果不是他在法庭上以超人的狡诈与机警反客为主，一跃成为欧洲的知名人物，那一个侧滚也许会让他永远滚出世界史。可是，不管怎么说，那个可圈可点的侧滚毕竟还是让他率领的“向邦陆军总部的胜利进军”变成了“他们与警察部队的对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对比一下朱先生的自我逃逸，以便更为形象地说明朱先生主观逃逸的荒谬。至少，刚刚发现朱先生的这种逃逸的时候，我就不很愉快地想到了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中的逃逸，至少这种从“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变成“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从形式上似乎与 “我们向邦陆军总部的胜利进军”变成“他们与警察部队的对射”一样荒唐。二者在客观上形成了相类似的结果，就是不想在自己发起的行为中真正切实地负起责任来，而责任是一个人言论行为的最下限的基础。
当然，鉴于希特勒的身份，我的这个比喻容易让人附会上一些不良的联想，在此我有必要界定一下，我将二者在一起比较，纯粹是形式上的，决不关系到内容方面，更无意以希特勒对朱先生形成某些恶意影射。毕竟，朱先生的这种逃逸从内容上看还是有别于希特勒的逃逸的，希特勒的逃逸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临阵脱逃，而朱先生的逃逸，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下意识的不由自主，是一种心理倾向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与希特勒不同，朱先生的这种逃逸更多地是心理问题，而不是品行问题。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判断之心理基础往往是从自我出发的，所以一个人的判断难免受到自我的制约。有鉴于此，一个人如何面对自我，几乎关系到他的所有其它判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做过一个试验，将同一物体的两个角度的画面拿给一个儿童去辨别，结果儿童根本辨认不出那是同一个物体，这个实验告诉我们：这种对自己主观缺乏清醒认识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对具体事物认识的缺乏客观尺度，我们通常称这种现象为自我中心。皮亚杰告诉我们，这种自我中心现象在“心理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人那里将保持终身”而且不会为知识的建构与增长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脱中心化程度的拓展和所谓知识乃至知识分子云云没有必然联系，它们之间的风马牛不相及几乎比情商与智商之间的风马牛不相及还要充分。所以，凡此种种，我以为正是朱先生自己主观逃逸的根本原因。
扪心自问，或许也是出于对自己多年以来对朱先生的复杂感情的自我呵护吧？虽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证据，但我还是坚持朱先生像一只落在猪身上的老鸹一样的自我逃逸绝不是什么品行问题，而是一种缺乏充分锤炼的情况下很自然的心理现象，是一种自我呵护的想当然的惰性。朱先生在拷问别人灵魂时候的逃逸和呼吁别人忏悔时候的淡出，虽然不见得是蓄意能动的，但是借用朱先生评价新左派的一句话表述，恰恰与朱先生脱中心化程度偏低的自我呵护“有着本人未必自觉却因为不自觉而更显偏执的内在联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出于蓄意能动的原因，会在主观逃逸之后那样若无其事、趾高气扬地振振有词、指摘别人，似乎自己的逃逸只是为了需求一个批判与审度的距离似的合情合理，这种少廉寡耻的巧言令色与朱先生文字给我们的印象也是颇有出入的。因此我们只能把朱先生这种逃逸看作一种下意识行为。
现在我们不妨比较保守地做这样一个结论：这种“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摇身变成一个“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的主观逃逸，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朱先生后来所谓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在他来讲似乎便是他的整个自我。鉴于这样的立场——我又一次不得不提到立场，他后来由一个为“灵魂拷问”摇旗呐喊的旗手变成一个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执幡护灵的辩护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演讲摘要有关的其他几点之商榷
首先，我们再从正面谈一谈关于“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问题。
坦率地讲，我很支持朱先生反对强启蒙的立场，我想每一个人道主义者都会持这样的立场的，强启蒙由于运作上的难以避免的一概而论，势必形成相当范围与相当程度的对人之尊严的践踏，这是每个人道主义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朱先生片面呵护“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矫枉过正。正所谓过犹不及，朱先生宣扬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实际上是变相地鼓吹精神生活上的享乐主义，至少从朱先生拷问别人灵魂时候自己的主观逃逸，我们可见这种享乐主义的下意识流露。
正如我前文中提到的那样，所谓“人心中最软弱的那一块”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任何人身上。对一个哺乳期的孩子来说，他“心中最柔软的一块”甚至包括饿的时候没能及时吃到奶，为此哭得惊天动地的孩子当是代不乏人吧？对一个偷盗成性的惯匪来说，他“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甚至包括对别人财务非法占有的冲动。我们可以不无夸张地说，有一个人，就有一个有别于其他人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因此，如何面对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其实正是每个人无时无刻不面对的问题。
关于人的成长与教育，有一种“挫折教育”的提法想来朱先生也应该不陌生。关于挫折教育“卑之无甚高论”说到底就是对那些未必经得起推敲的，从隐私与个人的独立性上讲理应受到尊重的，而且往往是人们自以为高于万物的所谓情感方面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充分锤炼。不难想象，只有“最柔软的那一块”受到冲击，只有从“最柔软的那一块”引发的种种冲动与欲求受到遏制，才能谈到人的所谓挫折，舍此充其量只能算作人的心理能量外化过程中的些许波折，离我们通常理解的挫折是相去甚远的。
而且两千多年前的孟子也曾说过一番著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中以“苦其心志”为先，以“动心忍性”为落脚点，对人的成长、成熟乃至于走向成就，作了高度的概括，从另一个侧面弘扬了刚健不息的进取精神。而所谓“苦其心志”、“动心忍性”我以为正是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锤炼。
当然，从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立场讲“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确应该得到普遍意义的尊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将是令人神往的精神田园诗。但是从挫折教育与刚健进取的角度讲，就算国王不能进，我们自己总不至于也尽量不进吧？总不至于任由“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在主观上滥觞，并在惰性——如果我们回避对它的整合，势必为自然而生的惰性所困扰——的驱动下，耽于种种病态的伤感与脆弱的浪漫，将人生本然的点缀渲染为生命的主流吧？
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分寸感，反对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强启蒙，是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基本尊重；但是反对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进行任何方式的整合，甚至自己也拒绝触摸，却是不折不扣的自我呵护。而自我呵护，恕我直言，是惰性的孪生兄弟，是人之精神乃至人格沉沦的渊薮。相比之下，我们实在难以断言这两种极端的优劣。虽然强启蒙给几代人造成了深重伤害，但是毕竟从强启蒙中产生了朱先生这样一些有着深刻忧患意识与深切境遇体验的自由主义者；而对“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呵护却让朱先生从“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变成“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这中间的是非得失即便在朱先生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竟也是难以辩说清楚。
因此，我坚持以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文化背景，其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是必须不断扬弃的，必须在扬弃的基础上确立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动态的尊重。否则，不是形成对“最柔软的那一块”凌迟般的绞杀，导致尊严的沦丧；便是把“最柔软的那一块”像祖先牌位般供起来，导致人格的沉沦。
其次，我们谈一谈关于历史记忆的问题。
关于历史记忆的问题，并没有在朱先生的演讲中出现，而是朱先生一篇名为另一种记忆一文的主题。文中朱先生从自己在亚特兰大的一些见闻经历说起，阐发了历史记忆的多元性这样一个事实，并通过这种事实在一种政权形式下的共存，暗示了历史多元记忆的合理性。我所以要在这里扯进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到本文第一部分我对朱先生史料判断之误的一些论述。我想，朱先生也许会以历史多元记忆的合理性为自己在鸦片战争问题上的谬见开脱，因此我以为有必要在此对历史记忆多元性的合理性作进一步探讨。
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归根到底是人之主观的多元性造成的，某种程度上是人的朴素的自发的基于本能自我的主观多元性造成的；而历史记忆的多元性的难以统一，正是人们难以超越自我中心立场的相对低级的心理层次决定的。坦率地讲，朱先生文中提到的亚特兰大的一些状况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方面为他们树起李将军的纪念像而深受感动，一方面却为他们博物馆中关于南北战争的说法深感震惊。我难以想象一个政治体制对相左记忆的包容性居然到了这种程度。
我想，朱先生也应该是有感于一种政治体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而作此文的吧？相信任何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都会被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深深折服的。但是我以为这只能说明一种政治体制的宽容，只能说明政府对民众自发的朴素历史记忆的容忍与尊重，却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学理上合理性的依据。因此像“为什么不能有对立的记忆？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这样的反问在学理上讲都是颇为荒谬的。
一个政治体制容忍多元的历史记忆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但是历史本身，特别是关乎历史的价值判断，是不应该有所谓多元结构的。历史本身是人类行为构成的，在有人类参与的事件中，必然会有是非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不能贯彻对是非的认知，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没有是非可言。而面对是非的时候，多元记忆显得何其荒谬？至于历史记忆向一元化统摄的内在动力，便是终极价值的一元性。
在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一文中，朱先生曾把终极关怀作为衡量政治文化的尺度，朱先生当然应该了解：终极关怀本身在实践中就是一元的，我们不能设想多元的终极关怀，因此从理论上讲，终极价值的判断也应该是一元的。对历史判断的一元化要求正是终极价值的一元化决定的，不是任何具体人或具体组织的权力僭越使然。鉴于此，所谓的多元的历史记忆只是一个在政治体制背景下的宽容问题，不能构成历史科学的合理状况，想来朱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应该对此有深切体会吧？当然，学科发展是以怀疑为先导的，但是这种怀疑只应该是在一元背景下对既成判断的怀疑，而不应该是使基本判断沦于相对主义窠臼的那种神秘主义的或不可知论的怀疑。
不错，是相对主义，由多元记忆导致的价值判断之含糊直接结果便是相对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朱先生“究竟是北方对，南方错，还是相反，是南方对，北方错？”的惶惑不免显得缺乏诚意，更像是一个矫揉造作的姿态。因为以朱先生的知识结构与判断力，我们很难想象他会被亚特兰大的一些社会现象遮蔽，以至于竟在对南北战争这样的鲜明是非面前发生动摇，与亚特兰大的种种现状相比，一个历史学者的这种动摇不是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吗？况且朱先生自称是一个问题中人，所谓问题中人便是在问题中解决问题，并且对问题的解决是为了更好地进一步解决问题，而绝不是这种把一个不能算作问题的肤浅感受囫囵抛给别人的拙劣的暗示手法的有意运用。坦率地讲，所谓的“究竟是北方对，南方错，还是相反，是南方对，北方错？”这样的问题实在只能算是肤浅感受而已。
针对这样一种情形，我们不妨对朱先生作一个模拟的追问，日本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多年来引起世界——特别是亚洲范围的广泛关注，韩国一些青年甚至对此作过相当激烈的反应。面对日本教科书那样一种与我们的记忆完全不同的说法，难道朱先生会基于对历史记忆多元性的尊重进而怀疑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希望这个模拟追问不要引起朱先生的不必要的反感，我无意调侃朱先生的荒谬，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极端事例，进一步明确朱先生将政治体制的宽容问题滥觞为一个历史问题的荒谬。而且，恕我直言，我对美国人民还是有基本信心的，相信即便在南部，也不是所有人都对南北战争都持那样荒谬的看法的。
综上便是我对历史多元记忆的基本看法，我想历史就是历史，既然我们不能用“如果”之类的假设骚扰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恐怕也不能用所谓多元记忆消解历史的客观性。鉴于此，朱先生对马噶尔尼访华以及鸦片贸易的一偏之见是不能以另一种记忆来简单解释的，即便那果真是所谓的另一种记忆，我们也只能追问朱先生的立场与情感倾向，因为多元历史记忆的产生其实便是情感倾向与立场导致的。
至于国民性改造等问题虽也值得商榷，但西祠网站思想的境界版有湘山居士的驳朱学勤：关于改造国民性一文阐述的相当充分，我就不在此多费唇舌了。
四、几句多余的话
谈到朱先生的立场与情感倾向，我想补充两句题外话。我能理解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而且我甚至也支持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主张，并且我个人也有若干类似自由主义主张的精神追求，但是我以为，在中国近二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不能淡化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否则我们将成为挂着自由主义招牌漂泊招摇的无根之絮。
关于民族主义，朱先生在五四以来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说得已经足够清楚了：“民族主义来源于中国近代历史受尽外敌凌辱的集体记忆，但是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其最佳事例，是在五卅运动那种狂飙突进的方式之后，丁文江一人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迫使英国当局放弃上海租界的领事裁判权（沉溺于国内意识形态教育而不知反刍的留学生，人在海外，心在意识形态，大半是不会知道甚至不愿知道这一类历史知识了）。二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后者之肇祸，莫过于义和团扶清灭洋，以辛丑条约收场，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
基本上道出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概貌，只不过朱先生对义和团的说法似乎有点儿可疑。五四那一代人大多经历过义和团那个时代，而且对义和团的印象也大多不是很好，但更多的是针对他们的封建结社等迷信巫术活动，以及对待具体人和事物的简单粗暴的态度等等，像朱先生这样以为义和团的反抗与“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联系在一起来考察，进而以后者否定前者，却是很独特的角度。诚然，国力不及于人，却要用极端的方式招惹别人，最后招致更大的危机，实在不能算是明智的举动，可是朱先生的角度未免也太明智了些吧？原谅我说一句过格的话，当年横行中国的那些洋买办也不会有比这更明智的角度了吧？
和团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历史地看也不足取法，但这种否定绝不是基于朱先生说的这个角度。按照朱先生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论：如果力量不足以抵抗对手，就没有必要用无谓的抵抗激怒对手，而招致更大的报复。经过这样的还原，我们不难发现，朱先生借以评价义和团的逻辑是比较典型的明智派投降逻辑，这种逻辑当然要好于功利派投降逻辑，但却不折不扣地是一种投降逻辑。
般情形下的倾向西方在这样的关键环节上已经表现为一种由对宪政制度的倾慕引发的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取悦倾向，已经由一般性的倾向西方突现为鲜明的媚外立场，这也许是自由主义的滥觞难以避免的死结。由于缺乏耐心导致的在理论线索上的急功近利，使自由主义者的思路很自然地由对宪政制度的倾慕泛化成对西方的倾慕。而且由于朱先生主观逃逸的惯性，朱先生往往表现得分析别人的时候相当精辟，但面对自己的时候却无能为力。表现在朱先生知道一个民族主义者应该注意提醒自己“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但是朱先生似乎不知道，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时刻注意不要把对宪政制度的倾慕等滥觞为对殖民政策的麻木甚至认可。
九一一之后的中国自由主义一文的篇尾强调：“自由派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在自由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找到结合点，证明中国的自由民主，代表着中国人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虽然我不是持新左派立场的，但是我以为，这番话对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朱先生来讲实在是再中肯不过了。薛涌提到的也是一个立场问题，薛涌呼吁的也是民族主义立场。
经针对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向英国政府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一个坏的印度政府是印度人民自己的事儿，印度人民宁愿要一个自己的坏政府，也不想要英国的一个好政府。这样痛切坚定的立场想来也不是朱先生这样的片面仰慕英美政制的人能够理解的吧？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结为朱先生的个人责任，一个像朱先生那样的脱中心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人是很难整合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苦难的。从思想史中的失踪者一文中他对六八年的格外偏执的情感中我们可见其端倪。
朱先生能否体会到甘地那痛切的立场，甘地的历史地位以及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都是朱先生回避不了的。而且朱先生民族观念弱化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种弱化和所谓的世界公民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某种意义上讲，贝多芬应该是个世界公民，但是贝多芬拒绝了拿破仑请他赴巴黎的邀请；歌德似乎也应该算个世界公民，并且歌德对拿破仑的看法较之贝多芬还要略强一些，可是歌德也拒绝了拿破仑请他赴巴黎的邀请。在一个伟大的征服者面前，几乎同样伟大的世界公民没有迷失自己的人格尊严，因为他们知道捍卫自己的民族的基本尊严。一个人的民族立场是他作为民族一分子的尊严的根本基础。
立场，在通常意义上其实是与爱国主义相重叠的，而且立足民族主义立场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真正坚定的近乎绝对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它不计较政府的性质，不计较自己在政府治下的遭际，是一种没有具体前提的爱国主义。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不会以任何借口而倾向损害民族利益，不会以任何借口倾向损害民族利益的立场。下面我们就来看两个例子，看看真正民族主义立场的爱国主义是源于怎样的基础与动力。
麦卡锡时代，美国著名原子能科学家，有“原子弹之父”美誉的奥本海默遭到政治迫害，不但学术科研工作被停止，日常行动还被监视起来，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当时有朋友劝奥本海默去其他国家发展（以他的才能和声望，这不难实现），奥本海默却含着眼泪拒绝了：“我不能那么做，没办法，我就是爱这个国家！”
公元前399年，雅典人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行邢前有朋友为苏格拉底做了周密安排，让他逃出去，据说雅典政府也希望苏格拉底出走，他们只是不想让这个多嘴的人干扰他们的自我陶醉与自我满足，却不是很想担负杀死一个智者（他们似乎把苏格拉底等同于一般的智者）的名声。但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既然他选择了在这个城邦生活，那他就有责任也有义务服从这个城邦的法律。
在奥本海默身上我们看到了对祖国的感情，那几乎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感情；从苏格拉底身上，我们看到了对祖国的责任和义务，那几乎是颠扑不破的责任与义务。无论是奥本海默的感情还是苏格拉底的责任与义务，都是无条件的，不但所谓的自由追求不能成为背弃它们的理由，甚至精神生命乃至生理生命的代价也不足以让他们放弃这些立场。鉴于这样的例证，我以为，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是绝对的。
我无意鼓吹极端的民族主义，但是如果朱先生以为混淆鸦片贸易的黑白，强自为英国人二百年前的殖民政策张本是恰到好处的理论分寸的话，我承认自己的立场是一种“极端的民族情绪”同时我也相信，与那样的混淆黑白相比，任何一点朴素的民族感情，任何一点基本的民族尊严都将是“极端的民族情绪”这同样也是个立场问题。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我宁愿作一个坚定的左派，就像在政治问题上，我经常是一个审慎的右派一样。
我更无意和朱先生争论什么民族主义立场的必要性，我只是想说明一点：民族是一个现代人的根本规定性，所谓根本就是没有比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更根本的东西。面向世界的开放性不能以牺牲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为代价，当然不具备这样的爱国主义就另当别论了。可是不管朱先生是否愿意接受，他毕竟难以摆脱一个真切的前提，他是以汉语作为思维工具的，汉语将喜爱英美宪政的朱先生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即便他为鸦片贸易寻找的借口几乎比任何一个现代英国人都精致，但是在中国人和英国人眼里，朱先生都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朱先生没有足够的勇气与能力放弃母语思维，那么朱先生就别无选择地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背弃民族立场的任何追求都将使自己成为无根的孤魂野鬼。
一个没有民族感、缺乏民族主义立场的爱国心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该称他为什么，因此历史地看他是没有人格尊严可言的。这就是我看了朱先生关于鸦片贸易与马噶尔尼访华一文后的沉痛感受。
我们不得不承认，谈论马噶尔尼和鸦片贸易的朱先生远不如那个鼓吹“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可碰的朱先生更有生命力，因为一个迷失了自己的人格归属的人，其实是连拷问的余地都没有的，至于成长的机会，似乎就更无从说起了。
我无意终结朱先生的发展可能，我也没有力量、更没有资格终结朱先生的发展可能，我只是坚信一个原则：在祖国与民族问题上是非感这样淡薄的人，人格尊严的根本依托已经被自己的草率抽取。因此他的任何所谓的发展都是儿戏般的智力游戏而已，于人于己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
五、对自己行文的一点疑虑
行文至此，有一个个人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行文之际到底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对朱先生其人的不良情绪。归纳起来，我对朱先生的不良情绪，起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朱先生拷问别人时的主观逃逸问题。前文我已经说到这些年朱先生对我的启蒙之功。朱先生的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一直锤炼着我的良知，对我形成的心理压迫以及相应的心理苦难都是难以量化的，因此一旦我发现朱先生自己竟是如此轻松地逃逸出去，对我的压迫居然丝毫没有从积极意义上压迫朱先生，我心中难免会生出些许的不平。尽管我知道朱先生的逃逸是不由自主的，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其二是马噶尔尼访华问题。正如我前文所说，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我宁愿作一个坚定的左派，就像在政治问题上，我经常是一个审慎的右派一样。因此朱先生关于马噶尔你访华与鸦片贸易问题的论述其实已经让我倍感愤慨，坦率地讲，看了朱先生的这些论述之后，我把鸦片传入中国的时序沿革那段文字写在了朱先生那张照片上，当时我的本能冲动是想把那些事实写在朱先生的脸上！
我自然知道这样的情绪是很难形成经得起推敲的文字的，因此为了消解这样一些主观情绪，我将这篇文字压到现在才动笔，可是直到现在文章已经结束，我仍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围绕这件事儿的对朱先生的主观情绪。
回头看前面的文字，自己觉得有些地方也许过于严厉，但无论怎样斟酌都找不到更低调的措辞，也就只好“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是我的所谓“客观判断”吧！如果有人能从中体会到我对朱先生的一番情怀固然是我所愿，如果有人觉得有些地方类似人身攻击，我也只能深表遗憾，因为我的确是“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是我的所谓“客观判断”
于是我就把这些文字拿出来了，一味藏拙未免显得有些虚伪矫情。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后来者不会在朱先生身上体验我一度经历的那种失落感，而我的第二个愿望便是希望朱先生能仔细想想我的关于民族立场的“多余的话”那样也不枉朱先生当年对我的启蒙之功，以及我多年来对朱先生的几分钦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