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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觉醒者与麻木者往往形成一种精神和思想上的对峙，这种对峙来源于史笔的评判，于是麻木者与愚昧者联合起来，企图将很多东西搅在一起，混淆视听，我想，这就是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应该清理或者整理的地方。可惜时代留给我们的时间太少了。 五四时期，一大批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鲜明的树立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展开猛烈的进攻。他们反对袁世凯之流推行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主张政治民主和思想文化民主；反对封建文化传统的迷信、屈从、恭顺，主张解放思想，尊重科学，对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评价；反对保守复古，主张革新创新。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渴望摆脱束缚它们发展的封建枷锁，以获得更广大的发展空间，它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来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这股强大冲击力，曾经撞击着“中国”这个当时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灵魂。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人的观念发生巨大嬗变的时代，是人觉醒的时代。郁达夫坦言：“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展。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人的觉醒，渴望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渴望人性的尊重，渴望自身潜力的尽情发挥。这种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是一股惊人的创造力量，是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进步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事物的矛盾性，决定了它必然也是一股惊人的破坏力量，是彻底推翻不合理的、腐朽的、落后的社会规则和道德的主力军。
这种觉醒首先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西方学者曼海姆在著名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这表明: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诸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这段话可以准确概括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特点，他们长久以来都有着深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情怀。它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繁衍，已经内化成炎黄子孙共有的民族理念。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苦闷于国家的孱弱，四处寻觅能照亮前方道路的灯塔时，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传入了中国，当他们看到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使所在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巨大转变时，一种基于朴素爱国热情的强烈改革旧中国落后挨打面貌的愿望被强烈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接受和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那是一个黑暗、令人恐惧的时代，但也是各种社会思潮兴起，充满创造力的时代。
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这样描写当时先行者代表吕纬甫的言行：“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胡子的时候，连日里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拔神像胡子、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看似极其平常的生活琐事，却蕴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改革精神，是对国家、社会强烈的承担感。国家、民族的命运牵动了许多知识者的心灵。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胡适的倡导好人政府，到抗战时期众多文人的战斗激情，正是这样一种深厚执著的民族感情在感召着他们，与此相适应的，知识者身上必然具备另一显著的特质:叛逆精神，即颠覆传统，否定、嘲弄一切偶像。反映在小说人物身上，便有了“拔神像胡子”之类的举动。与此相应成趣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像章太炎的特立独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等等。由此可见，爱国激情、叛逆精神已成为那个时代知识者的一种精神标识。然而可惜的是，这种革命激情在20世纪初的内忧外患的中国往往无法长久，在顽固的封建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者绝不甘心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掌控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势力强大。相比之下，觉醒者们却只能凭由脑海中一幅幅未来美好生活图景所激发出的精神力量赤手空拳与狼群们撕杀，这注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必然要遭受种种挫折。面对这种困境，他们不可避免的产生分裂。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中感叹道：“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知识分子们在五四运动退潮期间，各人经历殊绝，成败相异：有的名声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走上马列主义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员；有的变成反动政客或官方的御用文人，有的则走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但大部分则是由激进变颓唐，直到最后堕落，或者由保守变进步，各自写下自己的悲剧历史。
鲁迅曾这样说：“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一言蔽之，中国势力强大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控制人民的意识观念，他们极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伦理，而这种荒谬的理论披着“维护国家统一”的光鲜外衣，极具欺骗性。中国传统社会就是靠这种伦理道德对全民意志的控制来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稳定，对任何胆敢挑战封建主义价值观的个人和集体，哪怕它只是那么一点星星之火，也会竭力采取种种手段围追堵截，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极悠久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度里，想让它有哪怕一点点的进步，都是极困难的，更何况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化。险恶的环境客观上要求中国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会有许许多多的先驱者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也会有不少原来的先驱者经受不起磨难而堕落。这就是革命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是一个在无路可走的境遇中销蚀了自己灵魂的悲剧人物。他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敢于对抗强大的封建势力，如前面所说的“到城脾庙去拔掉神编者按 觉醒者与麻木者往往形成一种精神和思想上的对峙，这种对峙来源于史笔的评判，于是麻木者与愚昧者联合起来，企图将很多东西搅在一起，混淆视听，我想，这就是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应该清理或者整理的地方。可惜时代留给我们的时间太少了。像的胡子”然而，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吕纬甫经不起挫折而灰心丧气，他不再与封建势力继续抗争，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变得苟且偷生、浑浑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教孩子们那些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他这样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这种自嘲，带着深沉的绝望，是作者对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生存状况一针见血的评论。而作者另一部重要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的遭遇更让人扼腕叹息，魏连殳曾是一个充满改革精神的独行者，他曾那样的藐视一切封建道德理念规范，但他在现实中到处碰壁—失业、受人污蔑。封建势力想尽办法扼杀他的生存空间，最终他用近似自戕的方式投靠了杜师长，用堕落来对抗这个黑暗社会对他的压迫而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当他们突破重重障碍勇敢的在一起时，却发现他们无法容身于这个社会，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一一击碎。文章的最后，作者用子君的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在中国这个封建势力极端强大和顽固的社会里，觉醒者们想在泥泞中开创和保留个人的独立空间，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是幼稚和必将失败的。
那他们从觉醒到反抗到消沉、堕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小说中的“我”问在同乡家教书前的吕纬甫，曾做过什么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沉思似的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这里，作者隐喻的表现出吕纬甫之前在经济上的困境。封建势力在经济上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迫，造成他们生活痛苦，逼使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难以生存，最终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一步步的从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沦落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
而相比经济上的压制，文化上的软性压制在迫使先进知识分子丧失其独立人格方面起的作用更为关键。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以伦理政治和群体为本位的，儒家文化的伦理本位不是关于“人”的思考，而是关于“做人”的要求；它的价值尺度是群体至上，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模式下，人们建立起种种规范，约束人的思想和道德的条律，塑造着固定的人格。排挤、惩罚着旧思想和旧道德的“偏离者”在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中，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是否能为社会所认可和保护，不是在于其思想的独立与人格的真诚，而在其是否适应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规则的同化力也就是精神文化领域的奴化。鲁迅最痛恨的就是这种卑怯、虚伪和自欺欺人。卑怯、奴性要服从现状；虚伪要粉饰现状；自欺欺人要逃避现状。这几样东西相辅相成，组成一种带有奴性色彩的心理结构。
吕纬甫精神上的堕落是有一个长期演化过程的。他的思想早年是激进的，有很强的反封建意识。但这么一个人物在整个社会心理、社会行为都按旧的规范运动的包围中，感到筋疲力尽，经济上找不到出路，心理上找不到共鸣，四处碰壁，只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仿佛整个社会都是他的敌人，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行为模式组成的恢恢天网，让他想逃也逃不出来。社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每个人分属一定的群体... -->>
编者按 觉醒者与麻木者往往形成一种精神和思想上的对峙，这种对峙来源于史笔的评判，于是麻木者与愚昧者联合起来，企图将很多东西搅在一起，混淆视听，我想，这就是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应该清理或者整理的地方。可惜时代留给我们的时间太少了。 五四时期，一大批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鲜明的树立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展开猛烈的进攻。他们反对袁世凯之流推行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主张政治民主和思想文化民主；反对封建文化传统的迷信、屈从、恭顺，主张解放思想，尊重科学，对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评价；反对保守复古，主张革新创新。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渴望摆脱束缚它们发展的封建枷锁，以获得更广大的发展空间，它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来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这股强大冲击力，曾经撞击着“中国”这个当时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灵魂。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人的观念发生巨大嬗变的时代，是人觉醒的时代。郁达夫坦言：“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展。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人的觉醒，渴望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渴望人性的尊重，渴望自身潜力的尽情发挥。这种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是一股惊人的创造力量，是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进步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事物的矛盾性，决定了它必然也是一股惊人的破坏力量，是彻底推翻不合理的、腐朽的、落后的社会规则和道德的主力军。
这种觉醒首先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西方学者曼海姆在著名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这表明: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诸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这段话可以准确概括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特点，他们长久以来都有着深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情怀。它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繁衍，已经内化成炎黄子孙共有的民族理念。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苦闷于国家的孱弱，四处寻觅能照亮前方道路的灯塔时，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传入了中国，当他们看到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以其旺盛的生命力，使所在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巨大转变时，一种基于朴素爱国热情的强烈改革旧中国落后挨打面貌的愿望被强烈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接受和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那是一个黑暗、令人恐惧的时代，但也是各种社会思潮兴起，充满创造力的时代。
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这样描写当时先行者代表吕纬甫的言行：“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胡子的时候，连日里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拔神像胡子、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看似极其平常的生活琐事，却蕴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改革精神，是对国家、社会强烈的承担感。国家、民族的命运牵动了许多知识者的心灵。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胡适的倡导好人政府，到抗战时期众多文人的战斗激情，正是这样一种深厚执著的民族感情在感召着他们，与此相适应的，知识者身上必然具备另一显著的特质:叛逆精神，即颠覆传统，否定、嘲弄一切偶像。反映在小说人物身上，便有了“拔神像胡子”之类的举动。与此相应成趣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像章太炎的特立独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等等。由此可见，爱国激情、叛逆精神已成为那个时代知识者的一种精神标识。然而可惜的是，这种革命激情在20世纪初的内忧外患的中国往往无法长久，在顽固的封建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者绝不甘心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掌控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势力强大。相比之下，觉醒者们却只能凭由脑海中一幅幅未来美好生活图景所激发出的精神力量赤手空拳与狼群们撕杀，这注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必然要遭受种种挫折。面对这种困境，他们不可避免的产生分裂。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中感叹道：“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知识分子们在五四运动退潮期间，各人经历殊绝，成败相异：有的名声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走上马列主义道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员；有的变成反动政客或官方的御用文人，有的则走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但大部分则是由激进变颓唐，直到最后堕落，或者由保守变进步，各自写下自己的悲剧历史。
鲁迅曾这样说：“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一言蔽之，中国势力强大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控制人民的意识观念，他们极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传统伦理，而这种荒谬的理论披着“维护国家统一”的光鲜外衣，极具欺骗性。中国传统社会就是靠这种伦理道德对全民意志的控制来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稳定，对任何胆敢挑战封建主义价值观的个人和集体，哪怕它只是那么一点星星之火，也会竭力采取种种手段围追堵截，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极悠久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度里，想让它有哪怕一点点的进步，都是极困难的，更何况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化。险恶的环境客观上要求中国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会有许许多多的先驱者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也会有不少原来的先驱者经受不起磨难而堕落。这就是革命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是一个在无路可走的境遇中销蚀了自己灵魂的悲剧人物。他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敢于对抗强大的封建势力，如前面所说的“到城脾庙去拔掉神编者按 觉醒者与麻木者往往形成一种精神和思想上的对峙，这种对峙来源于史笔的评判，于是麻木者与愚昧者联合起来，企图将很多东西搅在一起，混淆视听，我想，这就是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应该清理或者整理的地方。可惜时代留给我们的时间太少了。像的胡子”然而，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吕纬甫经不起挫折而灰心丧气，他不再与封建势力继续抗争，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变得苟且偷生、浑浑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教孩子们那些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他这样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这种自嘲，带着深沉的绝望，是作者对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生存状况一针见血的评论。而作者另一部重要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的遭遇更让人扼腕叹息，魏连殳曾是一个充满改革精神的独行者，他曾那样的藐视一切封建道德理念规范，但他在现实中到处碰壁—失业、受人污蔑。封建势力想尽办法扼杀他的生存空间，最终他用近似自戕的方式投靠了杜师长，用堕落来对抗这个黑暗社会对他的压迫而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当他们突破重重障碍勇敢的在一起时，却发现他们无法容身于这个社会，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一一击碎。文章的最后，作者用子君的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在中国这个封建势力极端强大和顽固的社会里，觉醒者们想在泥泞中开创和保留个人的独立空间，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是幼稚和必将失败的。
那他们从觉醒到反抗到消沉、堕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小说中的“我”问在同乡家教书前的吕纬甫，曾做过什么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沉思似的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这里，作者隐喻的表现出吕纬甫之前在经济上的困境。封建势力在经济上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压迫，造成他们生活痛苦，逼使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难以生存，最终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下，一步步的从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沦落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
而相比经济上的压制，文化上的软性压制在迫使先进知识分子丧失其独立人格方面起的作用更为关键。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以伦理政治和群体为本位的，儒家文化的伦理本位不是关于“人”的思考，而是关于“做人”的要求；它的价值尺度是群体至上，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模式下，人们建立起种种规范，约束人的思想和道德的条律，塑造着固定的人格。排挤、惩罚着旧思想和旧道德的“偏离者”在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中，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是否能为社会所认可和保护，不是在于其思想的独立与人格的真诚，而在其是否适应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规则的同化力也就是精神文化领域的奴化。鲁迅最痛恨的就是这种卑怯、虚伪和自欺欺人。卑怯、奴性要服从现状；虚伪要粉饰现状；自欺欺人要逃避现状。这几样东西相辅相成，组成一种带有奴性色彩的心理结构。
吕纬甫精神上的堕落是有一个长期演化过程的。他的思想早年是激进的，有很强的反封建意识。但这么一个人物在整个社会心理、社会行为都按旧的规范运动的包围中，感到筋疲力尽，经济上找不到出路，心理上找不到共鸣，四处碰壁，只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仿佛整个社会都是他的敌人，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行为模式组成的恢恢天网，让他想逃也逃不出来。社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每个人分属一定的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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